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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理由：哲学解释学在法律解释中的最终落脚点　　提 要：法官解释法律的过程是抽象的法律向具体个案裁判转化的过程，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看，该过程经历了理解、解释和判断三个要素的相互作用，期间充满个体的主观性、创造性和群体的参与、程序的约束以及社会法律价值观念衡量等各方面因素，而个案裁判是这一过程呈现的最终结果因而为使判决理由具有说服力，法官在判决中说明理由就显得十分必要，这是满足判决正当化，实现法治所必需的，所以也正是我国审判改革的重点所在　　关键词：哲学解释学，法律解释，判决理由　　诠释学，又称解释学、释义学，最早产生于古希腊，指的是文本解释的技艺，旨在字句疏通，释疑解惑曾用于诗歌的解释这种解释技艺的大量运用首先在中世纪后期的神学中，对《圣经》中上帝的意志进行解释其次发生在法学中，尤其是11世纪前后大量罗马法资料被发现，由于年代久远不易理解需要疏义，这便产生了注释法学派总括诠释学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从文本解释之技艺发展到施莱尔马赫的心理学解释和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方法论，最后向本体论转向，与此同时还表现出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及批判倾向　　法律诠释学，是至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受本体论诠释学的影响，首先在德国兴起的。

加达默尔于1960年发表的《真理与方法》，标志着哲学诠释学的正式诞生如果要追寻法律诠释学的缘起，无论从哲学渊源，还是从应用层面上，均须回到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对法律解释的启示，就其核心而言，在于它为法律解释与价值立场的关系，提供了有说法力的理论工具：解释者不可能价值无涉，解释者均存是非感，是非感存在先见、前理解之中，解释者的立场偏向，就决定了不存在能普遍接受的要么对要么错的判决，只有通过解释者与作者的对话，在探究性造法解释中，才能达到一个合理的、可接受的、合意的结论[1]因而法官在判决中说明理由正是这种交流的体现，这也说明哲学解释学在法律解释中的最终落脚点应该在于判决理由上　　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提出几个着名的命题：一、理解、解释和应用同是理解过程中的成分二、理解同时即是应用和解释三、所有解释是理解的解释，解释又是理解的应用，应用并非在理解后发生，应用是理解的行为但法律解释与其它解释例如文学的解释并不相同，法律解释者对某个法律文本进行解释，不止是限于理解该法律文本，而是将该法律文本作为解决待决案件的准据，亦即将该法律条文适用于待决法律事实，从中得出判决换言之，法律解释以法律应用为目的。

因此，应用是法律解释的目的，而非解释的要素　　为了与法定构成要件要素比较，对于事实上发生的事件，法官必须配合法律的用语将之表达出来，并根据法定程序进行论证，最终形成为法律事实这一过程也是法官理解、解释、判断的过程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只应该是法院和法官对法律和法律事实的法律意义的说明 因为从三权分立的目的看，是为了防止权力的垄断，那么如果立法者、行政者既能制定法律又能解释法律，这可能会使立法者专权，而与三权分立原则相违背所以，根据法治要求，只能赋予法官解释法律的权力，立法者和行政机关不能解释法律法官审理具体案件，从哲学解释学角度看，就是法律解释活动，其过程就是理解的进行，既包括对法律的理解，也包括对事实的理解　　在解释法律和事实的过程中，除了包含理解、解释两个要素以外，还有一个要素不可或缺，即判断法官审判中行使的是一种判断权，无论是事实裁剪，抑或是法律发现，法官都必须站在中立的角度进行事实判断、价值评判因而，法律解释中，理解、解释和判断，这三个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包含，共存于一个统一整体中理解、解释和判断同是理解过程中的成分；理解的同时即是判断和解释；所有解释是理解的解释，解释又是理解的深化，判断是理解的行为和过程。

