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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老人研究综述 事实上，人口迁移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留守老人并不是当代偶然的社会现象，但国际上把老年人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的研究历史非常短，对留守老人问题的关注也只是始于20世纪末期在二战之前，学术界涉及老年人的研究大多是从老年医学、老化生物学和老年临床医学等学科角度入手，缺少相关的社会老年学、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等学科视角的研究二战之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口结构因人均寿命延长、控制生育率等出现了明显的老龄化趋势，社会和年轻一代的养老负担和压力明显增加，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在联合国推动下逐渐引起了各个国家的关注，大量的老龄问题研究机构也相应建立了起来［1］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发展中国家普遍进入了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阶段，在这一社会转型时期，很多国家的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大规模的乡城迁移或跨国迁移，在国家正式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非常不健全、老年人主要依靠传统的以家庭为主的非正式支持体系养老的情况下，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与迁移不仅加剧了输出地的老龄化问题，也使得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当各个国家的政府和学者致力于分析和研究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特征、现状及其可能对社会制度结构、输出地和输入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等会带来哪些影响、如何采取应对措施的同时，也逐渐有一些国际组织和发展机构、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因农村劳动力迁移所造成的留守老人问题，我国学术界近几年也开始对这一领域有少量涉及。

下面分别对国内外关于移民与农村老年人问题方面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回顾，并加以评述一 国外研究进展回顾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社会福利体制相对完善，老年人的养老主要依靠退休金、养老保险等正式的社会支持体系，虽然留守老人现象也普遍存在，但子女的外出对家庭养老并不会带来明显扰动，因此关于这些国家老年人问题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如何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方面，与子女迁移相结合的研究不多但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政府普遍难以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有效的物质保障和完善的服务体系，老年人的福利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供养方面还主要依靠家庭中的代际交换，依靠下一代的资源转移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迁移，与人口老龄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等共同被学术界认为是影响老年人养老体系的重要因素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皮特麦当劳（Peter McDonald）（1989）指出，家庭能在何种程度上提供养老保障取决于五个因素：文化（或立法传统）、家庭成员在人口意义上的可获得性和地理意义上的可获得性、家庭成员的经济能力和提供养老的意愿这些因素中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会最终导致家庭养老体系的变化，而迁移正是导致这些因素出现变动的一个诱因［2］。

桥本（Hashimoto）等从宏观层面把影响家庭养老的主要因素概括为人口、经济、政治和文化四个方面，并认为人口因素如人口老龄化、迁移和家庭结构变化等会影响家庭养老资源潜在的可获得性［2］相应地，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和跨国迁移对农村留守老人养老体系的影响、留守老人的现状和需求等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具体来看，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主要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三个方面，国外学者关于留守老人问题的讨论也主要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一）经济供养方面留守老人经济上能否受益于子女的外出，与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政策、经济状况、劳动力迁移特征和地方文化等有直接关系回顾以往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认为是子女迁移对留守老人经济供养的影响是积极的这部分学者指出，子女外出后经济水平得到明显改善，会通过汇款等方式为父母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绝大多数留守老人的经济和福利状况也因此得到改善［3］［4］［5］［6］等其中祖尼加（Zuniga）和赫尔南德兹（Hernandez）对墨西哥留守老人的研究发现，老人普遍鼓励子女外出，因为子女迁移后能增加对老人的经济支持，这些支持不仅可以支付农业生产成本并有所剩余，还能使老人的慢性病有钱医治［7］。

克诺德（Knodel）和沙恩迪恩加（Saengtienchi）通过对泰国4个村庄留守老人的案例研究，考察了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给老年人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发现尽管受益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大多数老人的物质条件在子女外出后都有所改善，只有少数老人因子女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收入水平较低和不需要子女提供支持而在经济方面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另一类则认为子女外出对留守老人经济供养的影响整体来说是负面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指出，由于子女的支持水平较低或支持的意愿降低，与家庭的联系减少或被阻断，子女外出并没有明显改善甚至恶化了老人的经济状况［8］［9］［10］［11］等例如，麦克瓦恩吉（Macwan’gi M.）等对赞比亚乡城迁移的研究发现，年轻人外出后一般就永久留在迁入地，和迁出地的联系非常少由于受到赞比亚经济危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迁出子女并没有为留守农村的老人提供充足、稳定的支持一项对阿尔巴尼亚南部山区农村年轻人跨国移民（主要流向希腊、意大利）的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后很少会返回家乡，很多老人被子女遗弃了因为缺少子女的物质支持，加上该国正面临的经济危机和福利体制的崩溃，这些老人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有的甚至以草和树叶为食［11］。

斯格尔顿（Skeldon）对外蒙古、泰国以及中国大陆、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人口迁移的研究结果同样表明，子女外出导致老年人的贫困化问题更为严重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指出，国内或跨国迁移会淡化孝文化、降低老年人和社区对子女的控制能力，从而削弱农村老年人的经济供养体系［12］［13］［14］二）生活照料方面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结构、居住安排和两代人之间空间距离等因素的影响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子女外出会改变这些因素，影响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供给，主要表现为：家庭结构小型化，作为家庭养老基础的联合家庭、主干家庭和代际同住现象减少［15］［16］；提供照料的人数减少［17］；家庭成员提供照料的能力降低，可以利用的资源减少［11］［18］；女性的外出导致家庭中失去了潜在的照料提供者［19］，等等而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式的照料服务体系非常不完善，使得留守的老年人在家庭照料质量下降的同时，又难以获得正式制度的弥补因此，大部分学者认为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面临严峻挑战如瓦尔内特瑞（Vullnetari，J.）和金（King，R.）在考察阿尔巴尼亚的跨国移民现象时指出，留守老人的照料需求和满足需求的能力之间的差距不能被忽视。

