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觉斋论文》中“理”的理念解读.docx

《春觉斋论文》中“理”的理念解读晚清著名文章学家、小说翻译家林纾的古文写作理论著作《春觉斋论文》自出版以来,即受到学界关注,此篇长文亦是其得意之作,是林纾古文创作理论的集大成之著,分为“述旨”“流别论”“应知八则”“论文十六忌”“用笔八则”“用字四法”六节此著述上承刘勰,中继韩柳,下续方姚上承是为遵循《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叙述方式,对文章体式作了“流别”议论;中继韩柳则是对韩愈柳宗元二人明道、经世、致用的文章功用和目的思想的继承,而在文章创作的本体论上,则沿袭二人“师古人神而非师古人形”的观念,主要体现在“应知八则”;下续方姚,是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批判性接受,一方面他将桐城派刘大櫆、姚鼐、方苞三人的“义”“理”观吸纳进自己的古文理论,认为“义”“理”既是文章写作之材料,也是审美形式及艺术效果达成的根源,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桐城派的弊病,“桐城之短在专学归欧”“专于桐城派文,揣摩其声调,虽几无病之境,而亦必无精气神味”[1]6537因此除强调读书明理之外,人生阅历也在其列,并认为要形成自己的理解,否则难免落入陈腐、繁碎、拘牵等文弊窠臼纵览全文,此著所反映的林纾的古文创作观,皆系于一个“理”字,无论从文章本体论、审美范畴,还是作者修养来看,都离不开明“理”一说。

那么,“理”的内涵是什么,有何作用与意义?一、“理”之地位及内涵《春觉斋论文》开篇述旨,以诗话作比,区分出论文与其之差别,他认为:“诗话采撷诸家名句,可以杂入交际谈诙;若古文,非庄论莫可[2]41在林纾看来,古文应是析理明道之著,“贵是而不务华”,较之诗话,无论从形式抑或内容上都更为庄肃,不但如此,论文高深者,也不多发絮语议论以诗话与文论的差别为基础,林纾进一步探讨了古文创作的内容与形式之辨:“盖文者,运理之机轴;理者,储文之材料不先求文之工,而先积理,则亦未有不工者[2]42由此可以看出,林纾所谓论文之“理”与现代文论中“内容”的概念有重叠之处,“理”与“文”在此是一对辩证统一的概念理”是文章传达的对象,而“文”则是承载“理”的表现形式但与现代文论中将形式与内容这一对概念的地位并置稍显不同的是,林纾则将“理”放在文章本体论范畴的中心位置,认为古文写作应先积理后求工另外,现代文论将内容与形式作二元对立划分的认知方式与林纾亦有分歧对引文后一句的话语逻辑进行分析,林纾对于“文”“理”的认知表明,似乎并不存在一个明显的界限将二者区分古文创作是为求是、析理、明道,因此为文应先积理:“以道理之言,参以阅历,不必章句饰,自有一种天然耐人寻味处。

[2]87所以,当文章析理精要时,自然工巧,不必特费心思在藻饰上,即所谓“亦未有不工者”究此涵义,“理”与“文”并非两种对立范畴,而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形态,论“理”精深赅要时,文章自有文采文”即成为“理”的程度副词,这点在引文前一句的“文”“理”关系上也可看出——“理”作为材料随作者的思维呈现在文章中,本身便蕴含了“文”,其具体样式的好坏也为“材料”自身质量所限,即是说,“文”的根源在于“理”,前者并无获具自身相对独立的本体地位在《文微》中林纾也提到:“文之高贵者,必有其理饶而已[1]6530这也可以见出他对“理”在文章中地位的认知态度这一观点在“应知八则”“论文十六忌”中亦有体现如在论述“意境”时,林纾谈到:“文章唯能立意,方能造境境者,意中之境也[2]73何谓立意?“凡无意之文,即是无理无理与意,文中安得有境界?”[2]74林纾认为:“意境者,文之母也[2]75文章外在形式表现好坏的根底在于意境创造的好坏,而意境的创造又当以立意为先,造境在后所谓立意,实质上是言理,他所要求的“高洁诚谨”的意境,“归根结底,就是要合乎理我们甚至可以说,理在琴南的意境论中起着核心作用”[3]因而,文章的外在审美范畴如意境,终究受到“理”的评价标准规约。

