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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拓展】柳永研究百年述评在宋代词坛上，柳永堪称是一位个性鲜明、成就卓著的“大家”在那个还普遍地视“词”这种流行歌曲为“小道”、“艳科”的时代，柳永不仅以“忍把浮名、换了浅酙低唱”的勇敢宣言和“奉旨填词”的大胆举动令世俗社会感到巨大的震惊，而且更以“浅近卑俗”、“骫骳从俗”的艺术风貌给传统词坛带来了强力的冲击其人堪以“奇”字称述，其词堪以“俗”字擅胜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型”的词人，历代的接受与品评也就异常热闹，自有宋一代开始，世人对他就是毁誉不一，歧议纷呈二十世纪以降百余年来，学术界仍然呈现出一种众说纷纭话柳永的态势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二十世纪柳永研究的百年历程做一番回顾与反思　　一、百年柳永研究的定量分析　　为客观起见，我们首先对百年柳永研究成果进行了检索统计，并对所得数据加以定量分析现将二十世纪柳永研究成果按时段和内容列作一览表（表中“－”号后数字为该项成果数所含海外成果数）：　　从“一览表”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百年柳永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起伏性特色，所谓峰回路转变无穷、柳暗花明又一村首先，就成果总量而言，对柳永的研究，在五四运动以前主要是词话、笔记等传统旧形式，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30年，出现了17项成果，平均每年约0。

34项，这是现代意义上柳永研究的开创时期建国以后，柳永研究全面铺开，至“文革”前共有32项成果面世，年均2项，较前期翻了近6倍，这是柳永研究的发展时期文革”10年，受政治气候的约制，柳永研究几近停滞，仅有7项成果；与此同时，海外柳永研究趁势而兴、异军突起、成果斐然，共有19项成果文革”以后，柳永研究重新开幕并迅速回温，70年代最后3年就有16项成果，年均53项，是“文革”期间的近8倍、“文革”前的近3倍80年代，柳永研究进入极盛时期，取得了总共188项、年均188项成果的骄人成绩90年代的柳永研究虽在数量方面略有下滑，共有127项成果，年均127项，但在研究质量方面则向纵深发展，涌现了一批独具只眼、极富内涵的佳作新世纪伊始，柳永研究挟百年余威再度抬头，短短2年就取得38项成果，年均19项，显示了新世纪之初柳永研究的可喜局面和强劲势头其次，就格局分布而言，柳永研究的开创时期，比较有特色、有力度的是关于柳永生平行迹的考证；发展时期在继续保持前期特色的同时，开始转入柳永词作艺术的探求，此类成果由前期的3项增加为12项，而且研究深度大有拓展；“文革”期间，海外学者开始涉足柳永研究，主要是对前期国内学者对柳词艺术研究的继续和发展，在前期国内学者着力不多的柳词版本考辨方面则多有创获；“文革”以后，柳永研究全面突进，在各个研究领域都取得大量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现代社会古典诗词传播与消费的大众化、休闲化趋势，以前不为学者所重视的作品赏析类文章迅速攀升，一度夺魁　　结合“一览表”所反映的柳永研究格局分布与柳永研究的具体内容来看，百年柳永研究中有若干讨论热烈、成果突出的热点、重点问题，以下我们试就这些问题分别加以考察与评述　　二、柳永生平事迹考证　　柳永虽是有宋一代著名的词人，但由于某些历史的误会与巧合，《宋史》未曾给他立传，其他文献虽偶有零星记载，又大抵传闻异词、舛误间出因此，关于柳永生平行迹的考证，便成为柳永研究的必要前提关于柳永生平行迹的百年求索，主要集中于柳永的生卒时间及地点、登第时间、首任官职等几个问题　　关于柳永的生年，潘承弼先生认为不可考，储皖峰先生定于宋太宗至道元年（995），薛瑞生先生认为应当在985年或987年，唐圭璋先生、吴熊和先生、周子来先生、黄强祺先生皆定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李国庭先生认为当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左右，李思永先生则认为当在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左右①刘天文先生撰写《柳永年谱稿》（《成都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采用了唐圭璋、金启华先生以柳永于冠年写《望海潮》词赠孙何为依据，并在具体年份上采用了林新樵先生定柳永生于宋太宗雍熙元年（984）之说②。

