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蜀文化

1、关于古蜀文化的一些看法古蜀文化虽然经过三星堆考古与金沙考古，正式从文字上的历史转变为有实物佐证的历史，但是不解之谜仍然象天上繁星一样多，由于没有能够留下传世的文化，没有正式的文字资料（现在的资料大部分都是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中的记载摘记下来或者是推论，估计，猜测，而古蜀文化中唯一勉强算是文字的巴蜀记号，而且这些记号没人解读，而且也不知道是巴人还是蜀人的文字。主要记载的古书是古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据史籍记载，古蜀王国的人们风行“椎髻左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古蜀几代名王都曾为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事，蚕丛教会人民养蚕；鱼凫教给人们打渔狩猎；杜宇“教民务农”，开牧场，建园苑；开明“始立庙宇，以酒为醴”。还据传说黄帝之妻嫘祖原先就是古蜀之人，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其后代就是古蜀国王；在甲骨文中有“蜀受年”“蜀不受其年”，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等记载，说明蜀地和中原的交往。下面是一些资料巴蜀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是战国秦汉时才形成的。史记苏秦传说秦“西有汉中，南有巴蜀。”李斯传载谏逐客书曰：“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在殷周之际，则只称蜀。后汉书光武帝纪注：“

2、蜀有巴郡，故总言之(巴蜀)”，就保留了古老的地域概念。殷墟卜辞与周原卜辞均有蜀无巴，故可遥称为古蜀文明。其地域范围我们曾加论证：“殷墟卜辞中的蜀的中心地区在成都平原，蜀文化圈的范围大体上和后来汉书地理志所载与巴蜀同俗的地域相当。它在江汉地区与南传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关于殷墟卜辞中蜀的地理位置，目前还有不同意见，但多数学者仍主张在“陕南或四川境内”。笔者亦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变。古蜀文化圈的内涵是所谓的“早期蜀文化”，以资与东周的“巴蜀文化”相衔接和区别。 这个文化圈的范围为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具有三星堆十二桥蜀文化性质的遗存在成都平原有密集的分布；含有蜀文化因素的遗址在雅安沙溪、汉源麻家山、阆中坪上，忠县中坝以及江汉平原西部均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是，含有蜀文化因素的多寡，和该遗存与成都平原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呈现出蜀文化向外传播的波圈现象。可见，三星堆、十二桥确是古蜀文化区的中心遗址。 关于古蜀文明的年代，我们曾就中心遗址的出土物结合地层叠压关系，分期如下：遗址名称新石器晚期文化古蜀文明著录夏商间殷商商末周初西周春秋广汉三星堆一期二期三期四

3、期考古学报1987.2三星堆祭祀坑（一、二号）文物1987.10；1989.5成都十二桥早期中期晚期文物1987.12新都水观音早期墓遗址晚期墓考古1959.8成都羊子山土台考古学报1957.4成都指挥街早期晚期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1987年此表下接战国时期的“巴蜀文化”，此处从略。其年代推断为近年来碳十四测定所证实。三星堆遗址第一期的年代在距今4 740115到4 075100年之间；第二、三期的年代距今约3 935240到3 165285年之间；第四期的年代距今2 87570年。十二桥遗址早期年代距今约3 68080年。总之，相当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周时期。 过去，学者们囿于识见往往不相信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所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侄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现在有了地下证据，以“两重证据法”可证常璩并非凿空之说，是实在的历史投影。 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相当于中原夏商周时期，在东亚“两河流域”长江黄河之间的沃野上，长江上游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华阳之地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孕育出高

4、度发展的古代文明中心，那就是三星堆文化（包括十二桥类型)或称为夏商周时代古蜀文明。称它为文明中心，因为它是这一大片广袤的西南土地上，众多具备建立国家条件的青铜文化(包括巴文化)中的佼佼者，影响着附近许多发展水平不齐的文化综合体，以古蜀文明为中心形成一个文化区。我们借用司马迁叙述西南夷的体例，称为：“华阳之地君长以百数，蜀最大，此处有城邑、青铜业、礼仪中心、艺术和文字符号。”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第13页 从某些方面来说，古蜀文化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红山文化等都是古老的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且很明显，古蜀人在某些方面来说还处于我们传说中的神话时代，许多东西都处于半信史年代，关于蜀人的来历，历来都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可以完全肯定的说法。蜀族的来源与族属 关于蜀国统治者蜀王及蜀国主体民族蜀族的来源，史籍未曾言明，而在仅有的史籍中亦将史实与神话杂糅，难成信史。如蜀王本纪言：“蜀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而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时蜀民稀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

5、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拨开神话的外衣，这段记载实反映出蜀族初期的迁徙历史。至于杜宇以前的三王是否具有传承关系则尚不可知。 关于蜀族的族属，史籍中曾有源于黄帝的说法。世本云：“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无姓。相承云，黄帝后。”又如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除此，史记三代世表正义引谱记亦有相同的记载。华阳国志蜀志更有明确的说明：“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子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这里皆说黄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然后繁衍出一支蜀人。至黄帝时尚处于氏族部落阶段，氏族实行外婚，黄帝的氏族与蜀山氏氏族通婚，从而构成一个部落的内婚关系，而这一部落派衍出蜀族这一新的支系完全是可能的事。昌意降居的若水，即今雅砻江，而与蜀山氏为婚，知蜀山氏亦距若水不远。 蜀山氏究竟在什么地方?路史前纪引益州记云：“岷山禹庙西有姜维城，又有蜀山氏女居，昌意妃也。”这是说蜀山氏原居于岷江上游今汶川威州的姜维城一带。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亦采此说，于

