尼采、布克哈特与人文教育的后现代困境

1、1869年，尼采（Nietzsche, 18441900）从德意志东部的莱比锡来到瑞士西北部比邻德法的重镇巴塞尔。当时，普法战争尚未爆发，德意志帝国（18711918）也还没有诞生。按今天的情况来讲，时年25岁的尼采至多是个刚考上博士的研究生，而他却是因受聘为巴塞尔大学古典学教授而来。3年后，尼采发表了悲剧的诞生（1872）。在随后4年里，尼采连珠炮似地发表了四篇“不合时宜的观察”：大卫施特劳斯：自白者与作家（1873）、论史学对生活的利弊（1874年初）、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1874年底）和瓦格纳在拜罗伊特（1876）。尼采后来坦陈，前三篇“不合时宜的观察”实际上写于悲剧的诞生之前。1按照这一提示，我们值得意识到，如果没有充分理解前三篇“不合时宜的观察”尤其是第二篇论史学对生活的利弊，那么，他的悲剧的诞生很难得到恰当的理解，而我们迄今偏偏看重悲剧的诞生，对“不合时宜的观察”却不太在意。朗佩特（Lampert）说得好：论史学对生活的利弊描绘了现时代的状况，并点燃了反现代性的精神战火，尤其反对所谓的“历史感”，或者广义上说，反对当代人对科学的理解。一个人能否抗拒自己的时代？一个科学的和史

2、学的人（像尼采那样）能否抵抗自己所处的科学与史学的时代？2这里所说的“科学”与其说指如今理工类的“自然科学”，不如说指当时正在形成的人文社会科学，即广义上的人文政治教育。四篇“观察”极富修辞色彩，风格有如古希腊的演说辞，充满“修辞性推论”，依次论及神学家、史学家、哲人和艺术家。我们知道，基督教神学在中世纪的欧洲一直占据支配地位，但自文艺复兴以来，哲学从神学手中夺取了“科学”的王位。与哲学一同崛起的还有史学，但哲学没有想到，史学会在不久的将来从自己手中夺取“科学”的领导地位。由此来看，四篇“观察”的论题及其顺序实际隐含着某种思想逻辑。01普法战争与德国教育的危机尼采恰恰出生和生长在这样的时代：史学强劲崛起，大有取代哲学之势。第一篇“观察”第一节临近结尾时，尼采写到：德国人把所有时代和所有地区的形式、颜色、产品和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堆放在自己周围，并由此造成了那种现代的年货市场的五彩缤纷，而他的学者们（Gelehrten）又要把这种五彩缤纷视为和描述为“现代自身”（Moderne an sich）。3这段话里的关键词有三个：德意志人学者们“现代自身”。如果德意志人与学者们的关系是受教育者与教育

3、者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说，尼采的“不合时宜的观察”的基本主题是德国的教育问题。1871年元月，普鲁士军轻松击败法兰西第二帝国军队，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镜厅举行“德意志帝国”皇帝登基仪式，德意志人无不欢呼雀跃。尼采的第一篇“不合时宜的观察”一开始就发出警告：这场“巨大的胜利”对德意志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危险”。4因为，德意志人“富起来”和“强起来”这一有目共睹的现实让人看不到德国的教育正在经历彻底失败。更要命的是，新生的德国人并没有意识到，德国教育的失败最终会断送德意志人的“强起来”。我们知道，自拿破仑战败之后，普鲁士王国的教育事业搞得有声有色，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领域，好些新兴学科都在欧洲引领潮流，史学就是突出典范。尼采所谓“德国人把所有时代和所有地区的形式、颜色、产品和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堆放在自己周围”，说的就是德国的史学界。尼采的“不合时宜”之见的矛头明显针对德意志人文教育的史学化。第一篇“观察”痛斥的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 18081874）虽然是个神学家，但他的耶稣传：考据式作法（Das Leben Jesu：Kritisch Be

