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社会主义改革与挫折》文献资料

1、苏联社会主义改革与挫折文献资料陈东 2015-8-20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恩格斯：致奥伯尼克，1890年8月21日。）（来源：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恩格斯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06月第1版,第443页。）【斯大林留下的问题】政治未指定接班人、恐怖统治、个人崇拜、经济农业、工业问题战后苏联农业发展情况表明,斯大林的上述种种措施，并没有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进一步造成农业生产力的破坏。1953年苏联的粮食产量仅为8250万吨，低于沙皇时代最高水平的1913年的8600万吨，按人均计算的产量则低19%。（来源：陆南泉著,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第106页。）实行继续压榨农民的政策。战后，资金从农村往城市的“流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在货币的实际币值明显贬值的情况下,农产品收购价格却几乎没有提高。

2、集体农庄必须把自已的大部分产品按比农产品的实际成本还要低得多的价格交售出去。更有甚者，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几年，在苏联形成了一.种分派国家征购计划的不良制度。农庄都无力完成上交计划。这样一来,农庄都欠了大量税款,从而使粮食收购变成了余粮征集制性质。（来源：陆南泉著,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第105页。）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比其成本低好几倍的情况长期得不到改变。只要举出下面的材料就足以说明这点: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粮食价格只等于成本的13.2%，土豆价格等于7.5%,牛肉价格等于5%。为了能买一辆“吉斯-5”型汽车，1940年乌克兰的集体农庄需要卖给国家99吨小麦，在1948年就必须卖出124吨，而到了1949年就要卖出238吨小麦。（来源：陆南泉著,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第62页。）只有土地良好、又有精明的头头管理的集体农庄，才能在这种制度中生存下去。使这种局面更不平衡的是，某一特定的州或地区的领导，都要保证至少有一个“样板”农庄，它可以得到本来分配给全州、地区的大部分肥料

3、和机械，因此收成特别好，可以得到奖状、奖金和各种奖励。而大多数集体农庄不仅毫无剩余，还年复一年地累积下债务。如果第一年因为收成不好等原因没有完成规定的征购指标，则下一年必须补足亏空。歉年时，农庄常常不得不把存留的部分种子上缴国家，到春天再向邻近的农庄或政府要求救济，才能进行播种。畜牧农庄以同样低廉的价格向国家交售牛奶和肉类，所以畜牧农庄同样没有经济方面的刺激来促使畜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政府规定的指标还不断向上调整，而这种调整所依据的不是实际的收获情况，而是基于“推论设计”的产量。斯大林的逻辑简单而且蛮横。他认为，如果集体农庄事先就知道政府征收的数量将是很大的，就会加倍努力地干活儿，取得最好的收成，以便在政府征收后，还能留下一些自己的口粮，但不幸的是，大自然有其本身的规律，没有肥料，就不能保证便产量连年持续增长。由于实际上几乎没有肥料，苏联平均的单位面积产量从1913年至1953年就没有什么提高，其产量仅仅是欧洲其他国家平均产量的三分之一。（来源：（苏）罗伊A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32页。）“1940年其收购粮食22.25亿普特,而1

4、953年只收购18.5亿普特，即减少了3.75亿普特。同时,由于国民经济的普遍发展,城市人口大大增加,实际工资的提高，国内的粮食消耗量正在逐年增加,国家掌握的粮食数量同粮食需求量的增长不相适应。”1953年粮食的收购量同1948年的收购量大致相等(分别为18.42亿普特与18.50亿普特),可是消费量却增加了50%以上。这样,1953年的收购量满足不了国内粮食的必需消费量。这个差额不得不动用1.6亿普特国家粮食储备粮。（来源：陆南泉著,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第140页。）由于1953年苏联粮食歉收,这就要求农业产量需要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匮乏已经严重到即使农业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也难以解决城市的粮食供应，因为城镇人口的增长过于迅速”。应该说，斯大林逝世时苏联所面临的农业问题是极其严重的,一些苏联学者甚至指出:“再有二三年时间，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的粮食生产危机和全国性的饥荒。斯大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最接近他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真正看到了这种危险，这个人就是赫鲁晓夫。”“斯大林自己对农业窍不通，还对农民怀有-种特别的憎恶与不信任,他从来

5、没有参观视察过任何一个集体农庄”“其他政府官员,如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比斯大林懂得更少，十月革命前，斯大林到底还在西伯利亚的一个村庄被流放了三年,而且自己种过一个小菜园。”“赫鲁晓夫出身于农民家庭,他是斯大林的政治局成员中唯一经常去农村视察的人，他常与农庄主席交谈努力了解他们的困难。”（来源：陆南泉著,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第141页。） 纵观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实际上一直把经济纳入战备的轨道，不能不说，这与斯大林对世界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其思想上根深蒂固的扩张意识有关。在二战尚未结束前的1945年4月,铁托率领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访向莫斯科时斯大林在其别墅宴请代表团中的共产党人时讲:“如果斯拉人人团结一致那么将来谁也不敢碰他们一下。对，连碰下也不敢!”“所以斯拉夫人应该团结起来。他还接着说:“战争结束了，再过15-20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战备经济必然要求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化,把物力财力和人力集中用于军事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为了保证军事工业的优先发展，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他不可能改革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而是实

