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业安-认知、学习和制度研究.doc

认知、学习和制度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和发展[1]　　 周业安 赖步连　　　　 【摘要】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关键和最难解决的问题，近几年威廉姆森、诺思等人开始探索交易成本内生的基础，使得这一困扰逐步得到解决新的理论认为，制度的选择和演化实际上是一个认知分工和协调问题，这种基于知识、学习和信念的理论给制度研究指明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关键词】有限理性、认知、共享心智模型【作者简介】周业安（1968－） ，安徽绩溪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行为和制度经济学、金融经济学研究赖步连（1972－） ，江西瑞金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企业理论和金融经济学研究Cognition, Learning and Institutional ResearchAbstract: The transaction costs is key and unsolved in NIE, O.Williamson , D.North and others have begun to explore the basement on which TC maybe produced these years. The institutional selection and evolution are in fact understood by the division of cognitive labor and cognitive coordination for these new models, the theories based knowledge, learning and belief induce institutional research to correct fields in future.Key words: bounded rationality, cognition, shared mental models一、导言新制度经济学从出生之日起，就秉承科斯的研究理念，即把经济学当作是一门经验科学，这就要求新制度经济学不仅研究对象是真实世界的问题，而且理论的前提和假定条件以及模型设计等也都要满足真实世界的需要。

这一点决定了这门经济学分支不可能停留在象牙塔中，而必须走进现实的生活对真实世界的强调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存在本质的区别，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理解和米塞斯等人类似，都是强调研究者的先验性，即使理论模型的假定条件不符合现实，只要模型具备了良好的预测力，就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但是，科斯很早就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的许多方面并不具备良好的预测力，他很早就看到，如果传统的企业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现实中的企业内部普遍采用计划管理？显然，现实的经济世界中，市场交易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他进一步研究后发现，理论假定是否符合现实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些假定仅仅是一种个人想像，那么所产生的经济学也就是一种“黑板经济学” 后来西蒙更是对这种黑板经济学做出了批评卡内基精神就是把现实的人的决策模型研究作为理论的核心新制度经济学并不否认理性经济人假定、均衡等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对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但强调在实际的理论建模中，必须考虑到现实的人的行为特征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修正在科斯早期的研究当中，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行为的重要性，只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如果成立，必须忽视交易成本，没有这种成本，也就没有必要界定责权利，没有必要考虑价格机制以外的资源协调机制。

但是，如果存在某种交易成本，那么不仅权利的界定是重要的，而且价格机制的局限也非常明显威廉姆森进一步引入西蒙的有限理性的思想，把卡内基精神和科斯的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完整地建立了交易成本经济学，才使得新制度经济学有了面对真实世界的可能在上世纪 80 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内部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一方面，在科斯的研究基础上，借助新古典模型，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等人发展出了产权理论，张五常、克莱因等人发展出了契约理论，使得新制度经济学逐步融入新古典经济学，这些理论通过后来的哈特、梯罗尔等人的进一步拓宽，已经成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威廉姆森始终独辟蹊径，坚持科斯的原意，把当事人行为建立在有限理性基础上，使得关于制度选择的理论模型有了更坚实的现实基础前者现在通称契约经济学，后者通称交易成本经济学（TCE） 契约经济学寻求充分理性的当事人在面对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时，如何通过恰当的契约设计来改进资源配置效率，其核心是关于当事人的激励问题而交易成本经济学则强调当事人是有限理性的，不可能在交易前设计出一套完备合同，事后的利益纠纷在所难免，因此，恰当的事后治理机制的选择就非常重要，一套有效的治理机制必须和相应的交易成本相匹配[2]。

由于交易成本经济学更重视现实的当事人的行为假定，所以得到了大量的经验研究的支持，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 2000）所说的，TCE 是一个经验上成功的故事而相比之下，契约经济学得到的经验支持就很少Boerner 和 Macher（2000）对上世纪关于 TCE 经验实证的研究成果做了全面的综述，在这篇综述中，他们发现，除了宏观领域和政治领域外，TCE 所涉及的企业内部关系、市场关系、企业间以及市场中组织之间的关系、法律和公共政策等方方面面都有大量的成功的经验实证成果但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尽管在经验上是成功的，但在理论模型化方面却进展甚微，这使得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陷入了某种困境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当经济学进入真实世界的时候，如何理解通过各种参数和函数的形式来描述当事人的选择及其后果？比如，TCE讨论了不同治理机制选择的条件，却把交易成本的来源置于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的模糊关系之下，同时也没有给出一个动态的治理机制选择的模型威廉姆森的困境也是其他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困境诺思早期试图通过区分制度和组织，然后通过制度企业家行为来理解制度的起源和变迁过程，事实上并不是很成功因为新制度经济学在当时总体上是关于制度比较静态的，而不是解释制度动态演化的。

