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之光与浪漫之声》文献资料

1、理性之光与浪漫之声文献资料陈东 2016-5-1MOSS：“让人类永远保持理智,确实是一种奢求。”（电影流浪地球台词）【康德】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不断更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来源：德伊曼努尔康德著,实践理性批判,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01,第125页。）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1784年9月30日。）（来源：陈晓律等编著：世界历史研究导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05，第301页。）18世纪后期,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年)称启蒙运动为“让光明照亮人类思想的黑暗角落”,驱除无知和迷信的运动。这里,康德道出了启运动的一个核心方面,即强调个人应该独立地进行理性思维,而不依附于仼何学派、教会和学院权威。（来源：美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09月第1版,第538页。）后来康德不无感慨地说：“当想要女人时，我养她不起；当养得起女人时，我不再需要女人了。”（来源：李晓东编：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帮你揭

2、开哲学的层层面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1.08,第83页。）海尔斯贝格说，康德“不是一个伟大的女性追求者(Verehr-er)”，他的意思不是说康德鄙视或者甚至憎恶女性，而是说对他而言，征服女性不是证明自己价值的重要方式。“他认识婚姻是好的而且必要的”，但始终没有踏进去。曾经“有个教养良好而且面貌姣好的寡妇从外地到此探亲”，康德并不否认他有与这名女子共同生活的愿望，但“他仔细计算自己的收入与开支，把最后的决定一天推迟一天”。这个漂亮的寡妇又去拜访其他的亲戚，后来在别的地方嫁掉了。又有一次，有个来自西伐利亚的女孩吸引了他。她陪伴一位贵妇来到哥尼斯堡。他“喜欢流连在她身边，并且也不掩饰自己对她的好感”，但他又迟疑太久了。她都到了西伐利亚的边境了，他还在考虑要不要向她求婚。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考虑过结婚的问题，对于朋友的献策也不感兴趣，如果他猜测到可能有这方面的安排，就宁可不去参加聚会。在他年轻的时候，婚姻的确可能基于经济上的因素而形成难题。据说他曾自嘲说，在他需要女人的时候，他养不起；在他养得起的时候，他已经不需要了。他并不是特例。在18世纪的日耳曼，有许多学者必须承担相同的命运，因为

3、无法负担妻小的生活而选择保持单身。有些人则是与有钱的寡妇结婚，让她减轻自己的负担，但毕竟是少数。（来源：美曼弗雷德库恩著；黄添盛译,康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04,第150-151页。）康德有了硕士学位和讲师资格，便可以在大学开课。大学没有付他薪水，他必须靠学生支付的钟点费过活，他的收入多寡以及生活条件如何，完全得看他能吸引多少学生。这种维持生活的方式并不轻松，许多其他的讲师必须兼职来补贴微薄的收入。（来源：美曼弗雷德库恩著；黄添盛译,康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04,第138页。）康德在讲演里喜欢表现他的“冷笑话”，从来不提示笑点在哪里。他“几乎从来不笑”，而且“甚至在讲完有趣的轶事，引起哄堂大笑以后”，他还是一副冷面笑匠的样子。不过学生怪异的穿着倒是会把他搞得心烦意乱。康德的讲课特点不在于按部就班的教学方法。他不以重复来作强调，也不善于循循善诱驽钝的学生。根据博罗夫斯基的说法，“深入浅出”不是康德的特色，每个人都必须时时集中精神，否则随时可能跟不上。康德也不赞成低头猛作笔记，认为许多着重细节的学生只是抄写不重要的内容，却漏了真正的重点。至少在他仍是年轻讲师的那些年里，

4、他也欢迎提问。博罗夫斯基说：康德的演说是即兴的，时而有机智与幽默，引述他最近读到的著作，偶尔也会加上一些轶事，却不至于偏离主题。许多其他的老师用来活跃气氛、却让有教养的学生敬而远之的低俗（性）笑话，我还不曾从他的口中听到过。康德对“亦步亦趋的学生”感到厌烦，他说：“你们不是要跟我学哲学，而是要学习如何作哲学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去思考。他要求学生把一切获得的知识分门别类，并且在接触到新事物时问自己：“刚才所读到的东西应该放在哪一个篮子里面？”他同时也建议他的学生准备一本杂记本，把搜集的信息按科别分类，以供随时查阅，补记忆之不足。康德从一开始便是颇受欢迎的讲师，他的讲堂永远都是座无虚席。1757年2月，林登纳在一封信中问道：“当地的宗教法庭没有去作弄康德硕士吗？”哈曼的弟弟答复林登纳说：“康德硕士在此很舒适惬意。他无声无息地带走了口沫横飞的沃森的学生，用真才实学削弱了这个华而不实的年轻讲师的掌声。”年轻讲师们彼此的竞争与猜忌十分严重，即使是仅供糊口的成就，也是得之不易，必须时时留意争取。（来源：美曼弗雷德库恩著；黄添盛译,康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04,第139-140页。）为