6、茂州石泉县下云：“蜀山，史记黄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盖此山地。”这是将岷江上游一带的一大片山脉解释为蜀山。这里距雅砻江不远，为蜀山氏及其后的蜀人所居处，在当时来说是可行的。从此中反映出这样一个情况。岷江上游乃至雅砻江一带，从先秦开始便是氐羌系的民族所居，也是氐羌系民族从北向南迁徙，乃至濮越系的民族从南向北迁徙的走廊地带。这一带至今仍是藏、羌、彝、普米等藏缅语系民族的大本营。因之，说蜀山氏及其后蜀人应与氐羌系的民族有密切关系是有根据的。 再如，传说中的蜀王蚕丛的事迹亦多在岷江上游一带。蜀王本纪谓：“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华阳国志蜀志谓：“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此处所说的石棺、椁与现今在岷江上游发现的石棺葬究竟有何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但是，汉代的蚕陵县在今茂县以北的叠溪，该处岩石上至今尚有“蚕陵重镇”四个石刻大字以及明清时相关的一些题记。应该说这些都不是没有根据的。 当然，这里有一个蜀族是什么时候进入成都平原的问题。以往研究者一般推断蜀族进入平原较晚，自三星堆遗址发现以后，这个时间也应相应提前了许多。笔者认为，蜀人进入成都平原并

7、非一次行动，而系如浪潮一样，渐次推移，而逐步实现的。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层以D区DaT2南壁剖面为例，可划分为五个层次。根据在第一期地层中采集到的木炭标本，经碳14测定，距今4 075100，树轮校正为距今4 500150年。根据发掘者推测，“三星堆的堆积延续年代较长，大致延续至距今3 000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相当中原夏、商时期”。如此，则蜀不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向成都平原推移。这里所说蜀族为氐羌系的民族，是从川西北山区逐渐徙居到成都平原的事实，并不排斥三星堆文化是“川西平原自成体系的一支新文化”。事实上，蜀族进入成都平原并与当地及附近民族发生密切交往后，已发展成为另一种新型的民族了。三星堆发掘者认为：“一号祭祀坑的相对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至迟二里头文化时期，蜀族就与中原有文化交往；商、周时期，交往更为密切。一号祭祀坑出土器物中，除金杖、金面罩、青铜头像、部分玉璋等具有强烈的地方特点，为商文化所不见外，其他如尊、罍、盘等青铜容器都和商王朝统治区域内出土的商代前期器物形制、花纹基本一致”。这些便是最好的说明。正如同一些研究者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一样。但并不排斥

8、“禹生西羌”或夏族的祖先源于西北的羌人的这种说法。 从三星堆文化为早期蜀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来看，他们的共同点均在于创造这种文化者，均源于西北的氐羌族系，但他们又非简单的氐羌人。这一来由于他们迁徙到新的地区以后，经过长期发展，确乎已告别了原来的那个母体而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二来原留在我国西北乃至四川西北部的那些氐羌族系的人，也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并形成了另一些新的族体。从历史发展来看，几乎在相同时期，蜀族与夏族都在异地创造了相对独立的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这正说明中华文明源头的多元性。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第1314页。一个名叫蚕丛的酋长 古蜀自己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我们说应当从一个名叫“蚕丛”的酋长开始。 蜀王本纪载：“蜀之先王名蚕丛，后代曰柏灌，又次者曰鱼凫。”华阳国志蜀志也说：“(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上述两本史籍间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蚕丛、柏灌、鱼凫三代为王，开创了古蜀国最初的历史。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华阳国志蜀志所记载的颛顼皇帝并不像山海经、吕氏春秋、大戴礼记、史记所载的

9、那样，死后变成鱼凫，而是将他的儿子儿孙们分封到了蜀地作侯，就像当年他的爷爷分封他的父亲和叔叔一样，并且“世为侯伯”，经历过夏商周三代。到周朝时，朝纲大乱，周王荒淫，于是颛顼的儿子儿孙们首先在蜀地举起反叛大旗，自立为王，不再听从周朝的指挥。这个首先称王的人就叫“蚕丛”，他无疑也是颛顼的后代，具有英雄人物的铮铮铁骨。华阳国志此说让人兴奋，因为作者的笔端不经意地流露出了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所需的素质，那就是客观、真实、不迷信。然而他的观点也明显受到史记五帝本纪关于“黄帝封昌意、玄嚣于蜀”的影响，从而显得盲从和不够理性，而且按照其他文献和所有的考古材料分析，蚕丛、柏灌、鱼凫并不是中原王朝分封在蜀的侯伯，而是四川周边“土产”的新兴势力。所以只依赖文献作出判断的麻烦就暴露出来了，它不像考古学材料那么具有“技术性、科学性、可视性”。文献本是一种言论，不同的版本间容易造成相互矛盾或歧义。 那么，蚕丛到底是成都平原的人还是盆地周边的人呢?他是从蜀地百姓中成长起来的，还是从其他地方迁徙入蜀并最终取得统治地位的呢?据章樵注蜀都赋引蜀王本纪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按史家考证，这个蚕丛氏部落是氐族的一支，他们世代居住在岷山一带。由于山高路险，当然不能像平原那样建起“木骨泥墙”，因此就因地制宜，在山崖上凿起窑洞似的“石室”用以居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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