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权力转移与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视角下的国际传播理论研究.docx

全球权力转移与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视角下的国际传播理论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传播在中国传播与媒介研究领域渐成显学，这与当前国际关系发展态势及中国国家诉求相符随着美苏争霸的冷战局面结束，美国一家独大的国际关系体系渐近尾声，中国等金砖五国兴起带来了全球权力转移（沈丁立，2009；赵月枝，2013），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全球化景象日益获得反思，国际传播理论研究也亟须寻找新的范式，以及与实践弥合的新空间本文对“二战”之后涉及国际传播理论的主要学术研究进行梳理，探讨了其基本分类，随后结合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与“二战”后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斗争脉络进行分析，将之分为三种范式，从而为中国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寻求新的道路一 国际传播理论的分类法国际传播理论纷繁芜杂，其分类也各有说法英国学者达雅屠苏在《国际传播：延续与变革》一书中列出了10种理论流派：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结构帝国主义理论、霸权理论、批判理论、公共领域、国际传播文化视角、信息社会的理论、全球化语境、21世纪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中国学者关世杰在《国际传播学》一书中以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列出了数十种理论类型此外，如李晓冬与洪浚浩的对谈（1997）、沈国麟与科林斯帕克斯的对谈（2013）、周亭（2009）、郜书锴（2009）、卢嘉与史安斌（2013）等均对国际传播理论做了不同程度的分类和梳理，提出了相应的观点。

国际传播理论的分类较为繁难，其原因在于两点：一是这些理论层次不一、范围广泛、跨越学科，呈现多元化的框架；二是作为知识的国际传播理论总是与全球地缘政治和国际意识形态争论融合在一起，不免多有讳笔和遮蔽之处总体而言，主流的学术成果形成于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也包括印度、拉美和其他地区，主要涉及三个学科第一个是政治科学（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外交研究等）从政治学和外交研究基础上开展的国际传播研究（Manheim，1984、1994；Tuch，1990；Wang，2006），通常以国家间关系（尤其是政府间关系）为焦点，以国家形象、外交活动的效果和策略为焦点第二个与人类学渊源颇深，多表现为跨文化传播研究（Hall，1959；Hall & Whyte，1963；Scollon，1995；Bennett，1998），其特征为强调传播作为社会活动与文化活动的基本规律，对不同文化群体和民族国家的传播主体、语言与符号系统、文化障碍等进行分析此类研究与前一类的区别在于脱离了政治活动的色彩，而且强调文化之间的交往第三个则是传播与媒介研究有的学者侧重媒介的权力实效，思考国际传播的政治性，与政治学和外交学的国际传播研究交相映照。

也有的学者侧重批判，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国际传播的权力关系与抗争进行比较（Schiller，1971；Lee，1980；Tussu，2006；Zhao，2008），包括媒介帝国主义、全球媒介产业的分布与运作、全球传播新秩序等另有学者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文本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中的流动进行解码，思考文本和受众解读的脉络化，以及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关系（Liebes & Katz，1990；Livingstone，2001；Edensor，2002）除了“纯粹”的国际传播理论之外，还有大量的理论成果并不单单着笔于国际传播，而是从宏观层面对国际关系与世界体系进行探索即以“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而言，立足国际政治与经济的总体性脉络，却对国际传播的理念与实践意义深远本文以传播与媒介研究领域内的国际传播理论为线索，兼及另外两个学科，同时更将相关的基础性理论纳入视野进行分析本文选取葛兰西主义的视角对之进行观察二 葛兰西视角与文化领导权本文借鉴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和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Hegemony，或译“霸权”）理论，将国际传播问题视作一个种种意识形态“角斗”和“争竞”的场域，有助于在其中辨析各种理论流派之间的差异与其达成的共识。

之所以选择“文化领导权”而非“霸权”的译法，是为了区别于国际关系中常常使用的“帝国主义霸权”这样的政治性判定葛兰西对于文化领导权做了这样的阐释：“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1]此处葛兰西所谓的“领导权”，指的主要是在武力统治之外获得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主导权力在他看来，一个社会中总是存在着各种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观念，它们是阶级意识的产物，而它们之间的竞争与共识成为社会共同的思想基础虽然葛兰西的观点主要是对一个国家内部的阶级状况做出的解析，但他的理论也适用于对学术领域思想状况的理解文化领导权理论的主要启发点有二首先，在国际传播学术领域（包括价值理念体系国际传播研究在内），也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分化与对立，具体而言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传统的殖民者发展而来）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对立，这两组国家的“有机”知识分子也对整体国际关系格局包括国际传播格局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这可以理解为这个领域的主导权之争。

其次，这些理论之间，既存在着差异和争竞，但也不一定是“西风压倒东风”或反过来的状况，而是存在着中间状态和混合状态，也是一种不断寻求着共识和结盟的结果因此，我们把有关价值理念体系国际传播的理论资源按照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示范分成三组，一组是20世纪以来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形成的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和软实力理论，一组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内部反对派中形成的依附理论、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和后殖民理论，还有一组是介于中间与混合状态的跨文化交流理论和公共领域理论我们对这三组理论的比较分析，可以引导我们发展出一套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价值理念体系作为国际传播的新理论三 国际传播理论背后的文化领导权之争如前所述，国际传播理论是与“二战”之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整体脉络，以及世界地缘政治的发展相呼应的斯巴克斯标出了国际传播理念演变历史中的三个关键性时期：1947年冷战的开始，1968年激进主义的全球浪潮，1989年苏联的解体（沈国麟，2013）这一时期的整体特征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呈现了新的方式，不是以传统的地理和身体控制为主，而是以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控制为主；对核心资本主义的对抗也不仅限于国家政治，更体现为全球文化抗争实践的崛起。

