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共青团组织改革的评价维度与影响因素-基于全国六省市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docx

深化共青团组织改革的评价维度与影响因素基于全国六省市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 作为执政党的团员青年组织——中国共青团，伴随执政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使命责任的变迁发展，不断推动自身的改革创新，实现适应性调整变化共青团的组织改革发展，是嵌构在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关系体制框架之中的，没有党的组织体制的适应性变化，也就没有团的组织改革问题同时，随着广大团员青年群体成长需要、利益诉求和表达方式的调整，共青团的组织功能必须做出许多适应性的变化深化共青团组织的改革，旨在让共青团真正履行好团结、联系和引导团员青年的职能，将亿万团员青年聚合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周围，齐心协力，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15年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提出共青团改革应该坚持“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启示我们需要综合多个视角来评价共青团组织改革的逻辑及现状本文从共青团组织在党的领导下适应社会转型进程、深化组织改革的时代命题出发，利用全国团员青年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影响各方主体评价共青团改革的多种因素一 文献与理论：共青团组织的社会适应与改革评价20世纪70年代，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建立了一个分析发展中国家政党体制演化的三阶段模型：转型、巩固与调适，其中调适指的是执政党对经济社会变迁压力的适应性结构变化。

[1]亨廷顿的阶段演化模型成为后来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演变的重要理论基础一些学者指出，在中国这样快速转型的社会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政治体制也经历一定程度的调整，以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与新挑战[2]美国学者狄忠蒲（Bruce J.Dickson）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党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队伍结构进行改造提升，以及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人士吸收到党内等多方面的改革举措，增强了自身权威性，比之前“更具适应性和坚韧性”[3]根据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已经由“转型阶段”和“巩固”阶段迈入第三阶段——“适应”阶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在该阶段将面临新兴社会力量涌现、新的社会集团和社会组织积极参政的形势，将推进组织改革[4]中国共青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为承担一定社会组织功能的社会团体，也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政党组织改革而不断改革和发展，但是相关的实证性学术研究十分薄弱[5]进入21世纪以来，境内外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领域开始注意并研究中国共青团精英群体对中共政治精英体系的甄补作用。

例如，台湾学者寇健文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共青团对党的“干部输送”功能，讨论共青团干部群体的影响力问题[6]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李成[7]、怀特[8]等政治学者从代际政治的角度讨论过共青团精英群体的政治角色不过这些研究偏重“精英政治”层面的研究，对中国共青团的组织定位、组织功能与组织发展之间的联系缺乏系统的分析，缺乏直接资料来实证研究中国共青团的具体的发展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的战略高度，领导和部署包括共青团在内的党的群团改革，对团员青年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2015年召开的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指出，共青团作为党领导的先进团员青年的群众组织，必须高度警惕脱离团员青年的倾向，始终坚持团员青年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党联系团员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把广大团员青年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根据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的精神，本文从实证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思考如何评价共青团的组织改革，着眼于共青团组织内部和共青团组织外部之间的关系，更加注意时代发展变化对于社会各界评价共青团组织和团的工作的影响对共青团组织内外关系的评价和研究，是探讨新时代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组织变革的基础研究工作，有助于推进对我国政党组织体制适应社会发展变革的研究。

因此，评价共青团组织改革，一方面要借鉴国内外社会组织的评价体系，另一方面也要区分共青团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差异性，坚持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评价标准，既要组织团员青年、引导团员青年为党政中心工作服务，又要切实满足团员青年需求、维护团员青年利益，这是团组织工作评价的核心所在二 共青团组织发展的实证分析：维度、变量与数据来源（一）评价维度从行为科学角度来看，组织发展是利用行为科学的技术和理论，对组织进行有计划的改革过程，主要包括组织的数据收集、诊断、行为规划、干预和评价[9]本文借鉴组织发展的概念，并从执政党团员青年组织的角度来进一步分析：由于中国共青团是执政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保证“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政治性”的前提下，对共青团组织发展的评价指标可在“先进性—群众性”和“组织内部—组织外部”两个结构上构建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ideal type）的分析框架，作为推进实证研究的理论框架在“先进性—群众性”这一层结构上，“先进性”的特征是与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性质相一致的，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西方代议体制下以竞选为主要功能政党的显著特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团员青年组织，中国共青团也始终具备“先进性”的特征。

一是在发展体系的先进性上一致团与党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团是党的有力助手和可靠后备军二是在理想目标的先进性上一致[10]共青团拥护党的纲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行动指南，理想信念、奋斗目标与党高度一致三是在成员的先进性上一致[11]共青团由团员青年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作为积极的、进步的政治力量，在我国各团员青年团体和团员青年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四是在组织原则的先进性上一致共青团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发展，有着严密的组织系统和严明的组织纪律群众性”是与“先进性”相对应的一个维度，而且两者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共青团组织的“群众性”则主要表现为：首先，共青团是用先进思想教育引导团员青年的群众组织；其次，共青团是党联系团员青年的桥梁和纽带，是党开展团员青年工作的主要渠道，通过团组织将团员青年团结凝聚在党周围，并动员广大团员青年为党的任务努力奋斗；再次，共青团以团员青年为主，团员的标准、数量、权利、义务与共产党员有所不同，团的活动方式、教育方法也与党有所区别；最后，共青团围绕团员青年开展工作，代表和维护广大团员青年利益，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

