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

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一经今古文之争，是汉代乃至 中国 古代学术史上的一桩著名公案。但时下许多教材或著作，却常常对之作绝对性的判述。在称今文经学“迎合统治者 政治 需要，着重章句推衍，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和刑名学说来附会经文的微言大义”，“与谶纬结合， 内容 空疏荒诞”之后，又说古今经学如何“追求对经书的正确理解，多从切实弄懂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质朴可靠，斥纬书妄诞”。1一个是“通经致用”，一个是“通经识古”；一个是章句繁多，一个是单纯训诂；一个是谶纬五行，一个是质朴可靠。这样俨然是两大阵营两条路线的斗争，变成一种公式使人们习以为常，却把两汉复杂绵延的学术流变史图式化、简单化了。说古文经学不讲“通经致用”，那么其代表人物刘歆推出周官(周礼)，使之对王莽改制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这又是什么?汉儒解经，分训诂与章句二途。训诂仅单纯解释字形和文句音义，章句则剖章析句，具文饰说，汗漫无所止。钱穆先生说“章句即所谓家学也”，昭宣以下

2、始有。经说章句，在汉代较普遍，今文经学如公羊、谷梁二家均有章句，古文经学亦难免俗。汉书刘歆传：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传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在“章句繁多”之流弊上，经今古文二家只有数量上的区别。范文澜著中国通史说：“古文经学又一特色是反对谶纬。”这主要是由于东汉桓谭、王充等古文经学家不信图谶，容易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而实际上正如祝瑞开先生所说：“古文经学本身并不直接反对谶纬，譬如刘歆本人就是一个大谶记家，后来的班固、贾逵等也都善于推说谶记。”“古文经学家也宣扬天人感应神学，也多穿凿附会。”2(p246-247)王莽借用符命谶纬，大搞夺权活动，刘歆积极参与其间，这是不争的事实。从 理论 上看，刘歆在七略中说：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在这里，刘歆没有把孔子视作史学家，也没有把“六经”之一的春秋视作 历史 著作，而是归于能推演天人之道的神圣之物。刘歆作三统历及其指导理论钟律书，皆本阴阳五行以立论，易历结合，易律结合，以声引义，与流行于谶纬中的

3、思维模式完全一致。由此金春峰先生说：“刘歆争立古文而与其他今文经学家的斗争，完全不具有后人所概括的两派对立与学风对立的意义。”3(p471)为了加强这一认识，我们更应该注意汉书五行志的有关记载。班固序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揽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班固之所以在汉书中用相当大的篇幅来作五行志，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攸叙。世代宝，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征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即利用古籍主要是春秋中记载的灾异实例来为当时的政治需要服务。在此书中，春秋三传的三位代表人物，即公羊传的董仲舒、谷梁传的刘向和左氏传的刘歆被他特别加以注意，并且他们三人对灾异的解释，也都被班固在五行志中平行地罗列。如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记载“壬申，御廪灾”这一事件，五行志上说：董仲舒以为先是四国共伐鲁，大破之于龙门。百姓伤者未瘳，怨咎未复，而君

4、臣俱惰，内怠政事，外侮四邻，非能保守宗庙终其天年者也，故天灾御廪以戒之。刘向以为御廪，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庙者也。时夫人有淫行，挟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庙刘歆以为御廪，公所亲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弃法度亡礼之应也。鲁国储藏祭祀用粮的仓库发生火灾，对其原因的解释尽管三位大师各有不同，但归之于“天之戒应”却是共同的，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学风模式并无本质区别。对于董仲舒、刘向两位今文学家我们无需多说，而对于治左传为主的刘歆的经学思想却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下面我们将以左传为例，以窥测古文经学出现之后对汉代学术流变的实际 影响 。二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是一部记述了春秋240年间盛衰兴废的优秀的编年史。但是，关于它的身世来历，千百年来却又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成为学术史上一桩难于解决的公案。一直到今天，关于它的书名、作者、体例和编定年代等 问题 ，大家都还有不同的看法。有关史书对左传最早的正式记载，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其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

