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诸儒之儒释观及其政治文化意义

1、明代前期诸儒之儒释观及其政治文化意义周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展示和分析明代前期一些典型儒者的儒释观，从一个角度说明，儒、释之间的相互竞争和融合既是中国社会各种思想潮流相互促进和丰富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各方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制衡和协作的调整过程。无论儒还是释，都历经历史的选择，都已是中国社会整合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本文试图通过揭示历史现象的深刻蕴涵来进一步说明，保持和丰富思想文化之生态多样性的社会环境是中国历史演进社会繁荣的重要环节。关键词 儒释观 政治和文化AbstractThe Perspectives about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in Light of the Confucian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Politics and CultureZhou QiIn view of the perspectives concerning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formulated by Confucians

2、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is paper i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competition and merging with each other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was at the same time a process of improvement and prosperity for the various thought trends in the Chinese society, as well as a process of adjustment for various social forces in their mutual impact and cooperation. Both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having been selected in the history, were inevitable forces in the integrated Chinese society. These historical ph

3、enomena suggest that, a social environment enabling the survive of various kinds of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China.Key words: perspectives about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politic and culture自东汉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即主要体现在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文化上。应该说，儒释道的协同发展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主流。同时还应说明的是，这个协同发展是一种相互竞争、相互回应、相互融通的消长过程。儒释道各有久远的思想渊源，形成儒释道三家的分野格局，是自西汉武帝时确立独尊儒术、两汉之际佛教传入、顺帝、灵帝时道教出现后，特别是经过漫长的佛教中国化过程后，才逐渐形成的。而且随着佛、道两家宗教势力的蔓延及其思想理论广泛深入的传播，三者的关系日趋密切，在既竞争又会通的纠缠中，使其各自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涵上都不断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和调整

4、发展。不过，被统治者及世人视为正统、在王道治化和文化领域占绝对主导和优势地位的，则依然是儒家的思想和人才。天下读书人几乎无不是从读儒家书接受启蒙，而且欲在事功上有所作为，更是必须进入由儒门通过科举而入仕的轨道。才便于施展才华。因而毋庸置疑，在明朝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儒者对于佛教的认识和态度是会对佛教的存在状态及发展趋势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的。但在相关研究领域，可能是由于明朝中后期社会及思想文化领域都更为繁荣和活跃，受到的研究关注远多于前期，对中后期儒释关系的议论更是非常之多，其中尤其重视对王阳明及其学说和流派的研究，成果累累。可是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显然，明前期是中后期的背景和铺垫，在思想脉络上有直接连续和延展的关系，故而本文主要以明朝前期1 按明代史研究的一般划分，以太祖至成祖为初期，以仁、宣之世至嘉、隆年为中期，以万历至崇祯为末期。但从明代社会风气之变化来看，成化朝实际是一个比较显著的先期转向阶段，故而在此除沿用一般的时期划分外，就思想变化趋势之议论，则笼统以成化为界，之前为前中期，之后为中后期，此仅为方便议论计。有代表性的儒者士大夫的儒释观为主要研究对象，透过其时儒者对于佛教的认

5、识和佛教在这个阶层的流行状况和影响，对士人近佛或远佛的状况做大致展示和分析，以期对明代儒家对佛教的态度和取向的基本脉络和变化作个大致的展示，了解由此反映的儒释关系及投射于社会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同时希望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其中的深刻蕴涵，从一个角度了解儒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一、明前期学术文化界基本状况概说 （一）继元入明标榜绍宗宋儒明朝开国后，在统治体制诸方面即特别地标榜全依宋制。但事实上，即使元朝所谓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也无不是延续着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文化传统。虽然必会有元朝时期的特色，但并未另建一个元蒙政治文化模式。尤其是千百年积淀形成的思想文化，更是相对稳定和不易变异的方面。而明朝之确立又尤以继承中国传统为标榜。因而进入明代，儒、释、道虽各有不同于以往的时代特征，但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整体继续，而且明显地延续着宋代理学掀起的那场学术高潮的余波。比较而言，明朝有着相对长期的社会稳定环境，而且明代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活跃时期，并且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其初期、中期和后期的社会风貌也大不相同。与之相应，思想文化方面的表现和状况也有显著不同的阶段性的特色，但在发展向度

6、上比较突出的倾向性现象，则是儒释道三者的各自发展与社会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整体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佛教在那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中不惟发挥着其独特的影响力，也更加受到社会各主要因素的作用。比如王权专制的强弱、经济的繁荣程度、社情民风的趋向等等，都对佛教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由相关史料我们大致可知，明初的学术文化界，绍宋儒之学，尤以推崇朱子学为风尚，所谓“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1明史卷二八二，“列传”第一七，“儒林”一。当不虚。一般而言，明初儒家在儒学方面多以“笃践履，谨绳墨”，2 同上。持守师说无敢创建为特征。因而即使是“专门经训，授受源流”，亦“未闻以此名家者”。3 同上。故而有史家甚至认为其时之“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4 同上。正是从这种比较中，明初的学术文化界遂被公认为是个缺乏建树的平庸时期。（二）政治高压、科举窠臼导致学术平庸导致明初所谓学术平庸状态的根源在哪里呢？旧时较流行的观点认为主要原因来自科举制度。固然，进入明朝，明太祖及其儒臣们非常重视推行和健全科举制度，大兴科举的目的似乎也不惟由此取仕，还在于以此管理及约束天下读书人。而且在明代科

