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的建筑设计师访哥伦比亚大学在读博士、中国建筑设计师朱涛_

1、妥协的建筑设计师访哥伦比亚大学在读博士、中国建筑设计师朱涛_.txt 你不能让所有人满 意，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成功人士是在牛 B 的路上，一路勃起你以为我会眼睁睁看着 你去送死吗？我会闭上眼睛的从公众知识分子到不妥协的建筑设计师访哥伦比亚大学在读博 士、中国建筑设计师朱涛作者:深圳房地产信息网 姜丰【本期嘉宾简介】朱涛-建筑师，纽约 ZL 建筑设计公司创建人之一，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 候选人。他于 1990 年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获得建筑学工学学士。经过在成都、上海、深圳、 珠海等地的七年的建筑实践后，他于 1998 年开始就读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研究生院， 于 2001 年获建筑学硕士，并获该年度建筑研究生院的“优秀建筑设计奖”和“建筑历史与 理论表彰奖” 。他于 2002 年开始攻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建筑历史和理论博士学位。在博士学习、 研究期间，他还一方面通过写作广泛地探讨中国建筑、城市问题，另一方面继续他个人在中 国的建筑实践。他于 2006 年获得纽约建筑师联盟资助的“the Deborah J. Norden Fund” 旅行-研究基金。最近他有两个设计项目得以建

2、成：四川德阳华存希望小学（与李抒青共同设计） （2005 年竣工） ，和深圳文锦渡长途汽车站综合体（2006 年竣工） 。 【采访正文】 深圳文锦渡汽车客运站刚一亮相就赢得了满堂喝彩，有业内人士评价它不但有十足的现 代气息，浑身上下还透着一种霸气和不屈服的味道，是有限的城市空间中一个“不妥协的建 筑” 。感叹之余，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它的设计者朱涛。其实这个作品正如我们所了解到 的朱涛本人的性格那样，在学问方面实事求是，在实践上不断创新，如果不是亲身验证，绝 不会轻易向任何观点妥协。公众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朱涛的经历与当时很多同龄的大学毕业生相似，也是走了毕业就业创业深 造的路线。其中最大的差别也许就是，他将每一段经历都变成了一笔财富，并在不断学习实 践的过程中向着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地迈进。Szhome:先跟我们谈谈你的个人经历吧，好让我们的网友对你更多一些了解。 朱涛：我的经历“颇带几分 90 年代色彩” 。我 90 年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大学毕业 ，按当年新政策的规定，不允许考研究生，我硬被分到设计院，不想去不行，想教书也不让，就这样在 成都呆了一年。成都西南设计院有一个分院在上海，我那时候

3、特别想去上海，直接的原因就 是我当时有个作家朋友叫朱大可，因为他让我特别向往上海的城市生活和文化环境。和设计 院领导磨了一年多，终于在 91 年底转到了上海分院。之后才发现，上海的城市生活其实没 有想象的那么精彩。新年除夕的晚上我想外滩上肯定会有好多人热热闹闹聚在一起听新年钟 声，当我从中山公园门口一路走到外滩时，夜里 12 点，黑灯瞎火的一个人都没有！这让我 太失望了。后来朱大可也去澳大利亚了，我觉得上海没劲，就在 93 年到了深圳。已经南下的同学 对我说没到过广东、海南，就等于不了解大半个中国，来了一看果然有意思想想看，当 时深圳人平均年龄是 27 岁，是什么感觉？！93 年我来深圳，跟汤桦在华渝建筑设计公司一 起干。94 年我又到珠海，跟哥们一起承包一个综合甲级设计院，铁路、桥梁、隧道、工厂， 什么都可以设计。虽然设计院牌子很大，珠海也整天叫“西部大开发” ，但实际上根本没什 么项目。我们接的几个小项目都是在蛇口打转，每周得坐船回来。在珠海只建成一个小项目， 就是给规划局设计办公楼，设计费很低，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支撑又回到深圳，于 98 年出国。98 年我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