4、arbeitet）却是以“史学方式”把神性的耶稣还原为历史的耶稣。5德国的现代化教育如此发达，明显已经领先欧洲各大国，尼采为何说德国教育正在经历彻底失败？在尼采看来，史学在国家的人文教育中夺取了法官地位，无异于知识领域的一场民主化革命。学者们纷纷膜拜史学的所谓“客观性”，不明就里地模仿所谓“史学方法”，屈从于形形色色的史学原则，却没有意识到这仅仅意味着学人心性的沦落。尼采终其一生都在与这种学人心性的民主化搏斗。6在他完全病倒之前发表的最后的作品之一善恶的彼岸（1888）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话：如今，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地位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改变，显得那么理所当然。科学家的独立宣言，科学家摆脱哲学后获得解放，这是民主活动或曰民主暴动的较为积极的作用之一：学者的自我美化和自我抬举在当下遍地开花，春风得意但并不等于说，自夸在这种情况下就散发着诱人的芬芳。群氓的本能在此也想要“摆脱所有主子！”科学抗拒神学并获得了无比辉煌的战果，科学多少年来一直是神学的“婢女”，现在却得意忘形、失去理智，一心要为哲学定规矩，并自个儿扮一回“主子”，也就是充当我怎么说来着！哲人。（格言204）7这段话出现在善恶的彼

5、岸第六章“我们学者们”的开篇第一则格言，它为我们清楚地揭示了尼采不到30岁时在不合时宜的观察中所表达的敏锐直觉。在18世纪，“科学”和“哲学”还不是两个分庭抗礼的名称，科学属于哲学。现在，“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宣告“独立”，自立门户。这里的“科学”不仅指自然科学，更多指如今的人文社会科学。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尼采为何说“科学家摆脱哲学后获得解放，这是民主活动或曰民主暴动的较为积极的作用之一”。我们若明智的话就应该进一步问：“民主活动或曰民主暴动”又是怎么来的呢？离了大学甚至中学教育，会有后现代式的“民主暴动”？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是哲人对史学的挑战做出的强烈反应，但随即遭到史学家的反弹。可以说，尼采的四篇“观察”是继黑格尔之后从哲人立场对史学的挑战做出的更为强烈的反应：前两篇“观察”明显带有批判性，第三篇颂扬哲人叔本华（Schopenhauer, 17881860），第四篇颂扬具有“意志哲学”精神的艺术家瓦格纳（Wagner, 18131883），由此才引出“肃剧诞生于音乐精神”的论题。在善恶的彼岸的上引格言中，尼采还说：年轻学者趾高气扬，对哲学不屑一顾，但在他们的这一行为背后

6、，其实是某位哲人自身造成的恶劣影响，尽管大家基本上决定不再对他言听计从，却并未从他唾弃别的哲人这一怪圈中走出来结果就是对所有哲学的一概否定。（在我看来，比如，叔本华对当今德国产生的影响就是如此。他把一股无名火浇在黑格尔头上，使得近来整整一代德国人与德国文化完全决裂，而这种文化是殚精竭虑修炼而成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高度和前瞻之美。从大的方面来看，或许主要是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简而言之是新一代哲人自身的贫乏，最彻底地破坏了对哲学的敬畏，为群氓的本能打开了大门。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现代世界在何等程度上背离了包括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恩培多克勒在内的所有庄严辉煌的精神隐士的行为方式8什么是“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说来我们自己也会感到惊讶：尼采指的是“人文主义”教育所传授的东西。由于我们自己无不是这种教育培育出来的“学人们”，我们才认识不到自己身上有太多“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这里出现的“我们的现代世界”这个表达式与第一篇“观察”中的“现代自身”一脉相承。若对比不合时宜的观察和善恶的彼岸，我们可以发现，两部作品都关注“学人们”与“现代自身”的关系。“学人”不是“哲人”，而是“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地位

