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题我国第一位儿童作家是.docx

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可任意编辑第二十题我国第一位儿童作家是 “诗性”苏童� 　　 　　我开设的“江苏作家动物园”里，苏童是最早进入园子的一个，他被我比做“鹤”，是“便引诗情上碧霄”的那一种想强调的是他的“诗性”不仅仅是他的一些精致的短篇，包括一些中长篇；不仅仅是《飞越我的枫杨树故土》、《我的帝王生涯》等可以看成“高空作业”的一类，包括《一个礼拜天的早晨》、《城北地带》等可以视为“地面作业”的一类，都很为突出地感受到那种诗的质地，虽然很难就这种质地做出概括的界说可以说得概括一点的，约莫就是那种奔驰的容貌和飞动的想象在那个“枫杨树”村，在那条“香椿树”街，在他开展那些具备时间长度和空间广度的情境的时候，无论是“童年视角”，还是“幽灵视角”（我读《碎瓦》等篇想起这个名称），无论是历史视界，还是实时场景，都有一种悠远的东西在跃动，在飞扬，宛如听童谣民歌，宛如听唱诗班唱诗，大体都挟带几分天国情怀、饱和几多生命意绪，让我们感受到那种诗性的激越、诗性的惆怅以及诗性的苍凉 � 　　诗性、意象性乃至某种通常被指称为“前卫性”、“先锋性”的东西，在苏童的阅读中已经得到充分的留神和阐述，不必也不轻易有所质疑。

只是我说过，而且至今还会说，苏童前卫性、先锋性的认定，不理应是、事实上也不能是至少不能完全是参照西方譬如说他其实不是那种作为“团伙”成员的先锋，不是那种实施颠覆和反叛的先锋，不是那种“不怕牺牲”来为“主帅”成事的先锋，他没有这样的自觉和有意就他的艺术容貌和他的创作天性说事，我曾忖度一再还是不能不用上“独立特行”这个古老的也多少带一点夸饰的语词来表述在我们所说的“个人写作”上，苏童是很为纯粹很为彻底的我是说，传统文化的根底和现代文化的接纳，成就了他外之不后潮流、内之不失血脉的可能，不妨说这很能昭示他“成为自己”、为自己“成事”的可能�　　在近两三年，论者或有据了苏童前期作品的很“意象”、后来的不很意象，从而论定其“转向”，这不符事实一方面，转向是个大动作，是以抛弃什么、如今怎样为前提的，苏童没有舍弃自己的什么，他只是在自我调整中“添加”了一些艺术元素，譬如说属于本真的、日常和世俗的现实形态另一方面，我们理应以正常的态度面对作家的“多副笔墨”，《1934年的逃亡》跟《妻妾成群》的出自一个作家之手，像《桂花树之歌》那样写过的作家又像《人民的鱼》这样来写，就像一个人既是儿子又是老子既要吃饭又需服药一样正常。

我倒是感到上世纪80年头以降，我们对于作家的“定性”、“定位”意识太强，这多少影响了我们面对一个作家的整体和丰富，也多少诱发了作家的某种就范意识苏童诚然不是一个不介意读者包括批评者的作家，但我更赞美的是他那份以忠诚于“自我”为实质的矜持，这有可能使他在潮流面前，在那些一棵树上上吊、一种意念上滑翔的作家面前显示出自己的优越和自身的优势�　　在“重述”神话传闻的那篇《碧奴》里，苏童的“诗性”也得到酣畅的发挥我很热爱“碧奴”这个名字约莫也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更能会意这个命名的妙处清人咏及孟姜女的诗句有云：“洞庭湖畔望夫山，山上真魂碧汉间苏童不见得是从这里取了一个碧字，可碧字再后缀一个“奴”，就不只亮丽，而且凄丽我是想到“奴家”原是青年女子可怜见的自称，还联想到“雁奴”作为雁群中最小的孤雁的被捉弄、受欺凌的境遇我想说的其实就是这名字也差不多成了一个隐喻，它熨帖了苏童在重述这个传闻时的基调，一种凄怆而瑰丽的基调这种基调由于皇室、贵族、将军、官吏以及食客、剑客、义士、谋士的历史性介入，使这本书的故事环境虚化了可也“典型”化了，甚至使作品带上了某种民族和民间的史诗的韵味�　　在通常的处境下，神化或者传闻在反映现实上没有概括的同一性。