6、行了强化这种体制的政策。第四,进一步统制农业与加强对农民的榨取。自斯大林推行上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后，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农业农民与农村情况一直处于极端困难状况，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显得更加突出，特别是饥荒日益严重。而斯大林不仅没有采取措施来缓解饥荒，反而以更为严厉的手段惩处因不堪饥荒而“越轨”的农民乃至小孩。根据苏联内务部长的报告，仅1946年12月一个月内就有13595人(包括12岁以下的儿童)因“偷窃”集体农庄的粮食“被追究刑事责任”。谁都清楚,农村中出现的严重困难，主要是集体农庄制度造成的。1946年，有75.8%的农庄付给庄员的报酬每天少于1公斤谷物,而7.7%的农庄无谷物可支付。在俄罗斯联邦，在俄罗斯联邦，不能给庄员提低粮食品的占13.2%，在俄罗斯的一些州，不能按庄员劳动付给谷物的占50%-70%。集体农庄庄员普遍失去了对劳动的兴趣，不出工的现象很普遍,出了工也不出力。很明显集体农庄制度面临危机。这个时期，苏联农村传播着解散农庄的消息。1945年7月，苏共中央的一位监察委员在库尔斯克州视察后报告说:“关于集体农庄解散的消息现在在集体农庄庄员中广为流传。”农

7、庄庄员对上面来视察的干部，总是询问农庄解散的问题。一次，一个庄员对区里来的干部说:“是不是很快解散集体农庄?如果没有集体农庄,我们生活会更好,也会给国家带来更多的好处。”另外,甚至还有许多人相信，解散集体农庄的倡议来自最高权力机关的斯大林本人。有人还说，在莫斯科成立了研究解散农庄的委员会，还有人说已经签署了解散集体农庄的命令。也有人分析,斯大林不会解散农庄，如果他要解散农庄,也是美国和英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为什么当时苏联农村如此盛传解散农庄的消息呢,又说得有鼻子有眼像真的一样。其实原因也很简单:是大家都已清楚地看到集体农庄制度从一开始产生就显得毫无生命力，成了影响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二是农民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希望寻找新的出路。当时有很多人提出，战争胜利了，农庄的主要使命(向国家上交大批粮食)已经完成了，现在应该解散农庄了。简言之，解散农庄的传言，是广大农民强烈愿望的种反映。（来源：陆南泉著,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第103-104页。）由于经济主管部门只关心完成实物数量任务，产品的最终消费情况如何无人过问,结果造成大量产品积压在仓库里。一个

8、典型的例子是生产钉子的工厂，上级主管部门给工厂下达了每月生产多少吨钉子的指标经理发现，把每个钉子造得尽可能大，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计划任务。上级主管部门为了制止这种做法,把指标改为不以吨位为计量单位,而以钉子的数目为指标，于是工厂经理又拼命生产尽可能小的钉子,因为这样容易完成数量指标。决策失误造成的浪费也很大，如基本建设项目的安排缺乏经济根据，经济比例失调,产品不符合市场的要求等,都会造成严重浪费。而伴随浪费而来的则是低效率的经济。所以，在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下的经济，完全可以说是一种浪费型经济,浪费是这种体制的必然产物。（来源：陆南泉著,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第89页。）“20世纪中叶，俄罗斯的农村成了国家农奴制农村，而且国家从农民那里夺去了除空气以外的所有东西。”（来源：陆南泉著,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第122页。）【赫鲁晓夫】1945年到1953年，农业生产的发展非常缓慢，1953年只达到1940年水平的104，而城市人口却比1940年大大增加。对捷克、东德、甚至中国的粮食出口也更多

9、了。面对为非农业人口提供食品的巨大困难，国家几乎征收了集体农庄生产的全部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使农民所剩无几。他们以微薄的收入被迫为集体农庄干活儿，如果他们从自己耕种的土地上拿走一袋土豆或小麦，即可被逮捕并送到劳改营去，时间可长达十年之久。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对自留地征收的现金和实物税收，也增加了。（来源：苏罗伊A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35页。）提起赫鲁晓夫，人们不由得就会想到那个矮小敦实的苏联当家人。想当初，他在西方国家的民众面前是何等的豪情万丈、义正词严，甚至说出了“我们要埋葬你们”之类不雅的话（潜台词是:社会主义必胜，资本主义必败）。俨然一个社会主义斗士的形象。换了一个场合，同样是赫鲁晓夫，居然又说:“不可无休止地利用人民的信任。我们共产党员，每个人都应当像蜜蜂一样地去培植人民的信任。我们好像是布道的神甫，许诺说天上有个天国，可眼下却没有土豆吃。只有我们极能忍耐的俄国人民能够忍受，可是靠这种忍耐成不了大事。我们又不是神甫，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应当在地面上给予这种幸福。我当过工人，那时候没有社会主义，可有土豆;如今社会主义建成了，土豆却没有了。”（来源：述弢. 赫鲁晓夫一语道破天机J.各界,2010(4):24-27.）上述农业状况，迫使赫鲁晓夫一上台就首先抓农业。他通过对农业计划制度的改革来扩大农场、农庄的经营自主权，这对解决苏联当时最为关心的粮食增产问题起了积极作用。这期间，粮食产量除个别年份出现过下降的情况外，总的来说，呈现增长的趋势。但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由于政策多变，农业生产出现停滞与倒退。1963年，苏联国内甚至连面包供应都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为此，赫鲁晓夫甚至建议实行粮食凭卡供应制度。后来动用了860吨黄金，从加拿大和美国进口粮食，另外还动用了国家的国防储备粮，才没实行这个制度。（来源：陆南泉：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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