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视角下反腐.doc

新常态视角下对山西“塌方式”腐败的解读——（读伯特兰·罗素《权力论》有感）从古至今，权力一直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中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其发挥程度的好坏，发挥的质量如何，直接决定了相关领域人民的利益甚至整个社会运行发展的进程而理所当然的，坚决惩治权力腐败和预防权力腐败就成了我们社会中每一公民所迫切希望进行的一项系统工程权力，一种对他人及其所掌握的各种资源进行整合和支配的能力，一种在生物界历来存在的自然掌控力具体到人类是指由处于多数的人与代表多数人的少数人所达成的一种协议，在此约定的范围之内被赋予了特定行使权能资格的少数人代表多数的民意在契约范围之内恰当、有效、合理的履行此项契约约定，并且要时刻对多数人所让渡的利益负责和接受多数人监督2014年以来，山西官场发生了“塌方式”地震，这些落马的官员中，除了交通系统窝案以及部分领导干部的卖官鬻爵案和牵扯到房地产案之外，大部分的贪腐官员案件都陷入了“黑金泥潭”，并呈现出了系统性、塌方式的腐败现象显然这些当权者在行使权力时违反了当初民众与之所定之约，辜负民众期望的同时更侵害了民众的切身利益在新常态下，国家社会的发展正逐步地告别过去一些陈旧落后的发展方式，不仅需要在经济领域对此有所建树，更需要在制度体制内有所发掘，优化政治生态，营造当权者“不能腐”的政治生态环境。

本文试图从伯特兰·罗素的“权力论”角度出发，对当前山西政治生态领域“塌方式”腐败现象进行简短的分析论述具体阐述分别包括权力的源起、从权力的两个层面对山西腐败案件频发的原因分析、以及如何为山西“塌方式”腐败建构一种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权力的源起，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存在着不同的为阶级而服务的源起理论在奴隶制和封建社会，其权力源自“天赋人权”“君权神授”；而在中世纪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启蒙主义学者认为权力是源自契约的约定，国家权力的享有是源自公民对其自身权力利益的让渡，这种契约精神旨在明确享有权力者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地位及其作用；马克思则认为，权力归根结底源自人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所占的地位，在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成为在政治上的统治阶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还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政治权力的享有源自人民的信任和委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国家中表现的最为明显，而我国的选举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对此最为深刻的体现说起权力的源起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20世纪初最伟大的分析哲学家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人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3rd Earl Russell），其不仅在逻辑学和哲学中颇有建树，更是在政治学领域中著作“多且重要”，体现了其“持续不断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

本书《权力论》正是作者在20世纪饱受了战争风云所带来的痛苦之后，为使人类共有的权力欲走向谋求幸福的正轨而所著之作本书中作者在开篇即从人与动物的区别比较中论述了权力所产生的源泉：在于权力欲，权力欲作为一种无止境的人的情感，其是“不能得到完全满足的”，而“想象是驱使人们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再继续奋斗的一种力量” 权力，作为一种可由多种形态表现出来的欲望，其还是呈现出一种立体的状态的作者在本书中旨在通过对权力体系中每一环节的深刻解剖，揭示出权力正“如物理学上能是基本概念一样”正“有规律地不断地在由一个形态向另一个形态转变”接下来，作者并没有直接对影响权力运作的每一环节进行直接论述，而是对权力的享有者（即领袖）与其追随者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番深刻而辩证的界定，并指出二者基于共同的恐惧感使领袖者在权力欲的体现上是明显的，而追随者的体现则是隐含的基于对权力来源的方式系统的研究，罗素接下来进一步分析了现实社会中教权、王权、暴力、革命的权力、经济权力以及支配舆论的权力等多种不同权力形态，并且详细论述了教权和暴力过去是如何对权力产生作用并将这种作用体现在社会中在此基础上，罗素又通过不断的考察各种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分别论述了传统的权力、革命的权力以及暴力的权力之间的不同之处。

此外，罗素还深刻地认识到了权力具有不断扩张的特性，他明确提出在社会生活中，个人、组织与政府对权力的“理性化追求”，防止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为此从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宣传条件及心理和教育条件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规制条件尽管以上作为罗素权力源起的信条是美好的，然而，现实总是与之憧憬相去甚远的2014年，对于山西政治生态领域来说是及其不寻常的一年，全年共处分违纪党员干部15450人同比增长30.1%；其中处分市厅级干部45人，同比增长73.1%；处分县级干部共545人，同比增长62.2%其中不乏有原山西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副主任金道铭、原山西省副省长杜善学等10余位省级领导，伴随着“强震”不断，使得纪检、国土、煤炭、交通、政法系统一度成为了“重灾区”私欲性，作为权力的一种特殊性质，是权力被腐蚀性质变为现实性的一种表现当无止境的私欲念开始在权力欲中发芽时，促使权力主体的行动便不再是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面对数以亿记金光闪闪的货币、面对众多秀色可餐的美女与情人以及诸多有利可图的卖官鬻爵和投机取巧，膨胀的权力欲促使其在经过或未经过诸多利益权衡之后，终于开始一步步地突破了法律的界线与道德的底线，最终使权力腐败成为了满足权力欲的最佳工具。

