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读书报告.docx

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可任意编辑《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读书报告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读书报告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急速进展，但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国仍处于封建制度重压之下，及至19世纪40年头，德国资本主义经济虽有确定进展，但仍受封建势力尤其是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的严重阻碍，其中最典型的是没有言论自由，缺乏社会舆论，譬如报刊言论稍有不当便可能被查封停办，此时德国公众普遍呼吁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梦想放宽甚至摆脱书报检查的限制在这种处境下，普鲁士政府于1941年12月制定“书报检查令”，并于1942年1月公布施行： “为了使新闻出版现在就能摆脱那些未经许可的、违背陛下旨意的限制，国王陛下曾于本月10日下诏王室内阁，明确反对使写作活动受到各种无理的约束国王陛下供认公正的、符合礼貌的公众言论是重要的而且必需的，并授权我们再度责成书报检查官切实遵守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第2条的规定” 这一书报检查令的公布使不少自由主义学识分子为之叫好，但马克思极为敏锐地看穿了封建统治者的伪善面孔，察觉了书报检查令阻碍民意、强化专制的实质，由此，马克思写出了他的第一篇政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来反对封建书报检查制度，争取出版自由。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马克思大学毕业不久，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影响颇深，立场上尚属于民主主义革新派，并未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与封建政府彻底决裂，并且仍抱有改造和完善普鲁士国家政治的空想，也就是说他尚未成为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思想家但这都不能掩盖他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所表现出来的深刻思想和缜密规律 第一点，针对“国王陛下供认公正的、符合礼貌的公众言论是重要的而且必需的，并授权我们再度责成书报检查官切实遵守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第2条的规定”，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普鲁士政府在找替罪羊转移公众留神力，政府将书报检查制度的不合理归咎于书报检察官但马克思发问：“上面的话是针对法律，还是针对书报检查官呢？”假设说是检察官的问题，那么作为以组织完善、行政有力著称的普鲁士政府，在这长达22年的时间里任由不合格的书报检查官无所作为，不就说明国家“盲目地挑拣最无能的人去承担最艰辛的职务”，这不仅关乎检察官个人荣誉，更是败坏了整个国家的荣誉但假设是法律本身的问题，那么22年之久都未能给言论自由以扶助，为何还要求助于这不中用的法律？对此，马克思作了简朴而有力的总结：“虚伪自由主义的手法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本身，即制度。

这样就会转移从外观看问题的公众的留神力莫非封建统治者不是这样想的么？ 其次点，针对“根据这一法律〈即根据第2条规定〉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肃穆和谦逊的探讨，不得使受到无理的约束，不得阻力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马克思极其敏锐地察觉了封建统治者将对真理的探讨引入歧途的意图，由于真理是直接的、自然的、普遍的，假设规定探讨的形式必将限制探讨的自由，而探讨真理的人所梦想的正是直奔主题，毫无牵连谦逊是使我寸步难行的绊脚石它就是规定在探讨时要对得出结论感到惧怕，它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预防剂这句话尖锐地指出了“谦逊”只是统治者对真理的追求者们无形的要挟和压力：你要对自己的结论感到惧怕，并为之负责，这样你才是“谦逊”而“肃穆”根据特利斯屈兰·善第的定义为“肉体为掩盖灵魂缺陷而做出的一种虚伪容貌”，假设 不是这种虚伪，那么肃穆应当是提防实际的态度，“我把可笑的事物看成是可笑的，这就是对它采取肃穆的态度”，马克思的这句话鲜明地表达了“肃穆”在统治者要求里的荒诞和滑稽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肃穆的笔调。

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调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映照下都浮现着无穷无尽的色调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映照着多少个体，无论它映照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调，就是官方的色调!”这一段话生动形象而极具压服力，极致地表达了马克思思想之敏锐和语言之精彩，足可作为百年佳句传诵一世！ 第三点，针对“它的〈书报检查的〉目的是：与宗教的一般原那么相违背的一切均应杜绝，不管个别宗教党派和国内允许存在的教派的见解和教义如何”，马克思指出，这个法令的目的虽是养护宗教，但却是在反宗教，由于“根据这一条文的规定，个别宗教党派和教派都不享有神圣不成进犯的权利”，只允许一种宗教而否认别的宗教莫非不是反宗教么？至于之后的“凡以轻佻的、敌对的方式反对一般的基督教或某一教理的行为，均不应容忍”，马克思又指出“轻佻”的反对代表着对宗教现象的不彻底的攻击，而“肃穆”的反对那么代表着对宗教本质的彻底的攻击，统治者的法令给人以只要不用“轻佻”或“敌对”的方式攻击宗教是可以，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假象，由于根本不存在第三种攻击方式另外，马克思也指出“政治原那么和基督教宗教原那么的混淆已成了官方的信条”，统治者将基督教于政治结合，考虑的是通过宗教信仰来取代自由理性以成为国家支柱，从而转移了人民对于自由和理性的追求的留神力，马克思认为“国家理应是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实现”，统治者的法令弥漫不合理。