4、2001 年毕业，毕业后在纽约公寓中做深圳大梅沙 的一个山地住宅设计竞赛，做着做着突然“9.11”了！我是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恢复航班的第 一晚，在武装到了牙齿的美军的监护下， 冒生命危险登上飞机回深圳送标的。我的方案 中了标，为此来回跑了一年，最终却因为各种原因没修成，但这成了我第二轮在中国搞设计 的开始。2002 年我又回哥大读博士，现在已经到博士第五年了。争取最近两年毕业。现在课程 已经全部结束，除了写论文之外很自由。Szhome：你的个人经历比我们想像的要丰富得多。在地产大佬任志强、潘石屹之间关于穷人 富人住房说的争论中，你曾对穷人和富人有没有必要进行分区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可否跟我 们的网友说说其中最主要的观点？ 朱涛：我认为仅仅由这几个发展商就这个重要问题进行辩论是很不正常的文化现象。这个问 题需要社会各界来积极讨论。我们社会亟需一批对城市建设有见地的“公众知识分子”积极 介入城市问题的讨论。比如城市规划师、建筑师不仅要通过职业设计，还要通过社会媒体和 舆论，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和城市文化多样性保护上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政府部 门对城市发展问题的高瞻远瞩也是影响城市命运至关

5、重要的因素。而且对城市的分区和发展的构想必须站在一个宏观、综合性的视点上，但现有发展商对 城市的认知是很难达到这种程度的。现在，发展商辩论者一方认为穷人富人分区是市场经济 的必然趋势，因此必须顺从；另一方则感觉这在道义上说不过去，却支支吾吾提不出合理的 对策。我认为这场辩论模糊了三个根本性的原则：第一，宝贵的城市公共资源，如城市中心文 化、体育、商业设施和绿地、水景等，应是全体城市居民平等共享的，因此城市规划不能处 处让富人“占便宜” 、得方便，而把穷人“活该倒霉”地安置在偏远不便、各种资源都匮乏 的城市边缘上和角落里；第二，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区域，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由多种社会 阶层、年龄层的居民和多种文化因素相混合而成的区域。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城市中最 宝贵的地段都在迅速被一个个四面围着高墙、自我封闭的富人居住社区所盘踞。这样的开发既割裂了本来连续的城市空间，也使得城市中心生活变得日益均质化。这样一种“单调的富 人文化”其实不是城市发展的荣耀，而是城市开发失败的明证；第三，所谓城市规划中的 “规划”一词是指城市决策者要对城市资源的配置和开发有一个综合性的计划，这就注定了 “规划”

6、不能亦步亦趋地跟着市场走，急功近利地被一些短期利益所操纵。落实到穷富人分区问题上，如果政府接受前两个原则的话，那问题就很明了了：政府该 担负起责任，尽快明确地制定出城市各居住开发地块的规划法规每一个地块，不管处在 多么“商机无限”的黄金地段，在开发中都要有一定比例的针对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这种 在城市资源和社会阶层人群之间进行综合配置的工作，不可能由发展商来做，政府必须承担 起“规划”的责任。所以我认为今天政府的“70、90”政策，虽然在具体做法上还有问题， 但在原则上是合理的，那就是政府在城市空间的规划和公众居住问题上开始起积极的主导作 用。房地产变革中的政府诚意Szhome：政府的关注和参与已经表明了立场。你认为在国家的房地产宏观调控中，政策是否 真的能成为房地产发展的风向标呢？ 朱涛：新政下的政府诚意才真正对引导未来房地产发展方向起决定性作用。比如关于政策制 定和实施中的局部工作都应该让公众了解，而政府的职责是要有一个很理性的规划，城市中 心区的问题就要靠政策来协调。Szhome：在国外，政府一般是怎么样做的呢？ 朱涛：在西方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经验，除了大量政府修建的公共住宅和廉

7、价出租屋外，一 个开发性的居住小区不管地价多高，都必须有一定比例的经济适用住房(Affordable Housing)。比如纽约市政府的经验就很有启发性。在 1971 年纽约处在全城住房危机时，市 政府颁布了一项减免房地产税的法案，以大力鼓励发展商修建住房。但到了 1980 年代中期， 纽约房地产开发急剧升温、房价开始飙升时，政府又迅速修正法案以抑制这种趋势。政府将 城市开发的“黄金地段”划为“特定区域” （Exclusion Zone）,其中包括曼哈顿大部分地区 和布鲁克林区某些地段。发展商在“特定区域”中搞住房开发，必须修建 20的经济适用 房或在其它地方修建与本开发量相当的经济适用房才能享受减免房地产税的优惠政策。在过 去十年里，纽约房地产再次高涨，房价猛长，公众对该政策不足之处的批评声音也越来越强。 政府开始再次讨论修改法案，其中一系列调整措施包括极大地扩大住宅开发的“特定区域” ， 并强制发展商必须在“特定区域”内修建 20的经济适用房（有提案甚至提出要将 20的 比例提到 35）而不能以在“特定区域”外修经济适用房进行补偿，并且由以上政策调整 为政府所省下的税收资金将全部用