　　法官解释法律的过程是一个将法律向判决转化的过程，期间经历了理解、解释和判断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纠缠，才最终形成了判决这个过程充满个体的主观性、创造性和群体的参与、程序的规准以及社会法律价值观念等各方面因素的相互影响因而这个过程成为法官做出判决时必须言说的部分，亦即判决理由权威不是现成被给予的，权威最终不是基于某种服从或抛弃理性的行动，而是基于某种被承认和认可的行为 所以法律权威的树立与判决被接受息息相关，而判决被接受的前提是判决理由充分，让人心服口服正因为如此，判决理由的说明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本文正是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对法律解释的过程进行分析，来说明法官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的必要性　　一、理解：法律解释的起点和基础　　作为法律解释活动，法官审判既是理解的过程，又是理解的过程前者包括对法律文本的理解、对事实的理解和事实与规范关系的循环理解后者只是法律文本的理解，因此是法律解释的起点和基础法官作为法律适用者，想要把法律个别化为判案的依据，就首先得理解法律法官只有理解了成文法，才能把它正确地贯彻到具体案件中，没有理解，法官不可能发现法律，不可能正确地贯彻立法意图，并在司法裁判中叙明判决理由。

法律解释是“要决定每项规定的效力范围，如有必要，并须划定其彼此间的界限 成文法中不包括解决案件的现成答案，它必须经过法官的思维加工，哪怕是最简单的法律识别法官在法律和事实的互动关系中重新理解法律，才能构建适用于个案的裁判规范　　加达默尔认为理解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存在先于理解的“偏见”或“先见”先见是人在历史中的存在状态它与历史水乳交融，形成了一切理解的基本前提或视域先见”构成了个人的存在，也同时为一切理解提供了基础与可能历史占有个人的方式是通过语言，个人在接受理解语言的同时，接受了历史给予他的“先见”加达默尔区分两种“先见”一种是历史给予的，对理解有正面价值，它来自于人们对历史文化的继承，因此是“合法的先见”另一种先见是“盲目的先见”，它是指个人在现实人生中不断接触吸收的见解，传统哲学或诠释学所指责的偏见，很大程度上就属于这种先见　　先见作为人的存在状态，同时包含着“合法的先见”和“盲目的先见”有学者认为：“合法偏见的形成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这里，教育和教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教育和教化，人们所欲求的真正理解也可能是存在问题的，起码理解的创造性是难以觉察的 主体意识无法分离“合法”和“盲目”，唯一的办法是在理解过程中显露“先见”，不断尝试，在理解过程中逐渐修正或去除盲目的成分。

　　人的理解是在占有语言之中才能发生的在语言之外，没有一个理解和意义的“自在世界” 同一时代的人要在语言中达到相互理解，必须要接受那个时代的语言体系，对语言发生理解上的困难，却是语言的另一时间上的特性造成的，这就是语言的历时性这表明语言的时间性或历史性，具有淘汰和更新语言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不同学科、不同行业由于所涉范围、研究方法等不同，形成了异于日常用语具有特定含义的专门术语，这些专门术语阻碍了从事不同学科、不同行业的人们对彼此学科、行业的理解这从另一侧面也反映了语言的多义性、创造性和语言体系的开放性返回到法律领域可以看到，法律是用文字表达的，而语言的特性决定了首先应理解法律，才能解释并适用法律文字的诠释始于字义，法律语言是一般语言的特例，语言的不精确性、多义性也进入了法律领域法律经常利用的日常用语与数理逻辑及科学性语言不同，它并不是外延明确的概念，而是多少具有弹性的表达方式，后者的可能意义在一定的波段宽度之间摇摆不定，端视该当情况、指涉的事物、言语的脉络，在句中的位置以及用语的强调，而可能有不同的意涵即使较为明确的概念，仍然经常包含一些本身欠缺明确界限的要素[10] 可见，语言对使用环境的依赖性，语言脱离语言使用环境，便会出现意义不全，甚至失去意义的现象。