如“太阳”与“向日葵”的传闻，古希腊的向日葵原是热恋太阳神的少女，太阳神厌恶她总是盯牢自己看而把她变为一棵向日葵，古华夏的向日葵那么是羿的神弓下幸存者的藏身之躯孟姜女的故事不能例外地有多种版本，连这个人物存在于何时、何地以及这个故事的“才能”、“主题”都纷纭得很是“烈女”的故事？“知礼”的故事？“天人感应”的故事？苏童选择民间普遍流传并大体成形的以“送寒衣”、“哭长城”为关节点的框架不是什么费斟酌的事，问题在于重述不是记录和整理，既无意“颠覆”、无意“大话”、无意“水煮”，那么，他对一个耳熟能详的传闻的“重述”何以成为可能呢？�　　正是面对这个难题，苏童故伎重施，用上了他的看家才干我指的是苏童往往依凭的一种“布局语法”，表层布局是行为方式，如怀抱欲望的乡村逃亡或城市流浪内在布局那么是情感的历练、精神的历程，如伴同死亡的情感回归与精神返乡这种布局本身纵然能为表述铺设多重的明栈暗道，为想象力的自由运行供给充裕的天地只是苏童特别重视布局语法上的内在照应，习惯于在这双重布局的系结点上出示某种“喻像”，如“罂粟”、“米”、“向日葵”、“棉花”、“路上”、“逃亡”、“狂奔”等等苏童对于“喻像”的热衷当然关涉其艺术运筹的多方面的旨意，而最主要、最直接的是他用心于布局的一种表征，一种结果。

�　　在赋予喻像以布局意义这一点上，《碧奴》不是偶然的但不妨说是最好的例证哭泣”和“眼泪”的隆重推出，跟孟子说的“齐人善哭”无关，跟仆人公的“性格”无关，它的关涉在于重述这个神话的可能性以及这个神话会被重述得怎样在这部作品中，眼泪组织了全体的材料，生发出全体的动作，负载了全体的文本内情和艺术命意，它以此取胜并以此抵达深度，完成一个古老传闻的再创造�　　以眼泪重新布局这个神话断定不是重述它的唯一布局方式，但也断定可以归入最好的布局方式：一方面，它表现了独辟蹊径而非蹈故袭常的运思，另一方面，它又模范了“重述”而非“另述”的性质；当眼泪祸及几百条性命，当眼泪的禁锢反激出流淌的管道，当眼泪幻化出无法阻挡、无可遏制的神秘气力，当眼泪引发出思乡的风暴和探亲的洪流，一个哭倒长城的故事才进入了艺术的规律，一个准神话才取得了健全的神话品格，一个凄美的传闻才飞动起想象的羽翼；一种苦难意识与民间情怀，一种对于生存的熟悉、对于生命的信念，才得以进入艺术的强调和哲理的提挈�　　在一个模仿、接轨意识高扬而想象力、察觉力极度衰微乃至“解构”精神无所不在而布局才能失落殆尽的文学时分，苏童这次重述的意义不言自明苏童现在往往以中年作家自诩了，事实上他近些年的大量短篇说明他切实已相当彻底地道别了青年价值病，坚实而老到起来了。

只是一部《碧奴》的“重述”，又让我多少感想到他的一种“重返”，为他调集过来的那些“马人”、“鹿人”、“女巫”、“阴魂”以及“青蛙”、“灵鸟”、“白蝴蝶”、“金龟虫”们布成的童话般的瑰丽世界，伴和了一种属于青春的活力和属于诗的激情我想，无论怎么说，这活力和激情都是一个故老的传闻能够飞扬起来的动因�　　我还想赘述一下，面对“古老”，《碧奴》的实践貌似也供给了一种认知：重述不是别的，重述归根结底是重新彰显那些恒久不变、历久不衰的东西这里不存在合不合时宜的问题，假设我们能够把文学的嬗变跟社会的演化识别开来，假设我们还能认同文学往往不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栖息而总是朝向“我们想去的地方”，那么，在根本的意义上，文学跟“时宜”无关，文学的切入点和作业区通常只能在那些“永恒”的部位 �　　　　“思性”叶兆言�　　　　在把一个作家跟某种动物没多大道理的“对应”之中，兆言便是“羊”这是感觉，感觉通常无法化为道理，一旦化为道理就“大不是那回事”或者至少“不大是那回事”当然，我原本就是以在“道理”上折腾为业，企图去求解：跟他的早些年曾留过一撮山羊胡子有关？跟通常有种走在群体前面的“领头羊”有关？跟童话中的羊往往都很有学问有关？仿佛有这么一点意思，也犹如并不是那回事。