7、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改变”的结果，“现代自身”意味着“为群氓的本能打开了大门”，从而，“我们学人们”无异于“民主暴动”的教唆者。在第一篇“不合时宜的观察”中，尼采开宗明义提出的问题即“我们学人们”自身的问题：“有教养的市侩”（Bildungsphilister）或“有学识的市侩”（der gebildete Philister）的诞生得归功于现代式的人文主义教育。恰恰在这个文脉中，尼采对时代所崇拜的史学提出了异议：正是这些惬意的人，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宁这个目的而对历史施暴，试图把一切有可能干扰惬意的科学，尤其哲学和古典语文学都转化为史学。凭借历史感，他们在热情面前拯救了自己，因为，史学并不像歌德也会误以为的那样再产生热情，毋宁说，恰恰麻木不仁才是如今这些非哲学的欣赏者们试图历史地把握一切时的目标，对这些人来说nil admirari没有任何东西值得赞叹（贺拉斯句）。9把哲学和古典学转化成社会科学化的史学不正是19世纪以来的新人文主义取向吗？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朝这个方向奋进。善恶的彼岸论“我们学人们”的开篇格言最后写到：在今天，科学蒸蒸日上，脸上写满了问心无愧的良知；与之相比，现代哲学整体上江

8、河日下，今天残留的那一部分不说引起讥讽和同情，那也至少是令人怀疑和不悦。只剩下“认识论”的哲学，确确实实地沦为一种怯懦的存疑论和放弃说：一种不跨出门槛半步，尴尬地拒绝进入的哲学这是苟延残喘的哲学，意味着终点和痛苦，只能让人怜惜。这样一种哲学怎么能施行统治！10如果我们把这里的“科学”一词理解为“史学”，那么，这段结束语的含义会更为明晰。事实上，后现代的史学家们的确觉得自己的“脸上写满了问心无愧的良知”。奇妙的是，我们学界的中国古代史“学人们”尤其觉得自己的“脸上写满了问心无愧的良知”，因为他们自认为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事实上，除了只会在古史研究中尖起眼睛看专制要素和在现实中不与任何政体合作，他们不知道何为“自由精神”。据笺注家说，尼采在这里对史学家的指控针对的是兰克（von Ranke, 17951886）和蒙森（Mommsen, 18171903）。在笔者看来，恐怕未必如此。我们必须注意到：四篇“不合时宜的观察”有三篇的标题都明确指向一位人物（大卫施特劳斯叔本华瓦格纳），唯有第二篇论史学对生命的利弊的标题没有人物这是为什么？或者说这是偶然的吗？02“人文主义的巴塞尔”与教育

9、家布克哈特在尼采的思想和写作生涯中，第二篇“观察”的地位非常特别，甚至比悲剧的诞生更为重要，因为它与人性的，太人性的快乐的科学，尤其是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有更为直接的连带关系，尽管对于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关系，思想史家们的看法并不相同。在笔者看来，第二篇“观察”的标题其实也指向了一个人物，即著名的史学家布克哈特（Burckhardt, 18181897）。第二篇“观察”的标题没有明言布克哈特，仅仅因为尼采与这位学界前辈有一种特别的关系。倘若如此，我们首先得了解尼采与布克哈特的关系，才可能更好地理解第二篇“观察”。青年尼采来到巴塞尔时，这座源于古罗马帝国东北边疆要塞的古老名城已经有两位德意志“文化名人”，他们都出生于巴塞尔望族：巴霍芬（Bachofen, 18151887）和布克哈特。尼采来到巴塞尔后，很快与巴霍芬和布克哈特熟络起来：他不仅一度是巴霍芬家中的常客，还经常与布克哈特在露天喝咖啡聊天。这是26岁的尼采最为幸福的时光。在1871年的一封给朋友的信中，尼采这样写道：我和布克哈特度过了一些美妙的日子，我们之间有过多次关于古希腊的讨论。从这个角度出发，我相信现在可以在巴塞尔学到一些东西。尼采到巴塞尔一年后，比尼采年长7岁的神学家欧维贝克（Overbeck, 18371905）也因受聘为巴塞尔大学新约神学和教义史教授从莱比锡来到巴塞尔。他与尼采共租一栋楼房，做了5年邻居，直到1875年结婚搬出。这三位人物后来都成了欧洲后现代思想史上的大名人，无巧不成书，他们都与新兴的史学有关。布克哈特不用说了，他是史学科班出身，兰克的及门弟子。巴霍芬同样是史学科班出身，早年先后在德意志学界的史学重镇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研究古代史，尽管他最终在巴塞尔大学以论古罗马的公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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