[11]　　语言的使用环境，从性质上一般分为二种：语言环境与非语言环境前者指语言的体系，任何语言，须在它自己的体系中才发生意义语言体系包括语法、句法、习语等语言的使用，总是以语言体系作为发生意义的背景非语言环境指语言欲描述之对象世界，它包括事物、经验、情绪、想象等语言与它欲把握的对象之间，比语言与语言体系自身之间，多一层关系语言的使用一般都要同时涉及语言环境和非语言环境语言自身总是共性的东西，否则就无法作为沟通思想的媒介法律语言以一般语言为基础，又具有一些独特的语言习惯和语言含义，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语言体系，为法律文本的理解指明了一定的界限，法律适用者只能在法律文本已载明的意义范围内去寻找，并且法律特殊语言的用法通常应优于一般语言的用法，除非有其它标准可知，否则法官不能有意偏离其固有语言的用法[12] 但法律是一种抽象概括的规定，法律文本本身是对事物共性和普遍性的一种概括，事物本身发展的无限性和复杂性，使得成文法律不可能涵盖所有事物和行为的特性因此法律文本与个案之间总存在距离，对法律适用者来说，他要不断面对新的案件，而正是面对不同的案件时，法律的字义才经常呈现出模糊性，使规范文字也变得有疑义。

[13] 那么，对法官而言，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弥合共性法律和个性案件之间的缝隙，就如加达默尔所言：“调解法律和案件之间距离这一诠释学任务即使在社会关系没有变化、抑或现实的历史变化并没有使通用的法律变得过时或不适用的情况下也还是存在着[14] 非语言环境，对造成理解上的分歧，至关重要解释者的个人经验、生活背静、理解的视度，以及所处的历史时代，其中经验和理解视域是最直接影响个人理解的因素　　经验经验先于观念、先于判断而发生经验在它被理解、被解释、被做出价值判断之前，已经直接在个人身上发生了个人的经验不可为他人所替代，也不象语言那样可与他人分享但经验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人对语言的理解[15] 因而任何解读都是从经验出发的法律适用者过往的审判经验，常常会作为“相关规范”带进法律具体化的过程法官把他自己内化的社会规范带到了解释过程中[16] 法官在面对新的案件时，往往先根据经验凭“直觉”形成预先的结论，然后再到法律文本中寻找能证明其观点的条文，当该预先的结论得到证实时，他就保持该观点，如得不到证实，就重新确定观点当然对于事实问题，法官往往更多地借助经验法则反推出案件事实经过或某些待证环节　　理解视域。

我们无法摆脱有自身历史存在而来的“先见”，这是我们的“视域”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含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得看到的一切[17] 但视域并非封闭的，而是向新的理解不断开放的正如我们有我们的精神世界，作品也有作品的世界，我们不可能以自己的“先见”去任意曲解解释对象，如历史典籍，历史事件，某种哲学，因为它们各自有历史的特定的内容，限制了我们的“先见”，只接纳它可能接纳的理解，只有当这两个历史背景即解释者的“先见”和被解释者的内容，能够融合在一起，产生意义，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加达默尔称这个过程为“视域的融合”[18] 由视域融合而形成的理解，既非是解释者原有的“先见”，也不是作品或历史的原有内容　　首先，作品有它自己的世界作者通过语言，构造了一个意义世界但作品的世界不限于它的语言世界作品的作者与他由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常常不尽相同词不达意、言不尽意的现象，是个人使用语言必定会发生的个性与语言共性的冲突因为语言语法规则，相对于个人瞬息而变的思想、情感而言，显得僵死和固定，难以完全宣泄出情感的全部内涵，表达意图、思想、信仰的深度和复杂程度姑且假定作者的语言表达与他的意图完全吻合，语言文字自身具有的歧义性，也会使语言表达的意义范围，溢出作者愿意或意图界限。

[19] 法律文本作为立法者立法意图的载体，也同样不限于它的语言文字表达既可能无法准确地传达立法者的意图，也可能溢出立法者的立法旨意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法律秩序所固有的，但尚未在成文法律文本上得到表述或不完整表述的价值立场，也应视为法律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仍然保持这样一种观念，如德国，其联邦宪法法院指出“法……并不完全等同于成文法律的整体司法判决的任务有时就可能”特别要求那些宪法性秩序所固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