� 对比能够断定的是，我想到人们在说“猛如虎、贪如狼”、“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同时，说了“狠如羊”那年会上闲聊，我不知怎么带出一句“我爱江苏作家”，想不到兆言瞪大眼睛质询过来：“你爱谁？”当时的感觉就宛如面对了一位低着头顶过来的羊他的狠劲特别了得，他的一种可以称为“定力”的东西也狠得厉害：在追求特异性的时尚中，在铺天盖地、此起彼伏的潮流面前，在艺术家的身后一群恶魔不停追逐的情势下，他保持了强大的沉稳，在永恒性、自我性的文学执着上，他不露声色地以化为绕指柔的力度融通进世俗和他者的关涉这不能不向“狠”上归结兆言吸引了众多评家的关注这一事实，可能要比他拥有众多的读者更为重要我指的是，论者谈“传统”说“现代”，议“流派”论“风格”，差不多要言说什么、要列举什么都可以扯上他的名字以及他的作品，他貌似成为麻将桌上的一张“百搭”，人人爱他、可以拿了他派用场，却又清晰不曾有过说到“底”说到“家”乃至说出一个然和所以然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受评家瞩目的兆言其实遗弃于“评论”之外，“恋家”的兆言说过很梦想有读者评家为之归归类，他貌似并未意识到，给论者造成聪慧和语言的痛楚就正是他的荣耀，本身就很能昭示其艺术经营上的包举性与亲和力。

在我看来，对于文学人和文学产品来说，没有什么比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分门别类更糟糕的事情；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比给有分门别类癖性的评家带来困难更“狠”的了� 　　　　还可以断定的是，羊的比喻也从另一个向度指向生活中的兆言生活中的他当然跟余华笔下胆小的男孩不相干，只是一如经过文化圈养的人再狠也狠不出多大野性来，经过充分文化圈养的兆言，也难免胎里带来似的流露出文人的弱质，譬如文人常有的过多的惦记、顾忌、赘执、唠叨……那次从西藏返还南京，和我同车顺道回家的苏童，谈起一行人在高原的“表现”时，对兆言就“出言不逊”，说这鸟人是个愁子这约莫只是跟兆言过从甚密的苏童的感受，别人的心目中，兆言没有唠叨到那个份上，倒是被归于场面上怕“发言”的一类忍不住要插上两句的处境不少，大体都是出于校正和拯救的目的那次会上，潘向黎女士不愿“发言”，我把话筒送到她面前时想到我所敬重的潘旭老，随口开了句玩笑：“说说吧，不报告你爸”，兆言立马校正：“该说不发言就报告你爸”在一些小场合，诸如此类的被校正有过几次，每每觉得这人太专心嘀细，又每每不能不佩服他很为厉害的顶真：不是么，“报告你爸”是得体的幽默，“不报告你爸”就有点伤人�　　我往往以为活得留心的兆言内里有种大明白。

当然，这种大明白只是在他进入小说艺术时，才有可能得其所哉地张扬开来这样的感受我在阅读另一些作家时也有过，譬如苏童在江苏，苏童和兆言往往被并提，一如一些“齐名”者彼此切实不乏一些好像之处，两位眼睛都有点毛病，前者近视后者弱视，“眼光”的穿透力却都足以到达“世事通明”的地步，能让我相信他们写小说，是去“对岸”悟过再回过头来看“此岸”的当然，就各自供给的文本看，两个人是很不一致的，那些不同在这篇短文里说不周详也并非本文的任务若按照本文的体式诉诸“印象”，便可借助生活“细节”说事其一是，那次几个人一起洗桑那，苏童在水气朦胧中眯起眼，脸几乎贴到我的脸看上好一阵，沾沾自喜于终究看领会了：“是老黄，栩栩如生嘛”其二是，一次研讨会上随意谈论，记不很清当时何以带出一句“我爱江苏作家”，记得很清的是，兆言连忙瞪大眼睛审问似的追究过来：“你爱谁？”把这两个细节比并起来看，就能说明一点问题：苏童往往“眯”起眼看世界，多了些“朦胧”和“诗意”；兆言往往“瞪”起眼看世界，力图把人生的故事看出新意、看个到底�　　这使他总是热衷于透过生活的“故事”坦呈出人生的底蕴我在论及兆言包括《夜泊秦淮》在内的早期作品而企图概括其“主题”时，说他的钟情“故事”其实是热衷于故事外的人生况味，说它们“从生命无限开展的希冀和无法挽回的失落这一恒常意义上，传达出四处充塞着的人生困顿和人生烦扰”，就是有感于他的故事表现“身不由己”的人生宿命，总是潜在着对于“自由”的参照和敬仰。

包括写死亡、写犯罪、写生存的境况，乃至在“不谈爱情”的时代写出《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继之以《别人的爱情》细心的读者不难察觉，“生命的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