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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礼仪文化及其现代转换荆云波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人文社科系教授中国传统的礼仪礼俗包括宗教信仰礼仪、人生礼仪、节日礼仪、社会礼仪，这些礼仪分别能够从精神信仰、人生转折、认知娱乐、社会活动层面为人们营造文化空间，在提供精神理念、转换身份、建立新的社会认同、纪念庆典、协调社会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于当今社会依然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因此，在社会范围内不仅要大力推广普及传统礼仪文化知识，将其贯穿在公民道德行为规范教育中，还要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对其进行创造性的变革和吸收，在传承和延续优良礼文化的基础上，组织民众和学生积极参与礼仪活动，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在仪式、典礼、礼俗活动中塑造具有文化内涵和道德规范的高素质公民中国自古以来以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有着悠久的礼制礼教传统礼仪规定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每个人在家庭、社会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及应尽的义务《礼记·哀公问》有一段话，几乎包括了礼对人生各方面的价值：“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礼仪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生存智慧，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

在当前国际局势动荡、能源危机加剧、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形势下，西方世界自文艺复兴以来建立起的启蒙理性开始受到质疑，古老的东方文明成为西方人寻求化解文化危机、精神危机的宝贵资源，作为儒家学说核心内容的礼仪文化在西方也受到学界的重视在我国构建新型和谐社会的今天，挖掘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精髓，探寻礼仪的功能，从内部寻找精神动力和行为规范，建立良好的天人关系、人际关系以及和谐的社会秩序，修补和治疗因经济快速发展而引发的种种不和谐因素，礼仪文化有着积极的作用传统礼仪当中所蕴含的精神理念与和谐社会的思想原则相互契合，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如何挖掘礼仪文化的精髓以及如何对其进行现代转换正在成为当今社会研究的热门话题一、传统礼仪文化的安身立命作用最早集中记录中国古代礼仪的典籍是儒家经典《仪礼》，记录了周代贵族男子人生中大型的、主要的礼仪活动，包括宗教信仰礼仪（祭拜天地祖先）、人生转折礼仪（成年婚丧）、社会礼仪（社会活动）这些礼仪从不同的层面营造了古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文化空间，在提供精神信仰、价值理念、转换身份、明确责任、建立新的社会认同、协调社会关系、建立社会秩序和规范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参见荆云波《安身立命的礼仪文化》，【加拿大】《文化中国》2009年第3期。

在《仪礼》记载的仪式中，有一些专门反映，包括：《士冠礼》、《士昏礼》等法国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范·根纳普（Arnold van Gennep）称这样的仪式为“通过仪式”许多最重要和最常见的通过仪式，都和生命的诞生、成熟、繁殖、死亡的生物性的危机有关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均处在人生自然进程的重要转折的关口从社会意义上，在美国人类学教授爱德华·诺贝克（Edward Norbeck）看来，所有这一切转折，带来了社会地位的变化，因而也带来与此相关的人们社会关系的变化 参考休斯敦莱斯大学人类学教授Edward Norbeck的文章“rite of passage”，见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网， 根纳普对通过仪式的内部结构的分析，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认识人生转折仪式的功能这些仪式都能够被分成三个阶段，即分离、过渡和重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个体在象征意义上与他的旧身份切断，分离出来，然后，在过渡阶段，对他的新的身份进行调整，最后，再将他的新的身份重组到社会中去 Van Gennep, The Rites of Passag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p.39.这种分析，将人的生理和生命阶段的物理性质社会化；人的生命过程与社会化过程在仪式理论中被有机地整合到了一起。

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85－186页仪式在个人身份和地位转换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个体自身而言，在心理上帮助他完成了告别旧我，适应新的角色，通常还伴随着神圣的使命感对于社会而言，能够接纳并承认他的转变，这种平稳过渡和合法地位均是仪式赋予的只不过，在不同的仪式中，需要仪式赋予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士冠礼》为贵族男子的成年礼，仪式的重点为三次加冠和加冠后的展示亮相以示成人三次加冠分别加的是缁布冠、皮弁和爵弁杨宽先生主要根据每种冠的象征意义认为每次加冠都赋予他一种主要的职责 杨宽《古史新探》，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版，第252页他指出：“初次加冠，无非表示授予贵族‘治人’的特权；再次加皮弁，无非表示从此要参加兵役，有参与保护贵族权利的责任；三次加爵弁，无非表示从此在宗庙中参与祭祀的权利因为当时‘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三次加冠实乃形象化的教育，赋予冠者一种责任感三加弥尊，谕其志也《冠义》指明了三加的教育谕志作用加冠完毕，戴着玄冠（出入正式场合的帽子）、穿上第一次的玄端服，见君、见乡大夫，向社会展示并让社会承认自己已经由少年转为成人，并具有相应的职责，即《礼记·冠义》所解释的意义：“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

故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圣王重礼《士冠礼》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成年礼，与国外一些部族的成年礼相比，没有实际的或象征性的磨难考验或象征性的死亡；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改造，该仪式在性成熟方面的标志已经看不出来，在教育方面的作用被强化，经过教育直接进入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现今，在我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取消了成年礼，各种各样的入学典礼虽然也能够部分地起到成年礼的教育作用，但是成年礼在人生转折关头的所起到的明显的心理过渡作用和身份的社会认同作用，是入学典礼无法取代的所以，没有成年礼对于进入社会的年轻人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士昏礼》为士之婚娶之礼女方由女子转变为另一个家族的新妇，社会身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通过服装、发式、佩饰来帮助确认新的身份，临行前父母、庶母（父亲的妾）都分别有叮咛嘱咐进行教育，强调为人之妇的职责，如料理家务、侍奉姑舅（公婆）、辅助丈夫、传宗接代；男方虽然身份的转变不如新妇明显，但是，他所穿的服装为爵弁纁裳的官服，乘坐的车为“摄盛”的墨车 墨车为大夫车，士车应为栈车，超出相应应受的礼遇，但仍属特殊情况下社会允许的，乃为“摄盛”新郎的地位在婚礼中明显地被拔高，在民间有“新郎官”的称呼，古戏中，妇也常以“官人”称呼丈夫，说明为人夫的男子在家庭结构中地位将要因其统领妻妾（贵族女子出嫁，往往其妹或侄女也随嫁）、生子为父而提升，在婚礼中带有对其新地位嘉奖和强化预演新角色的意味；加上临行前父亲对他的教育，强调他帅导家事、继承宗室的职责，使他形成终生难忘的责任意识。

