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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二） 五 商人支配生产和工场手工业 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商人支配生产，一是工场手工业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封建生产方式同资本主义过渡的“两条途径” 商人资本(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古老的资本形式，封建社会晚期，大理出现商人支配生产的情况，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不是所有商人支配生产都具有新的生产关系的含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称“商人直接支配生产”，指的是那引进支配小生产者的劳动的包买商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说的包买主，语义略有不同，指的是由小生产者分化出来的商人[20]①我们现在史料中所见，主要都是马克思所说的包买商这种类型 列宁所说的包买主的五种形式，在我们看来，其前三种还不能算是资本主义萌芽这里，他们是通过买卖关系、借贷关系、交换关系来支配生产的，这种支配，尽管可以占有小生产者的剩余劳动，但并没有改变小生产者的生产关系否则，象后来我国买青苗的情况非常普遍，亿万农民都要进入资本主义了在我们考察的行业中，如商人对茶农的“先价后茶”，对蔗农的放“糖本”，对烟民的“给值定山”，对纸坊的“以值压槽”，都是这种况。

我们考察它们的资本主义萌芽需另有依据 所谓包买商，他实际是(1)“购买了暂时还占有生产工具但已经不再有原料的劳动力”；(2)“成了超过他原来商业利润以上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者”；(3)他“为了 以这个目的，还必须使用追加资本”[21]②，以购买原料供了的劳动力使用我们是按这三条来确定包买商的性质的 清中叶丝织业中的“账房”，可称为包买商的典型它不权配机户，还支配染丝坊、掉经娘、络纬工、牵经接头工等，并大多是计发工资形式，有相当大的追加资本安掌握了全部生产过程，是相当完备的资本主义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丝织业在明后期已有工场手工业的雏形，而到清中叶反而基本消失：它被较完备的包买商形式所代替了 据我们考察，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包买商的形式并不多象广东佛山的铁钉、铁针业，景德镇瓷器的红炉(釉上彩)业，是受包买商支配的，但它们只是冶铁、制瓷工场手工业的附属物，事实上，我国包买商制度的大量出现，还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事情 资本主义萌芽中的商人支配生产，除包买商制外，还有商人雇主制，即商人雇工生产 商人雇工生产，在农产品加工中甚为普遍，从砻米、磨面到油、酒、酱、醋都是，它们多是前店后厂，也有的是附设作坊。

按说既是商人雇工，即是受雇于资本，为市场而生产但是，要确定其资本主义性质，还必须雇工有一定的规模，有生产关系的具体材料据我们考察，还只有某些地方的制茶、创烟丝、榨油作坊比较肯定，为数并不多至于酿酒、制糖、造纸，则多半已成为独立的工场手工为了 商人雇主制和商人投资于工场手工业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投资是否已转化为产业资本例如，商人在陕西南部开设的圆木厂、枋板厂，投资颇巨，雇工众多但所产木料，一般仍是由该商人运出山来，以至运销河南、江苏这里，投于木厂的资工未转化为产业资本，其利润也主要是运销利润，并由住在大城市的商号统一核算，因而我们视为商人雇工生产反之，如北京西产的煤矿，也是商人所办，而所产的煤大都一出窑就卖给别的运销商，煤矿的资本也就转化为产业资本，它就不是商人支配生产，而是独立的工场手工业了这种区别的意义，在于两种资本的性格有所不同 棉布加工业中，苏州一带的踹坊，雇工近二万人他们实际是由商业资本布号发工资的，但又有包头组织作坊，也有投资，商人只垫支可变资本可以说是介乎包买商和工场手工业的一种中间性质为棉布加工染坊，规模比踹坊更大，可能也是这种性质但因鸦片战争前的有关经营的史料未详，还难肯定。

通常论及商人支配生产的特点是，它不改变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而是维护这种生产方式不过，这就包买商制而言在商人雇主制中，就多少已经改变了；在踹坊这种形式中，也已不是个体生产了当然，就更多的革命作用来说，还是工场手工业事实上，在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中，最具重要意义的，也还是工场手工业 工场手工业的一个特征是劳动分工，这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再生产但是，我们不能过于强调这一点资本主义萌芽中的工场手工业是不能和欧洲工场手工业时期(那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之后)的情况相比的有些行业，如采矿业、伐木业、池盐海盐业、航运业，本来没有多少劳动分工有些行业，如造纸，虽说“过手七十二”，实际一人可兼不同工种在我国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场外分工发达，场内分工反而简化如景德镇的制瓷业和广东石湾的陶瓷业，即因过分专业化，窑、作、行、店林立，互为加工协作关系，其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反而十分可怜清代苏州的丝织业，也因一些工种独立成行，由织户临时雇倩，原来工场手工业的迹象反而消失在我们的考察中，一般不以场内分工多少作为工场手工业的规模，而主要看一个资本支配下劳动者的数量 我们所见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备的工场手工业，是四川的井盐业。

其也因井、灶等的专业化妨碍了场内分工并且，它用工最多的是“担盐之夫”“盐船之夫”和“挑水(卤)之夫”前两种可能是按件计价给个体劳动者，担水夫则史料有明确记载，都是临时工一套井灶所雇用的固定工人大约不过一百人，我们也依此决定其工场手工业性质富荣盐场头号资本家族王三畏堂雇用的固定工人共一千二百余人，二号资本家族李四友堂三大灶共雇佣固定工人五百余人这恐怕是当时最大的工场手工业主了采矿业，固然矿工众多，但雇佣关系复杂，前已言及惟云南铜矿，最大的商人投资据说有二十万两，可能也是大资本家了 六 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意义 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是探讨中国资本主义有没有一个萌芽过程然而，它有着广泛的意义，它是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 本世纪初，曾有一种理论，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作用下产生的，即所谓外铄论或移植论最初，这是因为人们并不理解“资本主义”这一外来名词的含义，而以为它指的就是那些有高大烟囱和机器隆隆作响的怪物如果是这样，对于发生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就只能从文艺复兴和精神上去找原因了不幸，当时输进的西方史学也正是这么说的[22]①其后，《资本论》介绍到中国，人们了解到资本主义发展三阶段的历史。