第四点，针对“由此更加可以得出结论说，凡对整个国家管理机关或个别部门作出评价的作品，凡根据业已公布或尚待公布的法律的内在价值对这些法律举行议论、揭露错误和缺点、指出或提出提升手段的作品，只要措辞符合礼貌，倾向良善，就不能仅仅由于它们不符合政府的精神而拒绝发表”，马克思直截了当的指出，之前的“谦逊”、“肃穆”乃至“礼貌”都不是主要标准，“倾向”才是书报检查的主要标准，而“倾向”一词何其难解? 首先，“倾向”的评判标准谁抉择？书报检查官书报检查官由谁任命？封建统治者而“倾向”是没有客观标准的，这样的法律是不能站得住场的“可怕主义”的法律：全凭书报检查官的个人愿望和才能去抉择孰善孰恶，而那么成为这可怕主义的无辜的牺牲者 其次，法律只应作用于人在现实中的行为，而人的思想不该是法律的对象，马克思认为“追究倾向的法律不仅要处治我所做的，而且要处治我在行动以外所想的所以，这种法律是对公民名誉的一种欺凌，是一种危害我的生存的法律由于，思想是自由的，不能由于我想留胡子而认为我触犯了务必剪胡子的法令同样地，一些人有权干另一些人无权干的事情，譬如书报检查官可以表达他对于国家政治之倾向，而公众不能（假设倾向是不良善的），这样的话便是“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对等”。

第五点，针对“为了接近这一目的，在批准新的报刊和新的编辑时务必精心行事，把报刊托付给完全正派稳当的人去主持，这些人的学术才能、地位与品格是他们的意图严正、思想方式忠诚的保证”，马克思显示出极大的不赞同，首先，既然这些报刊编辑是“学术才能、地位与品格”都行的万能天才，何不自己写作呢？但他们在学术界无声无臭，毫无建树，那 么证明这些人却是万能天才的官僚岂不是拥有神秘的法术？其次，学术才能和品格是不确定的东西，而地位却是极其确定的东西，这样有学术才能和品格的人不确定被赋予认可，而有地位的人却会优先得到政府的认可，由此看来，地位已经成了抉择性的标准，这对于报刊编辑这样的学术职业是何其的讥讽!结果，根据“与此相适应〈即与追究倾向相适应〉，书报检查官也务必更加留神打定出版的作品的形式和语调，一旦察觉作品因感情冲动、强烈和放荡而带有有害的倾向，应不准其印行”，马克思总结出一句惊人之语：“用以分辩倾向的一切东西，反倒要由倾向来确定，而且反倒要用倾向来分辩这又是统治者的无法理喻的规律! 第六点，马克思逐一点领略法令中的自相冲突之处譬如，“检查令遏止质疑个别人或整个阶级的思想，但是同时它又允许书报检查官把全体公民分成可疑的和不成疑的两种，分成善意的和恶意的两种”；“检查令想要养护宗教，同时又破坏了全体宗教的最普遍的根本原那么——主观思想的神圣性和不成进犯性”；“检查令遏止使用欺凌个别人的词句和作出败坏其名誉的判断，可是它又使你们每天都忍受检查官作出的欺凌性的、败坏你们名誉的判断”； “检查令要求对官员阶层无限信任，而它的启程点却是对非官员阶层的无限不信任”。

如此之类，不胜枚举这些自相冲突之处，马克思认为，假设是坏的东西，始终是坏的，但在公众身上，务必追究，而在统治者阶层，那么是得到允许和批准的，并且被认为是为实现好所必需的这又赤裸裸的显示了统治者的双重标准，直接破坏了对等与自由之信念 从以上六点，不难察觉马克思作为革命民族主义者毫不妥协和激进尖锐的立场，马克思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用大量理论上的规律论证攻击普鲁士政府书报检查令的谬误之处，告成了揭露了普鲁士政府的虚伪面孔，也正因此，该文当时并未在德国发表，而是翌年才于瑞士发表 虽然马克思对于书报检查制度的批评极为深刻，但终究他当时尚未形成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对于书报检查制度的批评也只停留在这一制度上，而没有更深入地探讨制度之后的政治势力、社会布局、利益关系和阶级气力，因此，《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只能作为学术批评文章来看，而不能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反封建尚革命之檄文，但这丝毫不阻力马克思的第一篇政论文大放精神之光辉！ 结果，现在来看，在确定意义上，新闻媒体之自由程度是衡量国家先进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在这里，五千年旧风雨，六十载新历程，自由之内涵不断进展，自由之程度几经曲折，自由终归被公众所理解，所认可，所崇拜，所追求。

但对于大洋之外的国家，我们的自由或许还只是马克思百多年前笔下的普鲁士所以，“革命尚未告成，同志仍需努力” —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