8、于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公共集合住宅的建设上。Szhome：那么发展商需要在其中做些什么呢？ 朱涛：理性地讲，在保证经济适用房的供量上，任何社会都没有权力要求、也不可能指望发 展商尽太多道德上的义务，主动为穷人大修房子。西方城市的经验在于市政府、州政府起到 积极的政策干预作用。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和理性的空间规划相结合的手段来平衡自由房 地产市场、公众的基本居住、和城市社区人群多样化之间的关系。合理配置、分配经济适用房Szhome：其实中国早就有了经济适用房，从分配到实施也有一套相应的规定，但是后来很多 经济适用房都变成了商品房在市场上流通。得到经济适用房的人未必是最需要的人。你在国 外学习生活了这么久，是否了解国外经济适用房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国内可以借鉴？朱涛：西方关于“经济适用房”(Affordable Housing)的规定很明确，就是为那些靠全家的 收入无力购买或租用自由房地产市场中的住宅的人们所修建的住房。这里有很重要的两点：一是经济适用房的购买或租用价格必须得是在政策保护下稳定下 来的价格，不能紧随房地产市场的房价自由浮动，这样既可保证中低层收入者能真正买的起 房子，又

9、能杜绝房产炒家来炒卖经济适用房，要不然“经济适用房”就没意义了。相比之下， 按我们现有的“70、90”政策，70开发的房子是 90 平米以下的户型。政府只控制经济适 用房的户型面积和开发量，却不去控制价格。这样会造成一种局面：经济适用房户型面积虽 然小，甚至小到普通老百姓家庭用起来都觉得局促，但卖价却还是跟着自由房地产市场价格 走。如果价格高到离谱，只让那些有钱有关系的炒家得利，老百姓还是买不起，那“经济适 用房”的意义又何在呢？二是购买或租用者的家庭收入一定要低于一定数目才符合条件。拿购买来说吧，每当一 个住宅小区开发计划公布出来后，那些符合条件的人就可以拿自己的工资表、税表去自由报 名，购买其中的经济适用房，有时报的人太多了就通过摇彩来决定。而我国的经济适用房虽 然也有个人收入、家庭需要等指标，符合标准可以报名，但其中很多人的收入是灰色的，有 时是很难进行精确衡量的，还有很多人通过关系去买微利房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政府 下大力气去应对。房屋和土地的价格限定说到底就是技术规定的比例。再回到“70、90”政策， “国六 条”刚颁布的时候，大家都在等，因为 70和 90 平米这两个数目都有模糊性，等到最后的 建设部的统一解释是一个城市一年内住宅开发总量的 70是使用面积 90 平米以下，这就不 可避免会带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了：跟政府有关系的房地产商继续开 发高利润的豪宅，没关系的就要承担这 70；另外集中的经济适用房建设很容易被排挤到 城市中较差的地段，比如有重度污染的地段、或过于偏僻、公共交通跟不上、人们将来的生 计都很成问题的地段。如果政府完全站在这个弱肉强食、完全放任的市场立场上，一心想的 就是圈地和拍卖地价，而不坚持理性、综合性的规划，老百姓的居住问题实际上是无法根本 解决的。Szhome：深圳市在执行“70、90”政策的细则中就明确规定每块住宅用地都要有 70是 90 平米以下的经济适用房。 朱涛：所以我认为深圳市政府有特有的魄力，在国家进一步解释“70、90”之前自行制定了 比较明确的规定：城市每个住宅项目中的 70必须是经济适用房。每个项目一视同仁，显 得具体和公平，可以避免政府在平衡各年度住宅建设总量中 70过程中容易出现的不公正 的做法。但是如果政府单单控制户型面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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