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学热”的勃兴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当代“国学热”的勃兴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国学一项，中国古已有之，但它原来仅指贵族子弟攻读诗书的学校。随着近代西学东渐局面的出现，“国学”概念渐成，并在清末民初几十年间渐成一股“国学热”的史学思潮，但对于什么是“国学”，学术界当时颇多争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热”再次勃兴，并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渐成高潮。对于这次“国学热”的兴起，我们要冷静地看到，其再次出现不仅仅是史学界自身反省之后的必然结果，还是中国实证史学再次崛起的重要标志，它与我们所一直提倡的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并非是相互阻碍，而是并行不悖，相互促进的。同时，积极吸取我们中国自身的优良传统与文化，弘扬国学。更有利于促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步和发展。一、回归传统：“国学热”的悄然兴起“文革”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再次回到了史家的学术视野中。很快，随着史学界对“文革”影射史学体系的反拨以及历史文化遗产继承热的出现，一股“文化热”的社会与学术思潮也很快悄然兴起并

2、迅速席卷中华大地。现在来看上世纪80年代的这场“文化热”，虽然它并没有引出国学的相关概念和内容，但却为“国学热”在20世纪90年代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前提和社会基础。1992年初，北京大学正式成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并于1993年出版了国学研究第一卷。同年的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刊发了毕全忠的文章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该文认为：“在社会上商品经济大潮的拍击声中，北京联盟大学一批学者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即国学。他们认为研究国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国学的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的产生。”时隔一天，还是人民日报，其“今日谈”栏目又发表了署名为文哲的评论性文章久违了，国学，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积极地心态提倡道：“历史是不能割断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所谓有中国特色，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其精华，对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提高中国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等等，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以及北大

3、国学研究的开展给整个史学界带来极大的影响，此举也可以说标志着“国学热”的思潮已经在国内悄然兴起。很快，中国文化、学术集林、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东方、寻根、原道等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刊物纷纷刊行，北京大学学报、文史哲等重要学界刊物亦开始辟有专论国学内容的专栏。各出版社还纷纷策划出版“国学丛书”、“国学大师丛书”等国学类丛书，国学思潮已经以一种恢宏壮阔、无可阻挡的气势再次在中国学术界沸腾起来。这种景象按照当时的一些学者来看：“随着东亚经济的腾飞，以儒、道为核心的东方传统文化，再一次成为世界学人关注的热点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学，已成(呈)复萌之势。”既然“国学热”已然掀起，对于史学界而言，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如何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实现国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彰显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成就在新时代的价值和魅力。其具体的实践要求，一如进入21世纪以后，“国学热”渐趋发展并形成一个新的发展高潮。XX年，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名师讲座式栏目百家讲坛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从XX年改版开始聘请学界精英讲解国学典籍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以后，迅即掀起了国人对国学的巨大热

4、情并造就了像易中天、阎崇年、于丹这样的电视学术明星。XX年，具有国学启蒙性质的“安定门国学馆”在北京孔庙开馆，此外如南京的“金陵国学馆”，上海的“孟母堂”，天津的“明德国学馆”等亦纷纷效仿成立。而随着各地国学馆的设立，各地儿童读经、诵经渐成时尚，据有关媒体报道：“截至XX年底，中国已有500万个家庭、60多个城市的少年儿童加入诵读儒家经典行列。”到XX年，中国的“国学热”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和发展阶段。如按照徐友渔先生所论，新时期的“国学热”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第二波始于XX年，这几年兴起的国学热主要表现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宣言、口号、事件和争论，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多半是媒体的炒作和一些极端主张的喧嚣声。对于国学热而言，XX年是非常重要的年份，它既是集中爆发的一年，也是作为新起点的一年”。我们认为，在这些所谓的宣言、口号和事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由多位学者共同签署的甲申文化宣言了。在这一年，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五位先生提议，在北京举行的“XX文化高峰论坛”上72位著名学者共同签名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此宣言声称：“我们愿与海内外华人一起，为弘扬