5、了赚取足够的生活费，康德必须上很多课。在第一个学期（1755-1756年上学期）他讲授逻辑、形而上学、数学与物理。1756年下学期，他又增加地理课，在接下来的新学期里，则又开设伦理学，总时数从未少于十六个钟头，最多有二十四个钟头。（来源：美曼弗雷德库恩著；黄添盛译,康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04,第141页。）康德的课程表一点也不轻松，但是事实证明康德对学生非常有吸引力。尽管如此，“在初任讲师的几年当中，他授课的收入十分微薄”。他虽然有20块金币作“依靠”，但他不曾动用过，反而卖掉了一些藏书。他必须穿同一件外套，直到穿破为止，他的朋友们要集资帮他买一件新的，但被他谢绝。前面的两三年颇为困苦，之后便渐渐地好转。他赢得了好老师的名声。博罗夫斯基提到了“确实非常丰厚的钟点费（就我所知，在1757-1758年间，情形便已如此）”。作为一个成功的讲师，康德的收入足以让他过一个与身份相称的生活。就如他后来对某个出版商所说的，他的收入“绰绰有余”，可以付得起两个房间，一张“好桌子”，也就是说好的饮食，甚至可以雇一个仆人。他也对那个出版商保证说，那是他“一生中过得最舒适的几年”。另一方面，他后

6、来也劝告贝克说：“仅仅靠讲课的收入维生，是会穷一辈子的。”因此，康德在这个时期显然没有多少积蓄，相当倚赖经常性的授课收入。（来源：美曼弗雷德库恩著；黄添盛译,康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04,第142页。）1764年4月22日，康德已年届四十。这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至少康德自己认为如此。根据他的心理学或人类学理论，四十岁是个关键的年龄。我们在二十岁时，大致上可以运用理性，但是就“深思熟虑”而言（利用他人来完成自己的目的），则到了四十岁才会成熟。更重要的是，康德认为一个人的品格是在四十岁定型的。（来源：美曼弗雷德库恩著；黄添盛译,康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04,第180页。）康德现在的薪资是160塔勒60格罗森，比他担任图书馆员的收入多了100塔勒，比他在耶拿的薪资则少40塔勒。他的收入（如今总共有220塔勒）不能算特别高，但已经使他的生活舒适许多。事实上，教授的薪水对他而言已经很优厚了；他在1772年辞掉了图书馆的工作。（来源：美曼弗雷德库恩著；黄添盛译,康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04,第226页。）康德作为一个教师，必须讲授许多课以维持生活。虽然图书馆员的职位在6

7、0年代后期为他带来了额外的收入，在1770年他还是必须开五门不同的课，每周授课24个小时，他感到很吃力，他的健康不佳。他向在8月初离开哥尼斯堡前往柏林的赫茨抱怨说哥尼斯堡的“课程负担沉重”。他成为“康德教授”以后，终于可以稍微松一口气。从此以后他不必再教那么多课，不过，他的上课时数并没有立即缩减。在大多数的学期中，他还是开了16个钟头的课，有时甚至更多。另外，他必须指导更多的学生。教授的职位同时也带来新的义务。他必须像其他的正教授一样开设讲演课。这些讲演课不仅在内容上有规定，而且时间也是固定的。康德必须在上午七点开始讲课，而早起对康德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在开始。康德后来曾经叙述：“在1770年，我因为升任逻辑与形而上学的教授，而必须在七点开始讲课。当时我雇了一个仆人来叫醒我。”在那以前，康德从未在八点钟以前上课。因此，康德的生活的规律性有一部分是拜政府之赐。早起并不是他自己的选择，而是因为公务。（来源：美曼弗雷德库恩著；黄添盛译,康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04,第241页。）他每日穿行故乡城市柯尼斯堡早已举世闻名。由于康德始终丝毫不差地在同一时间走相同的路径，他终生未曾

8、离开过的故乡柯尼斯堡，人说大可以他出行时间为准去校对钟表。他每日贯穿柯尼斯堡的散步一如其作息，均须严加规定。午饭后康德每天惟一用膳时间他便如常出现在节目单上：先是套上扑了白粉的假发，再戴上一顶三角帽，然后便一路碎步而去。康德身高刚刚一米五九，步幅小而且还走得慢，行走时头微微偏向一侧，双唇紧闭，这是因为他在户外从不张嘴，他认定从嘴吸入新鲜空气会导致风湿病痛和伤风，别人尽可以将此视为怪癖，而实际上也未必尽然：康德所为，必有其因。（来源：德乌多马夸特著，任国强译：与苏格拉底散步：大思想家和生活中的小事,外国文学出版社,2004年01月第1版,第21页。）真不能不佩服康德睿智的预见性！他在1784年，即法国大革命爆发五年前就写道：“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4页。）这里，康德点明了启蒙的两大“敌人”，那就是以权势为中心的专制主义和存在于民众中的愚昧主义。（来源：陈乐民著,敬畏思想家,生活读书新知

9、三联书店,2014.01,第167页。）【什么是启蒙】康德生活在普鲁士君主专制的体制下,他不可能改变这种制度。法国大革命曾经给他带来短暂的希望,但在感叹赞赏之后很快就发现这场革命后期竟走上了一条破坏法治准则、残杀异己者的恐怖道路:“一个才华横溢的民族的这场革命,是我们今天就目睹它在我们自己面前进行的,它可能成功或者失败；它可能充满着悲惨和恐怖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一个善于思想的人如果还希望再一次有幸从事推进它的时候,就决不会再下决心要以这样的代价来进行这场实验了。”于是康德在理念上承认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在论证时却不免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在普鲁士的君主专制的体制下,“法律”绝对不可能保证臣民有公开而充分地运用理智的自由权利。（来源：陈乐民著,春泥集,花城出版社,2008.5,第291页。）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来源：（德）康德著,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06,第23页。）种下偏见是那么有害，因为他们终于报复了本来是他们的教唆者或者是他们教唆者的先行者的那些人。因而公众只能是很缓慢地获得启蒙。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然而，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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