但是，在中国并没有一个象西欧那样长达二、三百年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加以外国资本在中国势力的嚣张，对于中国资本主义有没有自己的历史，仍然是不肯定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改后，发生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论战中，任曙提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铄的”论点，并认为这是帝国主义资本的“伟大作用”任曙是中国托洛茨基派的理论家，他在这个时候提出外铄论，其含义就不同了虽然不是所有托洛茨基分子都是提倡外铄论，但他们都是把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资本等同看待，认为两者是“共存共荣”的，“好象在世界经济一个部门内合股经营”因而，只要外国商品占领市场，并进入农村，就“绝对地破坏了中国封建热势力”，中国就“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23]②这就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取消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 历史上有移植的资本主义《资本论》有一章“现代殖民理论”讲的就是这个当时，欧洲殖民主义者在美洲、澳洲建立资本主义工业，最大的苦恼是找不到工人聪明的皮尔先生，不仅把价值五万镑的生产设备和生活资料从英国运到澳洲的斯旺河畔，还带去了三千名男工、女工和童工。

但一到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给他铺床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他带去的人都去弄块土地变成小生产者了马克思说：这里是“反抗资本迁入”的处女地，“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记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24]① 可是，中国并不是这样一块处女地当西方侵略者来到中国时，并不需要输来资本—雇佣关系，他们遇到的是现成的工人，包括技术高超的熟练工人事实上，第一家外资工厂，即1845年广州的柯拜船坞，原来就是租用中国手工船厂的泥坞建立的上海开埠后，第一家外国船厂伯维公司也是这样很少人能相信那人时候黄浦江上居然能修造汽船”，可是，第一条汽船“先驱”1876年下水了，“雇的是宁波木匠，用的是中国柘木与樟木”不仅如此，第一家洋务派的军工业，即1861年的安庆内军械所，也是在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添置机器而成的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即上海发昌机器厂，原来也是一家工场手工业，1869年左右引进西洋车床，就变成机器工业了无论外商、洋务派或民族资本家，在开设第一家近代纱厂时，都毫无困难地找到女工因为妇女离家进厂，已早由资本主义萌芽铺平了道路，所有封建礼教问题，也于光绪初清政府一场关于茶厂女工的廷议中解决了。

外铄论和移植论，都是一种无视事务发展内因的纯外因论他们否定中国封建社会人部的任何能动因素这种反历史、反辩证法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绝非是孤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国外长期流行着一种中国是个停滞社会的理论这种理论可上溯到黑格尔在他看来，中国是“永无变动的单一”，“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25]①当西方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要求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时候，包括那些阐述“白种人责任”的历史学家，倡导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这种理论下，中国的现代化及任何进步，都只能寄望于西方的炮舰、牧师和资本家的到来随着中国的殖民地化，这种理论也众口铄金，并由西方传到东方三十年代，乃至有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专门研究了中国社会的“亚细亚停滞性”，有待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加以“克服”[26]② 一个社会在发展中会出现或长或短时间的停滞以至倒退，完全是可能的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辉煌发展的时代，也不乏悲惨的倒退资本主义萌芽所考察的时期，确是中国在经济科学文化上发展比较迟缓的时期，但它是一个酝酿着巨大的变动的时期我们所看到的明清社会，无论在生产方面或者在流通方面，无论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租佃关系、雇佣关系上，都是一个个不为演变的过程，形成一幅觥筹交错的活动画面。

正是在这种变动中，出现了新的、尽管是十分微弱的生产关系的萌芽 随着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停滞论彻底破产但是，研究历史的任务并未终结，理论斗争也不曾停止六、七十年代，随着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在国外又出现多种关于旧中国的“不发展经济学”这些学者，比较集中地考察了明清以来中国生产力的状况，着重从积累与消费、人口与环境以及技术等方面探讨近代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并注意运用了经济计量学方法但是，他们普遍忽视了我国封建生产关系的演变，更不曾注意到或者根本否认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其中有些比较流行的理论，如“传统平衡”的理论[27]①，“高度平衡机括”的理论[28]②等，实际是一种新的停滞论因为这种“平衡”意味着静止，失去内部能动力，中国经济的“起飞”或打破平衡，就仍然只有依靠西方的“刺激”和资本、技术、管理“帮助”了 在国内，也有一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一种“超稳定系统”的理论它一方面表现出周期性振荡(王朝变迁和大动乱)；另方面，这种振荡总是使整个系统回到原有的适应状态，表现为停滞性[29]③ 超稳定论也就转变为外铄论是否任何国家，任何文明系统都能自动产生资本主义和近代科学?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的人显然这样认为，但是的历史给这种必然的信念以致命的打击。

中国这样一个封建系统是超稳定的经济结构，……拒绝受其他文明系统的信息(负熵流)，只能在平衡态附近振荡，不可能产生新的结构[30]④ 也有人从法权、文化观点出发，得到同样结论：资本主义，“它注定要发生在一国内，然后传播于世界”；“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