对于刘先生此说，叶嘉莹女士在南开大学演讲时亦持相近见解③但是，对于关键的柳永献词孙何一说，却异议颇多早在1983年，就有徐凌云、龚德芬二人合撰《柳永〈望海潮〉非为孙何而作》（《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提出柳永献词孙何一说最早见于《古今词话》，但《古今词话》所记疑点甚多，后人不加考证就照单全收，实以讹传讹此后，相继有詹亚园先生撰《柳永《望海潮）不是赠孙何之作》（《淮北煤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罗伉烈先生撰《话柳永》（《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都提出了类似观点关于柳永的出生地，一般认为柳永出生于家乡崇安，但刘天文先生认为当出生于其父费县任所，后回崇安读书④，钟陵先生《柳永早年事迹考辨》（《南京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亦持相近之说关于柳永的卒年，唐圭璋先生等均认为是宋仁宗皇祐5年（1053），但薛瑞生先生《柳永卒年新说》（《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从分析《镇江府志》之真伪入手，考其王安礼葬柳永之说不可信，由此推断柳永卒于皇祐5年（1053）亦误，并考出嘉祐3年（1058）柳尚作词赠刘敞，柳之卒年最早当在此后求之关于柳永的葬地，潘承弼先生1936年在《柳三变事迹考略》中采用了清人王士祯《花草蒙拾》的仪征仙人掌说，陈麟德先生1991年再次肯定此说⑤。

唐圭璋先生1957年在《柳永事迹新证》中排除了上述仪征说、宋祝穆《方舆胜览》的襄阳说、宋曾敏行《独醒杂志》的枣阳说，以为“都是传闻，未必可信”，肯定了宋叶梦得《避暑录话》的润州说唐先生此说得到了李国庭先生等诸多学界同仁的支持后来，官桂铨先生《关于柳永的葬地》（《福建论坛》1982年第6期），又据清代考据家叶名沣（1811—1859）《桥西杂记》“柳耆卿墓”一则再次重申了润州说　　关于柳永的登第时间，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为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所记景祐末，一为宋吴曾《能改斋漫录》所载景祐元年叶梦得《避暑录话》、《石林燕语》谓柳永中进士后为睦州推官，在景祐中，可见叶氏亦主景祐元年说又《崇安县志》云柳三变柳三接同登景祐元年张唐卿榜进士第是以大多数学者皆从景祐元年说但1984年詹亚园先生重申景祐末年说，吴熊和先生则提出当在景祐元年以前，而罗忼烈先生再次肯定了景祐元年说⑥　　另外，柳永释褐之后所任第一职是何官？文献记载柳永在睦州任的是团练推官（或团练使推官）1936年，潘承弼先生《柳三变事迹考略》提出柳永登第后初为睦州推官唐圭璋先生原先题柳永任睦州团练使推官，而后又题为睦州推官，并认为柳词《满江红》（暮雨初收）是景祐元年范仲淹至睦州之前、柳永任推官时所作。

黄强祺先生《关于柳永初任职的记载不实》（《文学遗产》1987年第1期），对睦州（团练使）推官说提出质疑，认为柳词《满江红》写的是秋景、伤宦游的哀情，不是春天初任时所作黄先生还考证出《宋会要辑稿·选举志》所载“景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诏，新及第进士……第三甲为初等职官”中“初等职官”当为“初等幕职官”之误，认为柳永考中第三甲，只能任最低的职位即初等幕职官，而不可能任睦州团练使推官此外，黄先生又据《宋史·职官志》所记，认为州县职无推官，故柳永任睦州推官一说也站不住脚　　对柳永生平行迹之研究，学术界的争论与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但前文提到，刘天文先生在资料异常短缺的情况下，网罗众说，参稽史料，细加排比，证以词作，撰成《柳永年谱稿（上、下）》，比较详细地勾勒出构永一生行事的主要线索，给柳永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参照，可谓此项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实在是对柳永研究的一大贡献　　三、柳永思想、人格探讨　　关于柳永思想、人格研究，学术界百年纷争的焦点主要是他对待功名利禄和歌妓的态度问题　　柳永的词在当时“天下咏之”，风靡一时但是，因为他在落第后写了一首《鹤冲天》的小词，遭到宋仁宗的斥落，一生蹭蹬仕途，流落多舛，直至老死他乡、无以为葬。

