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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书写中的谎言 张耕华刊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1,1摘要：历史书写要求使用真实的材料，要求遵守历史学的基本规范，但这并不能保证历史叙事的真实性，有时却会带来谎言的结果，这就是需要我们深思研讨的历史书写中的谎言问题关键词：历史书写 历史谎言 产生原因专门给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挑刺的詹姆斯洛温《老师的谎言》一书，经我国学者马万利先生的翻译，中文版的面世已有一年多了马万利先生在“译后记”里写道：作者（詹姆斯洛温）期待看到一本《老师的谎言－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而他也“期待本书能引起历史学界及教育界、思想界更进一步的思考”[1]（P430）我颇担心他们的期待会不会落空，直到近日，一份学术期刊上有一场“圆桌会议”讨论此书，[2]（p 4－13）如果这能算作一种回应，那么，笔者也想延伸这种讨论，目的是想探讨一下《老师的谎言》中涉及的一些关键问题，并期待能形成一个学界“热议”的课题，以引来更多学者的参与讨论 一詹姆斯洛温对美国历史教科书的批评是毫不留情的：造假作伪、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说美国教科书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恐怕也不过份自古以来，历史学者的责任就是揭示真相，秉笔直书，故历史书写的造假、说谎，历来就为众人所不齿。

昔章学诚云：“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3]（p65）所以，教科书或历史著作上的造假、作伪，只要无情揭露、严厉批判，而从学理上去做什么理论探究，似乎已无必要然而，《老师的谎言》书中说到的一种现象很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只说真话，不说假话的历史书写，仍有可能造成谎言的效果，而且是一种颇有欺骗性的历史谎言比如，詹姆斯洛温对历史教科书中有关美国政府形象的叙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教科书似乎告诉人们，今天的这个国家与1789年所创建的那个国家没什么不同，联邦政府依然是人民的公仆，易于管理，易于驾驭教科书所塑造的是一个英雄的国家，它与它的其他英雄人物一样，完美而不带任何瑕疵至于它的一些不太体面的事实，如援助伊朗“沙阿”派，废黜首相摩萨德；参与推翻1954年危地马拉民选政府；操纵1957年黎巴嫩选举；卷入1961年谋杀扎伊尔卢蒙巴行动；一再企图谋杀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参与推翻1973年智利民选政府等等，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干脆回避于是，教科书所刻画的美国基本上是个理想主义的行动者，把大多数的成功都归功于政府[1]（p234、249）为了把美国政府全面塑造成正面的形象，历史教科书的编者者一定使用了作伪、造假、歪曲等多种手法。

但是，即便不作伪、不造假，单凭一种简单而省力的书写方式――只书写部分正面的历史事实，回避、掩盖部分负面的历史的事实――也能起到塑造正面形象的骗人的效果这在我们的历史书写里也是存在的比如，八十年前，身为东北地方的守土长官的张学良，居然在日本人挑起“九一八”事变、发动侵略的时候，不作任何抵抗对此，学者张鸣先生撰文写道：“当时，东北军虽说在关内有十余万人，但根据地东北依然有二十余万，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1万多兵力事变后统计，东北一共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300多门，其中重炮2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有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居然拱手把大片国土让人，实在是不可思议纵使不论家仇国恨、生民涂炭，经此事变，作为军阀的他，老家没了，家底没了，就算没有父亲被人炸死之仇，为了自己的根据地，为了自己的财产也该一战，可是他却没有有材料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家产损失金条80000余条，超过了当时东三省的官银行的全部损失，一方面可见损失之惨重，一方面则表明，张氏父子在东北搜刮之烈）这样的军人，我们说他什么好呢？” [4]（p20-21）张学良的弃守东北，在我们的历史书里往往是略而不提的，他的出现是要到西安事变的时候。

此时，张学良俨然已是一个正面人物而进入到我们的历史书写里没人会承认说这样的历史书写是出于某种欺骗的目的，但不管有意无意，不管我们该不该称它为谎言，对于读者来说，都会起到一种误导的作用所以，张鸣先生说：“这样的历史书写，对所有想要了解历史的人来说，都是毒药[4]（p23） 说这样的历史书写是“毒药”，实在就等于谴责它在说谎然而，它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说谎一般意义上的说谎，就是无中生有，全系造假而此处的素材全为真人真事，用的都是真事实，但就其“毒药”的麻痹、欺骗作用来说，真所谓“有过之无不及”，因为它是由真实史实包裹着的“毒药”，我称它是“用真实包裹着的历史谎言”二“用真实包裹着的”的“毒药”或“历史谎言”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近百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着这一问题，只是学者们还没有说这有可能会导致“毒药”或“谎言” 我们知道，历史本身是无穷无尽的，哪怕是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历史书写总不可能穷尽它的每一侧面、每一细节，这不仅不可能，事实上也不必要公元前49年恺撒渡过卢比孔河”，这是我们历史书写中最常见的、也是最简单的一个历史事实，我们的历史书里充实着大量的这一类历史事实。

但是，“恺撒渡过卢比孔河”本身却并不简单，它是由许许多多较小的、甚至更小的历史事实所组成由此可见，用一句“恺撒渡过卢比孔河”来表述这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历史事实，实在是出自于我们的概括[5]（p226－227）又如写汉代的历史，我们大致都会选择诸如“分封同姓王”、“翦灭功臣”、“文景之治”、“武帝盛世”、“昭宣中兴”等一系列事件，由此串联起汉代的历史过程，重塑汉代的历史场景汉代的事实写不尽写，这不仅写不完，事实上也无必要凑合了所有的汉代的历史事实，也不能说是写成了汉代史对某一个历史事件的书写是这样，对某一段历史过程的书写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肯定这是历史书写的基本方式，那么这里就存在着一个问题：历史学者是如何决定这些侧面、细节、或这些事实是必须书写的，而另一些侧面、细节、或事实则是可以省略的呢？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什么呢？早在近百年前，德国的李凯尔特就提出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分他认为，自然科学方法的本质是从个别到一般，求取一般，这也是它的研究目的而历史学却始终关注个别，对这些不可替代的个别的描述，是历史学的目的而历史个别之所以值得我们去研究关注，全在于它们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历史学家按照“重要的”、“有意义的”、“本质的”等价值尺度去选择它们，将它们写入我们的历史书里。