5、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据此，这本书原名应为左氏春秋，为左氏所著的一部史书。后来刘歆要为它争立学官，博士们反讥“左氏不传春秋”。于是到了东汉班固所作汉书，它开始用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而相沿。另外，左传是否著成于春秋末期的左丘明，唐朝人赵匡以下也多有驳论，不过此问题过于复杂，于此可不深究。尽管先秦诸子如孔、孟、荀、庄、韩等都没有直接提到过左氏春秋，而刘向别录却给了它一个十分明晰的传承系统：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注：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引刘向别录。)其间8人单传，约250余年，已到了秦汉之际的张苍。有了文本却隐晦不显，这与公羊、谷梁二传的流传方式截然不同。据说，二传都是孔子学生子夏的弟子公羊高、谷梁赤以口授的方式将春秋的微言大义传给后学，经过历代记录传播，到西汉初期最后著录成书，用的是汉代流行隶书，故属于今文学。而左氏文本由先秦而来，用的 自然 是古文(指东方各国文字)，被后人称为古文学。张苍“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4(张丞相列传)，于古籍广见博闻，自在情理之中。从史记本传

6、看，不见他对左氏有发覆之功；从其行事看，他却是一个笃信“五德终始论”并颇有建树的人。如史记张丞相列传云：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故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又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如张苍确为汉代古文左氏学第一人，他的思想基调与治今文公羊的董仲舒是一系而二家。左传在西汉的流传，史记不言，最早的记载见于汉书儒林传：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禹)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以上左氏一书在西汉的传承又有200年左右，涉及10余人，为何就无人将它转写成汉代通行的隶书?惟一的解释是这些人只把古文的左氏限于书斋之内，没有使它

7、向 社会 公开流播。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说古文经书有“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自从秦始皇“书同文”，按规定藏于官府的典籍都应当经过转写隶定，张苍所献古文左氏是否在入皇宫后经过这道程序呢?北魏文字学家江式说过：“北平侯张仓(苍)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氏相类，即前代之古文矣。”5(江式传)看来由于种种原因，这本古文左氏以原貌被保存于中秘府“伏而未发”，一直到汉成帝后才被刘歆发现。而民间玩赏左氏者，或耆儒如贯公，或博学如贾谊、尹更始，或专精古文字如张敞，都没有想到把这本以“叙事”见长的春秋史书拿来解经 应用 于现实 政治 ，所以使它以古文原貌保存在社会中。一说左氏春秋出于孔府壁中。王充论衡案书篇：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但汉书景十三王传曾提到鲁恭王刘余坏孔子旧宅，“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却未记具体有哪些经传。还提到河间献王刘德“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此二王皆景武间人，而同时稍晚的司马迁在史记五宗世家中对这两件都不算小的事却只字未提，不免令人起惑。

8、王充之说很可能是出于对以下文字的误解。刘歆让太常博士书说：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这里明明说孔壁所得只有逸礼和书，而左氏是藏于秘府的另外一事，二者只是因为同是古文而被相提并论。所以，由于左氏春秋长期潜藏，不为众人所知，一旦被刘歆揭示宣扬，才引起那么大的社会震动。三刘向、刘歆父子虽属宗室，却出自博学世家，于学术均“通达能属文辞”，又热心于时政。汉成帝河平年间，父子受诏“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术数、方技无所不究”。就在刘歆整理皇宫藏书的过程中，他才发现世间竟还有古文春秋左氏传这本书。汉书刘歆传记载：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刘歆发现了左氏，又对之进行 研究 整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这时属于今文的春秋传共有公羊、谷梁、邹、夹四家，能被立于学官的是公羊、谷梁。刘歆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所以左氏的价值远在二传之上。为此他还向作为谷梁大师的父亲刘向问难，对有些 问题 刘向也不能很圆满地予以回答。于是在汉哀帝时，刘歆提出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典立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刘歆移书太常博士，对当时的学风展开批评说：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6(刘歆传)对刘歆立古文经典于学官的请求，那些今文博士们以轻蔑的态度不予置理，确实有“怀妒嫉”，“党同门”的功名利禄之争的成分，官学与利禄之途相连，任何既得利益者都不愿被人分一杯羹甚至取而代之。但仅此不足以说明这场斗争的全部背景。正如金春峰先生所指出的：“正统经学在哀平以后，日益陈腐、烦琐、僵化，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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