社会和政治理论的话语也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标杆，体现了全球性的斗争态势1.西方理论代表：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与软实力理论所谓现代化理论，蕴涵着这样一个假设，即18世纪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是一种现代社会形态，而与之不同的多半是一种传统社会形态，它们之间是有着新与旧、高与低、先进与落后的差别的因此，传统社会国家应该寻求的就是向现代社会积极转型这种理论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二战”结束后在美国兴起的，其典型代表就是丹尼尔勒纳的著作《传统社会的消逝》（1958）勒纳对中东地区的土耳其、叙利亚、伊朗等国做了广泛的调查，认为这些国家正处于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之中，尤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大众媒体在这个转型中的核心性作用，它成为现代化的加速器勒纳的研究激发了一系列被称为“发展传播学”的研究，其代表成果是威尔伯施拉姆（1964）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埃弗雷特罗杰斯（1962）的《创新的扩散》等施拉姆强调说，在发展中国家，信息流动的需要是特别迫切和普遍的，“如果信息流动和传播渠道不适应于这些任务，它们就必须建设到所需要的水平”[2]如何建设呢？就是仿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建立本国的大众媒介体系，进而使整个国家走上与西方国家相近的道路。

现代化理论或发展理论有一个重要问题，即假设西方模式具有先进性，是一种值得推广的范式，与之不同的道路均需进行调整然而这种理论及其实践的结果，可能不仅造成全球发展模式的相似性，甚至使得发展中国家被纳入一种以西方国家为核心的世界体系之中，成为其附庸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与冷战思维和对抗思维不谋而合，下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而亨廷顿的理论表面上将文明之间的争竞作为世界体系的主要方面，但实质上掩盖了既存的全球不平等体系状况近年来流行的“软实力”理论，实际上是这些理论的当代翻版在中国，“软实力”（Soft Power）成为中国国家崛起讨论中的一个关键词但也恰恰是这个词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和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对中国的软实力做出了较低的评估2012年1月27日，约瑟夫奈教授在《纽约时报》撰文，题为《为何中国的软实力偏弱？》他在文中提出：“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增长，这引发了其邻国的恐慌，它们寻求盟友来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硬实力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同等增长，那么它的邻国不会那么着急去找盟友例如，加拿大和墨西哥并没有寻求同中国结盟来制衡美国力量，正如中国的亚洲邻国如今所做的那样。

[3]在2012年2月16日的一次演讲中，约瑟夫奈进一步提出，虽然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崛起，但尚不能取代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原因有四：首先，中国的经济总量虽然有望超越美国，但人均GDP和创新能力等关键数据仍远远不足；其次，中国军事实力与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再次，也是关键一点，即使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能够赶超美国，但软实力差距的缩小却非一日之功；最后，中国获得国际社会信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这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结果，即中国积极拥抱西方理论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却恰恰将评价的标准拱手让人这是一种话语权的旁落，如果用“软实力”来说的话，恰是软实力不足的一种表现[4]但真正值得反思的是，这样一种理论源出于美国一家独大、作为模板的西方语境，它本身一方面忽略了全球权力不平等的状况，另一方面进一步确立了西方作为发展前景与目标的道路沿着这样一种理论指引的方向，只能是发展中国家成为以西方为核心的世界体系中的附属者和他者，而不是真正的主导者2.反西方理论代表：依附理论、媒介帝国主义与后殖民理论实际上，正如“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主导的模式受到广泛国际挑战一样，在国家发展、国际关系和传播研究领域，对现代化与发展理论的挑战也从未停止。

20世纪60年代，以拉美和北非为核心，一种被称为“依附理论”的学术思潮就针对现代化理论提出了质疑其代表者包括让索马维亚（1976）、萨米尔阿明（1976）、贡德弗兰克（1969）等人他们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全球发展的历程，指出在资本主义文明诞生之前，西方从来就不是世界的核心；而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将世界纳入其主导体系的进程在拉美、中东、非洲、东南亚等地，一些国家自身发展的结果，就是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成为新型的后殖民地，为其提供资源、劳动力、市场等这种主导—边缘的体系是一种不合理的状况在媒介领域，来自第三世界的学者和英美等国的批判理论家都提出了相应的解释，认为媒介成为新的殖民手段，国际传播沦为一种不平等关系下的不合理秩序，而这是一种新兴的媒介帝国主义阿芒马特拉、阿里尔多夫曼等人在拉美国家研究的结果凝结在《解读唐老鸭：迪斯尼动画中的帝国主义》（1975）一书，指出了现代文化的全球流通对国际不平等秩序的支持赫伯特席勒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1969）中明确提出：“大众传播目前已经成为正在浮现的美帝国的支柱‘美国制造’的讯息在全球传播，发挥着作为美国国家权力以及扩张主义的神经中枢的作用。

‘贫穷’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形象越来越受到美国信息媒介的监管发展中国家在态度产生和意见形成方面的国家权威已经被削弱，并且正在让位给强大的外部势力国际信息管制的设备和硬件由高度集中的媒体联合公司所掌握，这些媒体联合公司主要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