这种由价值引导的历史书写，不能达到普遍的有效性或普遍的客观性，只能达到一种“对一定范围的人有效”的特殊客观性[6]（p120－121）如果我们循着李凯尔特的思路走，我们就会面临一个疑问：由于历史学者对“重要的”、“有意义的”、“本质的”理解不同，他们的历史书写会不会也有很大的不同？其后，意大利的克罗齐提出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的认识）都源于我们现实生活及其问题、需要、困惑等等，故而一切真历史都具有当代性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7]（p2）如果我们延续克罗齐的思路追问：现实生活中的兴趣、需要、困惑是各不相同的，由此写出的历史书，会不会发生矛盾和冲突？何者才是具有当代性的真历史呢？抑或都可以称其为真历史？再往后，后现代的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专门分析历史的叙事结构他认为，历史研究的最终成果总需要借助语言、借助叙事的形式才能它表达出来整个研究过程，历史学家要做五方面的工作：一是排列编年，就是把“历史事实”按其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成编年史；二是组织故事，即通过组织“场景”或过程，将“历史事实”组织成具有来龙去脉的故事。

三是情节编织，就是赋予“历史事实”以一种情节结构，如悲剧的、喜剧的、笑剧的等等四是论证解释，如借助一些原理、原则或规律来论证“历史事实”的本质、主旨或中心思想五是意识形态的蕴涵，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指社会实践的立场或主张：或是主张改造它，或是主张维持它，而且最常见的意识形态有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这样，同样的一个历史主题，比如法国革命，就可以撰写成悲剧、喜剧、笑剧等不同主题，如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视路易波拿巴的当选为历史的笑剧；同样的历史主题，就可以隐含不同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这里并不存在伪造史实或作伪作假的现象，而仅仅通过史实的选择、结构的编织等方面的调整，就可以达到某种悲剧、或喜剧的效果，如下图所表示：[8]（p183）（1） a，b，c，d，e，……，n（2） A，b，c，d，e，……，n（3） a，B，c，d，e，……，n（4） a，b，C，d，e，……，n（5） a，b，c，D，e，……，n如以法国革命为例，（1），表示给定的有关法国革命的历史人物、事件等2）、（3）、（4）、（5）则表示运用（1）所给定的事实，写成的四种法国大革命的著述，它们分别是正剧、悲剧、喜剧、闹剧等等。

上述讨论，可以引出这么一个结论：不同的历史材料，经过不同的组合，可以产生不同主题、不同风格的历史作品，对于读者来说，则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对于史实的选定而言，历史书写者无疑具有相当大的决定权史实的选定，有些纯为技术上的考虑，如写拿破仑，不必书写或过多书写拿破仑的厨师；有些则出于书写主题、目的的考量，而其背后则掺入了现实的利益关系历史书写一旦掺入了现实的利害关系，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历史书写者就会多写些、或多说些对自己有利的历史事实，就会掩盖、回避掉对自己不利的历史事实公元四世纪初的一天，东晋明帝与大臣王导聊天，问及自己的祖辈是如何得天下的明帝司马绍是司马懿的玄孙，大概年代稍远，对于魏晋更替和晋初的史事，已经是不甚了了然而王导年事稍高，对史事知之较多于是，他便把司马懿如何创业，魏晋更替时司马师如何杀死魏高贵乡公的事述说了一遍原来司马父子，是“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明帝听得羞愧得头都抬不起来，把脸贴在床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9]（卷一p20）如果历史由他来书写，那么他自然不愿把这类故事写进历史教科书里，也不允许历史老师在课堂上讲授这些事情，因为这会使民众质疑司马氏王朝政权的合法性，破坏民众对司马王朝的认同感。

至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了，历史“毒药”或历史谎言是如何产生的三上述讨论都还是指出了问题、揭示了问题，而没有能解决问题：难道将法国革命书写成正剧、悲剧、喜剧、或闹剧，彼此就不能做出是非正误的区分吗？各种不同主题的历史书写能否有个正确错误的检验？ 数十年前，海登怀特和伊格尔斯间有一场小争论伊格尔斯同意海登怀特如下的看法：“历史”充满了证实事件发生的各种文献因而有可能用几种不同但同样可行的方法，把这些文献组合在一起，以形成几种有关“过去发生了什么”的叙述性记载所以，“对任何一个研究课题来说，都没有唯一的表达方式”但是他不能同意海登怀特由此而认为“所有的历史记载均含有虚构的成分，因此基本上是虚构，不受任何真理的限制不仅任何事件、文献都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解释，而且所有的解释都同样是真实的伊格尔斯非常强调历史学的学科规范和准则，他认为“尽管史学研究表现出的意识形态各不相同，在处理证据以及提出论点上却有一些约定成俗的最低标准”，“其研究方法和结论也要受学者们的检验。

学术研究在具体问题达致共识方面的能力诚然有效，但它却能在破除历史迷信方面做出贡献而这正是理性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10]（p78－94）我们自然不会同意海登怀特的历史记载基本上都是虚构的看法，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