权力，作为一种可由多种形态表现出来的欲望，其呈现出的是一种立体的状态这里的“域”指的是权力领域中的宏观立体的域，为此，罗素在其著作中也指出，权力“如物理学上能是基本概念一样”正“有规律地不断地在由一个形态向另一个形态转变”在诸多山西“ 塌方式”腐败案件中，除了交通窝案和部分卖官鬻爵以及涉及房产案件的腐败之外，几乎大部分腐败案件均直接与煤炭资源有关在过去，山西的煤矿业呈现的是“多、小、散、乱”的局面，资料利用率不高、环境恶化以及矿难频发为此，2005年和2007年山西省曾先后两次尝试扭转这种局面，但是收效甚微为了有效根治这种沉疴痼疾，从2009年开始，山西开展大规模的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炭资源企业的兼并重组，并通过企业并购、协议转让、联合重组、参股控股等途径形成了以股份制为主的“煤改”形式，而“5+2”形式是当年山西所大力扶持的对象（即同煤集团等5家大型省属煤炭企业与山西煤销集团、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2家煤炭贸易流通企业）然而在“煤改”方案被一致看好的情形下，却隐藏了巨大的危机已经落马的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主政山西省发改委时，曾主张无论是煤矿的技改、兼并，还是延生产业链项目，诸如煤化工、发电项目，都需要经过发改委审批 周燕，《政治生态的”硬伤”》刊登于《晚霞》期刊2014年11月18日版。

可见，“煤改”的进行依据的不是市场主体自发的形式，更多的仍是依据行政主体的权力在发挥实际效用煤改方案的制定会先由省里决定之后将整改指标下放到各个市，再由市将具体指标分配给各区县，分配完成之后再有各级政府层报整改方案，最后再由省政府对其进行审查批复因此，问题便产生了，对于哪家煤炭企业关闭哪家企业扩大，完全是由政府说了算，而此时便给了潜藏在行政权力链上的“毒瘤”们行使“恶”的权力满足其无止境的权力欲的机会行政权力作为权力束中关键一环，在具体的腐败案件中呈现的是一种系统有序的链式腐败形式从矿产资源开采权的行政审批到矿产资源的利益分配以及再到矿产资源最终的市场化，一系列制度体系中的漏洞无时无刻不被处于“恐惧”情感中的“懦弱的人”所盯着，他们以寻租的手段争先恐后一步步地深入统治者、当权者内部，并使“贪婪的”的当权力者做出了有利于寻租者们的决策或者为其颁发了特定的许可一次次的“整改”，一次次的“转型”，其变的只是权力内容的调整方式与资源重组的形式，而不变的仍是行政权力在主导着煤炭链上的各个环节，不变的仍是变相为各位商人提供各种寻租的机会与对行政权力攀附的机会，不变的更是权力主体在整个洗牌过程中所要维护的自身利益。

如果说第一个权力欲是人性的弱点使然，那么第二权力域则更体现出当今体制的缺陷与不完善为此，如何对这种无限制无休止的权力滥用循环行为进行有效的制约便成了当下山西省解决“塌方式”腐败现象的一大难题 新常态，作为习式热词之一，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5月在考察河南的行程中提出的当时，他说“中国的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而在之前2013年4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从习总书记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既然是新常态下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就有必要体现“新”有别于“旧质”， 有必要体现“常态”的所蕴含的稳定性即在新常态下，不能将这种新常态局限于经济领域中的经济维稳形式，而更应该体现在政治层面上，即对权力的制约需要的不再是过去的旧的模式而更多的是在现有国情的基础之上建构其一种相对稳定和持续有序的约束制度针对上述提到的山西煤炭型腐败案件的频发现象，作为权力者所应做到的可以是:一：在权力运行初始阶段对行政主体的权限范围进行界定。

罗素曾言“在权力集中于一个组织—国家的情况下，如要避免产生极端专制的流端，就必须把那个组织里面的权力广泛地分散开”（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吴友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37页为此必须明确划清市场“无形的手”与政府“有形的手”之间的界限，对矿产资源管理体制实行两证制度，实现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与采矿权（管理权）真正分离；在权力配置方面，实现科学配权，对现有的矿产资源市场进行实地考量，确保赋予的权力与实际的需求相适应，有效的确保权力框架相制衡；在权力操作方面，要防止权力取得无据、行使无序，确保行政主体行使审批权法合理，同时要做到阳光示权，确保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公开透明，防止可能出现的钱权交易与滥用职权现象二：在权力行使过后的对权力主体的监督方面在对行政权力监督方面，在行政主体权力内部通过建立由国资委的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巡查制度来监督地方权力行使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寻租现象，对相关的行政主体负责人要进行定期的考核评估与述职同时在各级政府中要设立相应专业的矿产资源投诉中心，随时接受群众与媒体的现场与举报在司法权力监督方面，鉴于在此次“塌方式”腐败中司法体制内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打铁还需自身硬”司法权本身作为权力监督的一方，对司法权的监督理应有更高的监督要求。

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可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对司法者本身要有更高的职业素养和道德要求并对法官定期进行相应的专业素养考核同时，对于本地发生的重大的涉及矿产资源案件可由省级法院或者最高法院指定异地法院进行审判，在审判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审判过后更要落实法官负责制等等除此之外，若真正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权力运行机制所带来的困境，有必要跳出权力恶性循环这一怪圈具体针对山西“黑金腐败”的现象，我以为，可以充分利用当下市场灵活性的特点，将煤炭的产业链中的矿产资源开发权放归市场管理，让权力运行初期的话语权不再由政府主权者完全掌握，将权力的邪念直接从源头切断本书《权力论》，让我在研读该经典著作时不仅品味与见识到了罗素先生独特的政治洞察力与其个人智慧的闪光，更让我深入的了解了其所欲揭示的深刻主题“在对事物的权力基础之上建立一种对人的技术性的权力仍然是可能的” （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吴友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2页这是一种个人思想更是一种永恒的精神当前，新形式新常态下出现的山西“塌方式”腐败，固然是当权者“爱好权力”咎由自取的必然，但更是当前山西政治生态发展的必然。

政治生态，本身作为一个宏观的概念，其所要求的就是在政治领域内各方面可以协调持续发展，而权力束作为其重要维度内微观而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