7、举制中不仅限用选定的经典为考试范围和通过解经义来试士，还对作文体裁硬性规定为“八股”程式。在欲入仕者中导致及助长了或则于章句间无敢越雷池、或者揣摩风气以投机取巧的不良风气。由此见，所谓“科举盛而儒术微”，5 同上。诚其然也。然而，科举取仕制度并非始自明代，所以它还不是导致明初学术不振的直接原因。通过了解明初的历史，我们便可以自然地注意到，除了明初严于科举的原因外，明初学术不振的另一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则是当时的高压政治。明太祖于明朝开创进程中，就一直极尽网罗硕学之能事。开国前后，各路英俊即以“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6明史卷二八二，“列传”第一七，“儒林”一。但是同时，明太祖又屡次大兴文字之狱，为严防纵弛进而一切使用重典，故由史料中即可见明初处置此类案件之惨烈是极其触目惊心的。乃至时人叹息，太祖“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7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十二，“明初文人多不仕”。更有甚者，太祖还常“以区区小过，纵无穷之诛。”8 同上。结果情形往往是：“取士之始，网罗无遗，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筑城之科，不少顾惜。”“即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

8、9 同上。仕途过于险恶，以致“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者。”10 同上。而长期的专制政治的高压，又迫使士人言行更趋谨慎、远离政治中心、流连田间山林。反映在思想观念上便会导致“师承有自，矩矱秩然”，“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11明史卷二八二，“列传”第一七，“儒林”一。，学术平庸在所必然。因而可以说，明初学术平庸状况实际上更与缺乏自由空间之社会环境直接有关。（三）博学躬行并重，崇佛排佛同行不过，明初学界虽没什么创建，但却仍然不乏在延承教学方面卓有功绩之儒家夫子。他们注重修己教人，又崇尚不争门户、惟务践行的学风。虽然在明初那些以谨慎秉承宋元以来之朱子学为是非的儒者中，也有注重在明心论性方面有所见解者，但基本的取向仍然或是以勤奋于学问工夫，以“多学而识”为经归，或重涵养工夫，以拘谨躬行为根本。因而，由此我们或可以得出一种逻辑推演，即，有明一代重讲学重实践的学风实际上是与明初儒门先驱们努力远绍宋儒的修为有直接关联。至于在儒、释的认识和态度上，明初诸儒也多有简朴而鲜明的看法。其中有宋濂这样既于佛理深有造诣又笃信佛教的儒林名宿和朝中名臣，也有很多儒者虽则也兼晓佛说，但或温和地辟佛，或则大加辩论而排佛，仍

9、然延续着朱子学者的辟佛传统。其中还有排佛态度非常激烈的儒士官僚，如李仕鲁、陈汶辉者，他们代表着要推明朱子学以致用于朝政的政治力量。但是他们在此立场上指责太祖自践祚以来的崇佛有背传统帝王之道，结果因有忤于强权的朱元璋而导致当廷送命。1 参见明史卷一三九，“列传”第二十七，“李仕鲁”、“陈汶辉”。这是明初涉及儒释关系及其与政治关系的著名事件。不过在此暂且搁置对儒者风骨之唏嘘和对皇帝强猛专制的指责。从明初朝廷在处置三教关系的有关政治作为概观而言，当时的统治者对于儒、释、道在治理国家上的不同功用已有比较成熟的认识，而且在实际中摆置三教关系的手法也是很娴熟的。明太祖朱元璋甚至把儒说比之为阳教，释道比之为阴教，形象地用阴阳互补关系来比喻儒释的社会作用。2 参见本书第二部分“明代诸帝与佛教”中“明太祖对于佛教的认识和态度”。明初太祖以及成祖等，虽然是比较崇尚佛教的皇帝，但首先的仍然是明确维护儒学朱子学的正统和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而对于佛教及道教实际实施的则是既利用又很限制的态度和政策。由此角度比较看，相对朱明当权者的三教认识和老道的统治手段，儒者的激烈排佛之论就不免显得激愤有余了。从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儒的有关主张和言论中，我们即可了解到，即使是在积极崇尚朱子学的儒者中，也有崇佛和排佛的不同声音，而且官僚和寒士的看法也有角度和立场的差别。二、宋濂与佛教及其所反映的士大夫佛教文化意趣宋濂是元末明初的儒林名宿，以饱学之士和文章家而知名海内，也以笃信佛教的大儒而闻名。后为明廷重用，是一个在思想倾向上对明太祖及明初士人有一定影响的著名文人。（一）儒林名宿和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元至大三年至明洪武十四年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又自号无相居士。世居金华潜溪，至濂时迁居浦江青萝山，但仍以潜溪题扁其室，世称潜溪先生。宋濂家贫，因善记诵被视为神童得以受名师指教，后以博学和文章盛名于江右。如其曾作诸子辩，是于兵乱中凭“旧所记忆者作”，“始之以鬻子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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