诺思在回顾其研究历程时指出，一旦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关注制度演化问题，那么就必须怀疑理性假定，这正是诺思本人从 1990 年代开始转向人类认知、学习和意识形态研究的原因[3]在诺思看来，制度实际上是人们认知活动的交流的产物，制度的研究不能一开始就假定存在各种不同的制度，然后通过比较各种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的大小来进行制度的选择制度研究必须要解释制度起源及其演化过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要引入人们的认知模型在诺思的启发下，青木昌彦、格雷夫和奈等人通过演化博弈论的引入，解释了长时段的制度演变问题，其中主观博弈和个体认知假定密不可分在这些历史制度主义或者比较制度分析模型看来，通过设定当事人的有限理性，只要赋予其学习能力，那么就能够在一个当事人互动以及当事人和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演化出制度来不过，青木等人仍然没有完整地回答，作为共有信念体系的制度如何起源，以及其中的交易成本的作用可以说，对当事人信念及其演化的关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转折点，诺思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制度的研究必须要考虑当事人的认知问题，只有把当事人的行为建立在合理的认知科学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理解制度的起源和演化威廉姆森自己也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在后来的总结性文章中强调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和认知科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格雷夫和奈等人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以及青木等人的比较制度分析比较成功地解释了经济史中的相关现象，也给这方面的探索提供了很大的信心本文正是要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的这种最新进展本文认为，认知视角的引入将开启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研究之门，新制度经济学不仅要讨论当事人理性行为及其局限的认知基础，而且要在认知科学的基础上，进一步一致性地解释正式制度的选择和非正式制度的演化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新制度经济学如何步入认知科学殿堂的；第二部分讨论制度比较静态中认知科学的作用；第三部分讨论制度动态中认知科学的意义；最后是总结二、制度比较静态分析和行为假定从某个时点上看，假定已经存在各种制度安排是合理的，新制度经济学要解决的是：为什么人们选择了某种制度而没有选择其它？这就是科斯的研究核心，他发现，当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内部协调成本在边际上相等，企业和市场就获得了均衡边界这就解释了现实世界当中企业和市场共存的现象不过，科斯并没有注意到当事人理性假定的重要性，也没有注意到交易特征和交易单位特征的重要性张五常等人首先假定当事人是充分理性的，在进行交易前，当事人已经计算了市场和企业的不同交易成本，在这些当事人看来，企业和市场并没有本质差别。

进行交易都要缔结契约，所有的交易活动构成一系列契约活动，因此，企业和市场的关系不过是一种契约替代另一种契约的关系如果各种策略行为带来了交易成本，那么当事人应该已经在事前预计到了，并把它反映到合同条款中一项有效的契约一定就是交易成本最小的契约结果，企业和市场制度的选择问题就转变为不同形式的契约设计问题但是契约设计严重依赖当事人的理性假定、交易过程以及交易单位的特征威廉姆森和哈特等人就意识到，给定环境的不确定性、当事人的有限理性假定和异质性假定，那么在交易前根本无法确定交易对象以及未来契约执行的每一项细节，这就导致合同的不完备性，如果合同是不完备的，那么单纯的依靠契约设计是无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在不完备契约下，必然存在各种当事人的策略行为和利益纠纷，就会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而这种上升并没有在事前预见到如果合同是不完备的，契约执行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就构成有效配置资源的障碍哈特假定存在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即使契约执行过程中存在各种利益纠纷，只要这些纠纷是可观察和可证实的，那么第三方就能够有效解决这些纠纷，以确保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哈特契约的不完备性依赖第三方的证实，而这一点恰恰能够推导出一个完备契约，这正是马斯金（Maskin）证明的。

因此，哈特并没有真正揭示有限理性假定对契约性质的影响那么真正导致了契约的不完备性的因素是什么？威廉姆森同样强调环境不确定性和当事人的有限理性约束导致这一不完备性不过，他同时假定契约的完备性也受到当事人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的影响给定同等强度的环境不确定性、当事人有限理性假定，机会主义、不同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决定了相应的交易后果和内含的交易成本威廉姆森把制度的选择看成是交易成本的权衡，这一点和其他新制度经济学家相同，但 TCE 不同之处在于，参与人机会主义引发了交易成本，而资产和交易频率的异质性决定了制度（即治理机制）的多元化，并且制度的选择是不完备合同下事后效率的一种修补因此，对 TCE 来说，机会主义、资产特征和交易频率至关重要可是，TCE 的这个重要思想是存在争论的，包括科斯在内的很多新制度经济学家发现，资产专用性并不构成制度选择的充分条件交易频率也不能解释制度选择问题，因为现实当中高交易频率的交易既可以采取一体化方式，也可以采取长期契约方式，甚至可以采取一系列短期契约的方式同样，假定参与人的机会主义缺乏普适性，TCE 忽略了人们与生俱来的某些品质信任倾向[4]，也就无法解释诸如企业文化这类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存在性。

威廉姆森和哈特等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同时注意到当事人理性约束的影响，又都没有分析这种理性约束的作用机制威廉姆森（Williamson, 2000）自己意识到，TCE 与西蒙的卡内基传统存在着根本差别，最主要体现在：（1）卡内基传统把“决策”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强调当事人行为是一个信息处理过程，从决策出发，当事人的认知能力和决策程序就决定了其行为后果；而 TCE 以交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突出了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对交易后果的影响，却忽视了理性约束的作用 （2）卡内基传统从当事人认知能力和决策程序理解有限理性，其行为后果可能取决于当事人的不同动机，并且如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等人发展的行为经济学所揭示的，当事人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