由于柳永的这一不幸遭遇，加上他在词中又曾说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类的话，历来许多文学史和词论专著都据以论断他蔑视功名利禄，傲视王侯公卿对于上述说法，诸多学者表示了不同看法王起先生《怎样评价柳永的词》（《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认为“他鄙弃功名，并不是真正对统治阶级的丑恶本质有所认识，而是认为做官要受到各种束缚，反不如在娼楼里过一种‘浅斟低唱’的生活来得惬意”丰家骅先生《柳永思想评价刍议》（《学术月刊》1985年第5期），认为柳永虽然一生沦落天涯，但终其一生从来就没有忘却过功名利禄他屡试不第，不仅没有绝意仕进，相反却“始悔以文词先得名为己累”，更名为永，继续应试博取功名五十多岁登第后，他供职甚勤，曾得到州守吕尉的常识，而且他在六十多岁时还作宫词《醉蓬莱》，求助内官达后宫，以冀进用在献词应制失败后，他又“亲诣政府”，上访晏殊，请求改官他所以偶尔在某些词中透露出厌弃功名利禄的思想，只是因为漂泊不定的游宦生活使他失去了“偎红倚翠”、“幽欢佳会”的享乐生活这种思想与《鹤冲天》一词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表面是是厌弃功名，而实际上却是他“且乐太平”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与北宋社会思潮是一致的。

　　柳永是一个通晓音律的词人，由于仕途失意，他常出入秦楼楚馆，与妓女的关系非常密切，在他的《乐章集》中有不少怀妓、咏妓之作不少学者认为他对被侮辱被践踏的妓女非常关心、同情唐圭璋、金启华先生《论柳永的词》（《光明日报》1957年3月3日），认为柳永的词“体现了对于受压抑妓女的真挚感情，带有打破等级观念，否定封建礼教的色彩”惠淇源先生《“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从柳永的叛逆性格谈起》（《艺谭》1984年第3期），认为柳永长期“置身于妓女、乐工中间，同她（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敢于同他们真心相待”，“大胆地冲出了封建礼教的藩蓠”与上述观点相对，郁贤皓、周福昌先生《必须用批判的态度对柳永的词重新估价》（《光明日报》1960年7月17日），认为柳永“大半生的精力都费耗在追逐功名和偎红倚翠的生活上面”，他的词“证明了他像一般没落士大夫一样对放浪形骸生活的追逐”丰家骅先生《柳永思想评价刍议》一文，认为柳永的思想实际上是“风流才子”和“市井浪人”两种思想的混和物，并无任何反封建意义　　除以上两点外，也有论者另辟蹊径，提出了前人没有涉及过的新说如程瑞钊先生《柳永思想性格新论》（《西南师大学报》1989年第2期），通过从柳永《乐章集》的一些只言片语中寻绎出一丝端倪，再以其政治长诗《煮海歌》为证，提出了柳永的“六大政治主张”：停战伐、安黎庶、省刑罚、减赋役、足民用、用贤良。

程先生并在文末提出：“柳永有功于社会，无过于人民，庶几可称古今第一大完人……卓然千古，柳永不朽！”可谓力拔柳永，不遗余力，文章触及的问题和评价的眼光都为前此所未见，但其“完人”之说或有矫枉过正之嫌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视界的进一步的扩展、研究深度的进一步开掘，不少论者开始以一种更为深邃的眼光，将柳永的思想、人格置于中国文化的广袤背景中加以考察，从生命意识、文化角色、理想人格、现实生存等角度提出了许多有说服力的观点邓莹辉先生《试论柳永的生命意识》（《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一文，提出柳永“在充满悲剧的命运拼搏中，追求个人内心的、活生生的生命冲动，试图用个体的感性生命的强力，突破理性道德设置的重重禁区，达到个体人格的自由实现”龙建国先生《论“柳永式的超然”》（《中国韵文学刊》1998年第2期），认为“柳永式的超然”表现了柳永“强烈要求摆脱传统意识的束缚，追求个性自由和精神享乐”张海鸥先生《浪子词人柳永与正统君臣审美意识的冲突》（《学术研究》1997年第3期），提出“柳永与正统君臣的人格美意识有率真和修饰的差异这并不是指他们的道德人格有高下之分，而是指他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人格”。

过常宝先生《柳永的文化角色与生存悲剧》（《东方丛刊》1998年第3期），提出“由于耽于词作，柳永被推至俗文化代言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