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回眸1[策划].doc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回眸　　一、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可以说，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依然是紧紧围绕着这个主线展开的，所不同的仅仅是双方各自的学派更为繁杂，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加泛化，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一）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的一种比喻，并最终演变成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

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俄林和林德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学派在1929-1933年大危机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秉承该学派的理论先驱威克塞尔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以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为其佐证与支持，运用宏观动态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混合经济理论”，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　　如果说上述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提出质疑、抨击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对其进行的“局部革命”的话，那么，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则是对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的有效需求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流派都做不到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后来被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其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总需求水平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

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宏观管理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常规政策凯恩斯主义影响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走势，使西方正统经济学说的理论核心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转折点，“凯恩斯时代”也由此正式开始，凯恩斯本人成为“战后繁荣之父”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体制论退出了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斯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各领风骚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比如芝加哥学派（注：由于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绝大部分都曾在芝加哥大学任职，所以有人称之为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就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对新古典的回归和与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相抗衡，坚持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

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注：参见〔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结构——与批评者商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货币稳定方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

弗氏认为，1929-1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注：《弗里德曼：历史终于向他低头》，见　　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率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1979年撒切尔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注：Ramesh Mishra,The Welfaar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Harvester Wheatsheaf,1990.pp.20-21.）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并实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是最大的干预　　在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60年代末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这个需求管理的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这样降低税率便成了开给白宫的“药方”这个药方基于三个理论假设（注：William Niskanen, Reaganom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第一，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虽然一贯自诩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标榜自己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国家干预供给与干预需求岂不是“半斤八两”？供给学派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就是大幅减税：1981年第一次总统预算将非劳动所得收入的最高税率从70%降到50%，把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由28%减到20%其结果是，“1983-1984年，美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复苏，使失业率降了下来，到1986年，失业率回到70年代末期水平”（注：Ramesh Mishra,The Welfaar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Harvester Wheatsheaf,1990.pp.20-21.）开出的“药方”都是减税，但支撑撒切尔主义的货币学派哲学与支持里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理念却大相径庭，前者是不增加财政赤字、实行紧缩，而后者是假定减税可以增加生产供给活动进而提高产出和减少赤字　　二、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一）“张伯伦革命”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正如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注：G.J.斯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5页这三个传统分别是：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将他那个时代的垄断现象看做是国家赋予的专营特权、对垄断和勾结行为无需采取什么行动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经济学》中仍然认为“在今天，把竞争当作普遍现象和把垄断当作例外是比较合理的”（注：转引自高鸿业等编著《垄断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4-15页。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大学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