5、中华文化而不懈努力。愿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为促进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共同奋斗”。我们认为，该宣言的发表与前文所讲的百家讲坛的改版事件，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国学热”第2个高潮的到来。此后，XX年5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宣告成立，其目的是为了顺应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潮流，接续文脉，培养人才，传承文明，弘扬国学，立足当今，走向未来。XX年11月19日，北京大学的“乾元国学教室”正式面向社会开始招生。XX年，光明日报设国学专号，每月分两期出版，大力宣扬国学知识并推动国学在新世纪的传播。同时，一些网络媒体联盟如新浪网亦开始推出“乾元国学博客圈”，希望通过网络的力量开始宣传、普及国学的知识，而汤一介、庞朴、余敦康、李学勤等国内著名学者专家亦鼎立加盟。对其行为表示支持。中国新世纪的这场“国学热”思潮也因此就在这种政府与民间，学界与大众的密切协作态势下而迅速发展起来。同时，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也无法回避的，即和上世纪初的那场“国学热”一样。对于国学的具体概念到底为何，它具体应该包含哪些主要内容，学界虽多有争论，但也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和结论。如有的学者认为：国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别

6、称”，有的学者认为：“国学的内涵，就是从事国学研究的内容。”还有的学者认为：“国学应该包括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物质层面，如中国的饮食、中药、茶、酒、瓷器、服饰等；二是技术层面，如武术、中医等；三是制度层面，如历代律令典章制度；四是精神层面，如道德伦理标准、价值观等。”此外还有很多学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得出他们心目中的国学形象。但我们认为在这些诸多学者的讨论和争辩中，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的观点比较具有时效性、代表性。如他在XX年5月26日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重估国学的价值一文中说道：“国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二、“国学热”思潮的未来发展方向及其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新时期的“国学热”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有近20个年头。我们在总结国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各界在推广国学、发展国学所取得的诸多成绩和成果的同时，也不应回避我们曾经和现在国学发展过程中所

7、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尤其是在21世纪的今天，如何发展国学才能更好地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相适应，如何处理国学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面对国学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全球化、一体化的社会发展形式下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国学等一系列的问题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因此，我们认为，冷静地审视我们现在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正确地处理我们所要面对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则成了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所要完成的新任务。(一)国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史学亦是当代中国的主流史学，“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指用唯物史观做指导来进行人类历史研究的历史科学”。而我们现在所宣扬的国学其根基和主要内容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随着“国学热”的不断升温，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会不会阻碍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呢?面对这一问题，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忧虑似乎是过于担心。在他们看来，“有人担心国学热的兴起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冲击，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8、的，讲国学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挖掘传统文化资源，使其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亦有学者认为：“在文化上，提倡国学也好，提倡西学也罢，都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经由重新估定，重新构建，让它们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还有学者从国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完善与丰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断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同时也是不断批判地汲取我国中华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结果。在当今中国和当今时代，我们重提国学研究，对于进一步弘扬发展中华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历史任务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更快地走向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对于新国学的建设，方克立先生曾经说道，我们应该“创建适应社会主义时代需要的新国学”，王富仁先生则说道：“新国学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指导方向，也不是一个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的旗帜和口号。而只是一种学术的观念。”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时

9、代的新国学建设，则应该如纪宝成先生所说的那样：“今天重振国学，不是对传统国学的简单回归与重复，而是以现代的理念指导国学的研究与发展。我们力求具有明确的创新意识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待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避免陷入单纯复古的泥淖。”而其具体的态度，则如袁行霈先生所讲的：“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应当采取三种态度，即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瞻的态度。所谓分析的态度，就是要分清精华和糟粕，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所谓开放的态度，就是要处理好中外的关系，既要吸取世界上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也要让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所谓前瞻的态度，就是要正确对待古今的关系，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建立具有当代形态和前瞻意义的新国学。研究国学不是复古，是为了现在和将来我们要把国学放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大格局中，放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中加以研究。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二)国学与传统儒学之间的关系我们既然已经明确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国学，而国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流传多年的孔孟之学，儒家学说。因此，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与学说上，就应该有一个明确地态度和观点。国学与儒学的关系如何?国学是否就等于儒学，它又是否能够有一天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呢?要回答上面这些问题，首先我们要杜绝当代社会中所存在的一些文化复古主义尤其是一些国内新儒家提出的所谓儒学官方化，建立儒家的王道政治等学说。做到这一点，首先我们要承认儒学在中国传统社会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主要是一门道德修养之学同时也注重经世致用之道，把个人内在的心性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结合起来，其最高境界就是内圣外王、天人合一”。但儒学只能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容之一。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不可能将国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更不可能将儒学取代国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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