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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关于非正规金融的研究国外学者关于非正规金融的研究麦金农 1973 年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假说(financial repression hypothesis)与市场分割假说(market segment hypothesis)揭示了非正规金融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体制性根源Fry(1995),Anders Isaksson(2002)都指出，非正规金融是对政策扭曲和金融抑制的理性回应由于金融抑制下的政府信贷配给以及体制内金融机构的所有制偏见和制度歧视，使得中小企业对非正规金融市场有着强烈的制度需求，于是非正规金融便应运而生Stiglitz 和 Weiss (1981)的信贷配给模型将信息不对称和风险引入信贷市场的分析框架，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为非正规金融的内生性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认为，银行的预期收益取决于贷款利率与贷款风险，如果贷款风险独立于利率水平，借贷市场上供求均衡时的利率水平可以使银行的预期收益最大化，银行无需进行信贷配给由于不完全信息，银行在发放贷款时会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结果，当资金的需求大于供给时，利率的提高将使低风险的借款人退出市场，或者诱使借款人选择更高风险的项目。

此时，利率的提高可能是降低而不是提高银行的预期收益为了规避风险，银行会在一个低于竞争性均衡利率，但能使银行预期收益最大化的利率水平上对贷款者实行信贷配给，即使可贷资金剩余，银行也会出现“惜贷”倾向以上论述表明，即使没有政府的金融抑制政策，由于借款人方面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信贷配给也会作为一种均衡现象长期存在沿着信息经济学的思路，Steel 等认为，非正规金融可充分利用当地私人信息，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是非正规金融产生的重要原因Meir kohn (1999)在研究英国工业革命前的金融制度时发现，正规金融的出现都是从非正规金融的行列中逐渐演化形成的青木昌彦(2001)指出在整个的经济活动中，私人治理机制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治理作用各种合同关系主要是靠私人秩序所形成的各种制度来治理，而不是通过“法律至上论”(legal Centralism)来解决人类学家 Clifford Geertz(1962)和 Shirley Ardener(1964)在研究滚动信贷协会时发现，群体惩罚是非正规金融组织有效运作的关键由性别、血亲关系、种族、地缘、宗教信仰等因索而形成的社会群体是滚动信贷协会得以发展的主要基础，人类学文献清楚地阐明了社会性约束的重要性。

Stiglitz（1990）根据孟加拉国 Grameen 银行利用非正规群体组织进行信贷机制创新的实践，认为群体贷款(group lending)的有效性，关键在于连带责任(joint liability)的特征；非正规金融组织背景下的人们彼此相熟，比银行和保险公司等正规金融组织更有能力相互监督，这解释了为什么在正规金融组织失灵的地方非正规金融能够有效地运转Besley 等(1993)认为以滚动储蓄信贷协会（Roscas）是非匿名的制度安排，利用业已存在的社会网络巧妙地解决了不完美信息和契约执行问题；个人在参与某种非正规金融组织时，必须接受“考核” 理解它们可持续性的关键，是其利用了群体中的“社会性担保” Chiteji(2002)以滚动储蓄信贷协会（Roscas）为例深入地研究了非正规金融的契约执行机制，探讨了最优组织规模与执行成本的关系他认为，成员间相互监督的能力、个人声誉的价值以及能够获得彼此之间信息的关系，三个因素都影响合约的执行能力；这三个方面又都与组织的规模密切相关，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张，合约执行成本随之上升Besley and Levenson(1996)认为非正规金融组织在快速增长的转型经济中具有非常高的灵活性，满足了那些被正规金融机构拒之门外的中小企业和家户的融资要求，有助于跨期平滑生产经营和生活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促进了经济增长。

Aryeetey 和 Nissanke 等(1997)对加纳等非洲四国的调查发现，金融自由化对正规金融的深化影响很小，非正规金融依然十分活跃；非正规金融在动员家庭储蓄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并证实了非正规金融对非国有部门的促进作用Anders Isaksson(2002 )认为非正规金融促进了肯尼亚制造业的发展，正规部门的小企业和非正规部门的企业从非正规金融融资较多，尽管融资规模不大，但是涉及的企业数量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