由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国之本在家”，男子成婚成家是社会和人生的头等大事，所以婚礼被称为“礼之本”，婚礼上非常重要的共牢合卺之礼（共食一牲，用从中间剖分的瓠之两瓢对饮），富有象征意义，意在提示新婚夫妇明确自己的职责，要以对方为另一半，如同天地合一，繁衍后代至于婚姻强化双方背后的社会关系及群体的纽带以及婚姻的政治联姻功能，则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后起的内容此《昏义》所谓：“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婚礼的身份转换、职责教育、延续后代的功能则是最基本的此外，尚有描述如何合乎礼仪地安葬、祭奠死者的《士丧礼》与展现青年士子射箭、社交才艺的《乡射礼》等这些仪式神圣化了人生转折的各个阶段，提供了转换角色、接受教育、明确职责、社会认同的作用，也为新的人生角色提供了某种预演人是社会的人人在社会上经历的活动和事情及其在社会上的位置，与他人的关系，整个社会系统所保持的平衡，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社会礼仪达成的《仪礼》有许多关于社会活动开展的仪式，比如涉及政治、外交、社会活动的《觐礼》、《聘礼》、《燕礼》、《公食大夫礼》、《大射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等公开的、大范围的仪式。

这些礼仪的共同特点是营造一个社会大舞台，各种力量、各种关系都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以保证社会从整体上的运作和平衡，也为社会关系的平衡和人的社会活动，提供了大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空间这些仪式，是社会成员了解社会情况、体认自己身份的最佳途径，也正是这些仪式，让社会成员接纳和认可了许多重要的社会规则、社会变化比如，觐礼是诸侯觐见天子的礼，聘礼是诸侯国之间相互聘问之礼，通过这些礼仪，在特殊规格和严密的程序中达成政治和外交目的，参与礼仪者的身份也在既定的规格和程序中得到确认另一类仪式是范围相对集中于家族或者说是家族成员参加的仪式，如祭祀祖先的《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为死者服丧的《丧服》礼仪等等在家族内部，这些仪式规定了亲属之间的关系和地位，明确了个人在家族中的位置，更重要的是通过家族成员的关系、等级的体认，这种关系和等级被成功地放大运用到更大的国的的范围这两类社会礼仪以规范的方式为国家政治管理体制和社会伦理价值体系所吸纳并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成员展开社会活动的重要方式历史上，传统礼仪文化对中华民族产生过深远影响，特别是经过唐代韩愈和宋代程颐、程颢等中原大儒的极力弘扬，以礼仪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儒学和儒风在中华大地深深扎根，以至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人格、民风、时尚都深刻地打上了儒家思想及礼仪文化的印记。

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以及礼仪中忠君孝亲的原则，以和为贵的情怀，修身济世的追求都通过礼教的方式散布流传，在不胜枚举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名人身上，无不彰显和折射出传统礼仪文化的浸濡，体现出厚重的文化底蕴大文豪杜甫、韩愈强调用儒家的礼仪道德修身养性，极力倡导有秩序的仁政政治理想；历史上也曾产生过像岳飞、史可法、吉鸿昌、杨靖宇这样的将领和将军，他们身上的忠君报国、舍生取义也折射出传统文化中忠义思想的熏染；戏剧和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诸葛亮、花木兰、包公、杨家将、穆桂英等人物一直是人们传唱和歌颂的英雄偶像，基于历史事实基础上创作出来的这些人物已然成为忠孝节义的典型化身这些精英榜样的力量使优良的道德、风习、礼俗代代传承、浸润中华大地，塑造了可贵的人格和民风，传统礼文化构筑了民族的精神支撑和行为规范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有别于强制统治的乡村自主“无治而治”的“无政府”的社会模式，指的就是在传统乡村社会，礼仪的自足治理作用，是历史上礼仪观念在民间的遗留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86—87页作为社会最底层又缺少教育机会的乡村民众的精神信仰、文化生活、价值观念等，都需要在这种充满礼仪、礼俗活动的自在社会生活中得到自足和维持。

长期以来，礼仪文化在民间起到了无法替代的道德自律、民风淳化、乡村自治的作用二、礼仪文化的现代转换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现代科技理性对于神性的取代，传统社会建立起来的神道设教、以礼化成天下的平衡被彻底打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礼文化因背负封建礼教之名，不仅学界对礼仪文化的研究遭受冷落，而且，社会各界在打倒孔家店的同时，也将礼文化扫地出门文革时期，侥幸存于农村民间的一些礼仪礼俗在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中以封建迷信的罪名被清理，致使人们在反对封建思想、反对封建礼教的同时时将其中合理的一面也丢掉了特别是作为道德自律手段的传统礼文化和民间礼俗由于历史的原因而被迫中断或面临丧失，致使精神自制自足系统遭到破坏，加上教育的缺失，在社会活动中外化为失范的行为，许多人彻底忘记了礼义廉耻等基本道德规范，甚至做出违法事件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急剧变化之时，民众（特别是缺乏教育的农民和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