[12]在“先进性—群众性”这一层结构之外，本文还从“组织内部—组织外部”的结构层面进行了归类分析不管是什么类型、什么规模、什么结构，只要该组织处在日益变化的社会中，想要介入日益丰富的社会领域，就必须在两个方面实现适应、协调和发展：一是组织内部成员和部门间的协调，维持和促进组织系统的良性运转；二是适应外部环境，对社会变化做出正向反应，迎接社会变化对组织提出的挑战，抓住社会变化给组织带来的机遇[13]这两个方面也是党团组织发展改革中必须同时兼顾、综合考虑的，放在我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尤其如此基于此，本文所说的“组织内部”则主要指与团员青年相关的群体，即“先进性”的团干部和“群众性”的团员青年；“组织外部”则主要指团员青年以外的群体，即“先进性”的党政领导和“群众性”的社会公众组织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外部环境的动态性，构建良好的动态适应机制；二是适应已发生改变的新环境的要求，及时调整与外界的关系[14]表1展示本文构建的共青团组织发展的评价维度表1 共青团组织发展的评价维度　先进性群众性组织内部团干部的认同与评价团员青年的认同与评价组织外部党政领导的认同与评价社会公众的认同与评价|Excel下载表1 共青团组织发展的评价维度（二）变量设计根据先进性和群众性的评价指标维度，本文将共青团组织在社会结构中发挥的各项贡献度评价作为衡量其先进性的因变量，包括了经济建设作用、政治建设作用、文化建设作用等五个方面的系统评价；将共青团组织团结凝聚团员青年的效果以及团组织对个人的有益程度作为衡量其群众性指标的因变量；此外，本文也将受访者对团组织的总体满意度作为总体评价变量。

在所测量的自变量方面，本文将受访者对团干部的各项素质评价、共青团的四项职能和四项作用现状评价以及共青团的工作组织创新程度和适应社会发展程度作为自变量，通过回归模型分析这些因素对团组织工作先进性与群众性指标的影响，进而总结归纳提高共青团组织能力的具体工作措施需要说明的是，在团干部和团员青年的调查中，由于这两类受访者均为组织内部成员，所以去除了对团干部各项素质评价的测量自变量方面，主要包括对团干部的各项素质评价、共青团的四项职能和四项作用现状评价以及共青团的工作组织创新程度和适应社会发展程度具体来说，团干部的各项素质评价包括政治素养、道德水平、业务能力、学习能力、创新精神、工作作风；共青团的四项职能包括“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党联系团员青年的桥梁和纽带”“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代表和维护团员青年利益”，共青团的四项作用包括“组织团员青年”“引导团员青年”“服务团员青年”“代表和维护团员青年利益”；最后两项自变量包括共青团的工作组织创新程度和适应社会发展程度评价此外，模型中还纳入了性别、政治面貌等人口统计学控制变量三）数据来源2010年10月，“执政党团员青年组织建设研究——以转型时期的中国共青团为例”课题组在全国进行“团员青年组织发展状况”调查，本文所用数据即来自对黑龙江省、河北省、重庆直辖市、福建省、广东省和江西省六省市的团干部、党政领导、团员青年、社会公众四个群体进行的分层抽样调查。

1.调查对象调查对象分四类：一是团员和14～35周岁的团员青年，二是共青团干部，三是党政领导，四是社会公众调查对象按所在单位性质分为10类：党政机关、国有（集体）企业单位、国有（集体）事业单位、非公经济组织、农村乡镇、进城务工、城市街道社区、高等院校、高中（含中专、职高、技校）和初中2.抽样方法问卷的抽样过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选取6个省（市）综合考虑GDP总量、总人口、团员青年人口数量等因素，从全国31个省（直辖市）抽取6个省（直辖市）作为一级样本，具体为：黑龙江、河北、重庆、福建、广东和江西第二阶段：选取12个市（州、区）在已确定的6个样本省（直辖市）中，依照等距原则，各抽取2个市（州、区）作为二级样本第三阶段：选取10类性质的240个单位从二级样本中，按照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单位、国有事业单位、非公经济组织、农村乡镇、进城务工、城市街道社区、高等院校、高中（含中专、职高、技校）和初中10个类别，依照等距原则，每类性质各抽取2个样本单位作为三级样本第四阶段：在每一个单位中选取2名党政领导、3名团干部、7名团员青年和3名社会公众在三级样本单位中，将团员青年、团干部、党政领导和社会公众四类调查对象进行分类，依照等距原则，各抽取符合要求的调查对象（个体样本）作为四级样本。

3.样本分布样本为3600个，分布在6个省（直辖市）的12个市（州、区）共240个单位之中，每个单位的样本量为15个每一个单位15个样本量的具体分配是：党政领导2名，团干部3名，团员青年7名，社会公众3名从市（州、区）来看，平均每市（州、区）发放问卷300份其中，党政领导问卷40份，团干部问卷60份，团员青年问卷140份，社会公众问卷60份从省（直辖市）来看，平均每省（直辖市）发放问卷600份其中，党政领导问卷80份，团干部问卷120份，团员青年问卷280份，社会公众问卷120份三 实证研究发现与分析（一）分析模型根据变量的类型，选用定序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