一方面由于不能自由穿越边境、承担不起往返路费等原因，子女外出影响到了家庭成员提供照料的能力，另一方面整个国家的养老服务机构非常少，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社会群体提供的照料机构和中心又主要坐落在城市，最终造成阿尔巴尼亚农村留守老人福利和健康状况的恶化［11］此外，有的研究还涉及了老年人的性别差异，指出女性老年人残疾、丧偶和独居的可能性更大，生活照料方面存在更多的困难［20］不过，也有少数学者通过研究和分析认为，留守老人生活照料问题并不一定十分严重例如，赞可瑞兹默（Zachary Zimmer）等以柬埔寨和泰国为例的研究发现，虽然当地的农村劳动力外出现象很普遍，但两地都有超过80%的留守老人和至少一个子女同住或住在隔壁，这些子女可以提供一定的照料替代和补充［21］约翰贾尔斯（John Giles）等对中国农村子女的外出决策与老年人健康方面相关性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老人的健康状况较差，子女外出务工的可能性也会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老人的照料风险［22］三）精神慰藉方面国外文献中涉及留守老人心理状态和精神需求的研究很少，已有的研究结论大多认为子女迁移会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产生消极影响一项以泰国一个村庄社会变迁为背景的研究显示，老人在经济上非常依赖外迁儿女的汇款，但能得到的情感支持却减少了，“距离阻碍了儿女向父母表达感激。

许多老人虽然能得到‘好孩子’们的物质供养，可内心却感到十分孤独”［2］戈尔斯坦（Goldstein）和比尔（Beall）对尼泊尔一个偏僻村庄的调查发现，大部分年轻人在城市就业机会的吸引下离开了社区，老年人的家庭生活因此被打乱，“乡城迁移成为一把斩断外迁儿女对父母进行情感慰藉的利刃”尽管这些老人经济宽裕，权益也没有受到直接侵害，但他们仍然觉得孤独和不幸福［2］麦克瓦恩吉（Macwan’gi M.）、克里吉特（Cliggett L.）和欧特（Alter G.）从人类学的角度阐述了赞比亚乡城迁移对农村老年人供养造成的后果，发现案例老人主要和同辈、第三代（孙辈）一起生活，相当一部分独居，只有55%左右的老人有子女留在身边同时由于社区中缺少各种可以愉悦身心的活动和设施，这些老人的精神需求很难得到满足［23］海伦米提尔德（Helen B. Mitiades）对29位有子女跨国外迁的印度农村老人的访谈发现，子女迁移会直接影响老人的心理状态，老人能从子女处获得雇工等方面的资金支持，可内心普遍存在孤独和压抑感［24］由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术界对留守老人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受到的影响观点不一，并且这些研究大多表明，人口迁移对留守老人供养体系造成的影响十分复杂。

那么，迁移对留守老人供养体系综合来说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呢？这是国外学者存在争议和分歧的一个话题一些以迁入地为基础、从迁移者视角出发开展的移民研究认为迁移对留守老人的影响是正面的，迁移被看成是一种应对风险的家庭策略，对迁移者和非迁移的家庭成员包括老人都有利，老人能够从子女处获得更多的汇款和其他信息［25］［26］［27］还有一些主要考察农业向工业变迁过程中家庭关系和结构变化的研究也大多认为迁移对留守老人的影响更多是积极的，并指出为了适应现代社会，传统大家庭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28］［29］很多主要研究老龄化问题和养老问题的西方学者和国际组织则持悲观态度，认为迁移加剧了迁出地的老龄化问题，侵蚀了扩大家庭作为一种养老资源的功能，动摇了传统的养老规范，削弱了老年人的地位，给非正式的养老体系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而发展中国家正式的养老体系很不完善，导致老年人福利水平的下降；有的学者直接表示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老年人被外出的子女抛弃了［30］［31］［32］［33］等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转型使养老体系变得更加复杂，但并不必然导致养老体系的完全瓦解，留守老人的生活处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峻，被子女完全抛弃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老人。

这些学者研究指出，子女外迁改善了留守老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质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照料和其他方面的不足［3］［5］；尽管老人与成年子女同住的现象与过去相比减少了，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仍然较为普遍［12］［34］；留守老人家庭和自身的应对策略和能动性以及其他社会支持也有助于减少子女外出的负面影响［35］另外，也有个别学者［29］［36］注意到了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在克服距离障碍、帮助留守老人获得各种支持资源方面的作用，认为这些先进的工具使得家庭成员之间能够保持密切的联系，履行原来只能以地理位置接近才能履行的义务，其中的情感支持作用尤其重要，对于所有子女都外出的老人更是如此二 国内研究进展回顾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同样进入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迁移与流动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虽然我国农村青壮年的迁移主要以乡城迁移为主，跨国务工现象并不十分普遍，但由于已有上亿农民工涌入城市，导致我国农村留守老人群体的数量毫无疑问也是世界之最城乡分隔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户籍制度使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外出务工农民很难像不少其他国家的外出者那样在迁入地扎根，只能像候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