再者,林纾于《文微》中的“情”“质”之辨亦见端倪他说:“作文之道不过四字‘实迹真情’而已无实迹者而有真情,真情涉空,氤氲之气,如香烟缭绕,则亦足以动人[1]6537又云:“为文必使文中有质,质中有文文即手腕,质即性情[1]6537性情、实迹与文,即手腕相对,则前者分属文章内容层面,究其根底,仍在于“理”,但亦与写作主体对“理”的汲取、吸收也即理解息息相关,须从主体自身流淌而出,实迹不脱于理,性情不悖于理,文章自有氤氲之气以动人并且,文字所受“理”的辖制不在临文之时,而“讲究在未临文之前,心胸朗彻,名理充备,偶一着想,文字自出正宗”[2]74而在“论文十六忌”中,林纾也说:“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2]112由上对“理”作抽象概念的分析可知,“理”在林纾的古文创作观中首先作为文章的骨鲠和最终表现对象存在,分属文章本体论的概念范畴那么,“理”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春觉斋论文》对“理”字着笔甚多,但并无一处对其内涵做出详细阐释述旨”一则提出:“由积理厚,凡所吐属,皆节节依经而附圣[2]44对比《文心雕龙》宗经、征圣的意旨,林纾所谓“理”出经、圣,不全是儒家经传至理,“从他在《春觉斋论文》所引用的书目看,其中不乏《庄子》《史记》《论衡》《淮南子》等这些非儒家的经典著作”[4]。

但是,“理”的主要内涵仍是指向儒家经典思想和学说,例如,他谈到:“欲去虚枵之病,必读书明理,准以儒先之道;不得实际,不敢为坿会之词,亦不至有浮夸之失[2]95林纾所谈读书明理,多从运用的角度来切入,儒家先贤甚或诸子百家的各种经世、治人思想,所传著作都应该有所涉猎,但读书、明理、宗道并非是将古人所传所著皆原封不动存入自己脑海中,更忌讳照搬进所写文章里,“作文时不可专摹古人,须使有个我在”[1]6537更何况,“为文者本宜多读书,亦万不能恃有多书,即可纵笔为文”[2]45因此,著文耕笔者应博览群书,阅尽诸“理”,但更重要的是将这些“理”统摄于自己的思维之中,“得其理,失其形”同时,论理不宜堆砌,要使用精当,如《文微》言:“说理文字,最怕火色太浓而不自然[1]6532这是林纾对论“理”一途所作规范另一方面,林纾所言之“理”并不仅限于书本著作,也包含人生阅历他讲究文章创作应立意为先,“须先把灵府中淘涤干净,泽之以诗书,本之于仁义,深之于阅历,驯习久久,则意境自然远去俗气,成独造之理解”[2]73可以见出,作为文章根本的意境之创造,根源在于立意即明理,那么,要使这理能远去俗气,独成见解,则须得先将灵府中一己之愚见涤除干净,以圣贤经传中的至理名言陶泽,以仁义为本,以阅历丰腴、深透其中,长久驯习方能成就。

也即是说,为文者不能照搬古人著述,得杂以所处时代的现实境况来参透书中道理,所撰之文才具有真正的传世意义二、“理”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从文章本体论来看,“理”是古文所要表现的对象以及要表达的目的在具体创作实践与审美实践中,“理”亦是评价标准林纾认为:“学者能溯源于古,多读书,多阅历,范以圣贤之言,成为坚确之论[2]46即是说,文章所言所论要达到坚确,足以流传,须通过读书、阅历来明晰其中道理,以先贤著作为创作的规范和标准况且,“文必酝酿而始有味”[1]6530《文微》所谈酝酿大抵与“理”所涉相同,“理”作为文章的本质力量,在对象化即以文字形式展现之前,必然久久于作者心中盘绕、分析文字既出,必是精当深刻之理,自然有味因此,“理”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具有规范文章内容的作用,所写所著须符合先贤著述之理和世事发展之理,而作为此种规范的典范——圣贤之言,则成为评价后辈著书立言的批评范式并对古文写作的美学价值予以规约但此种规范或规约不是盲目崇古,与刘勰所说“精理为文,秀气成采”相应,林纾言:“大率析理精,则言匪不正;因言之正,施以词采,秀气自生[2]47为文是否具有秀气,归根结底在于析理精深与否,但析理不必尽出于古人著述,而在于作者自身对著述、阅历的理解,不拘牵于古人所言。

正如《春觉斋论文》中指出:“有古人之志愿问学,加以磨冶,吐属间不期古而自古[2]92“理”对古文创作的指导、规范作用在“应知八则”“论文十六忌”两节里有较为集中地展现论及“意境”,林纾借朱子之语谈到:“‘作文字需是靠实,说得有条理’可见唯有理解,始能靠实理解何出?即出自诗书、仁义及世途之阅历[2]73朱子所说的靠实,乃是针对六朝以降的浮丽文风,指责这些当时文章空有浮泛艳丽的工巧文字,而没有精深至理的内容;林纾所说的理解,亦是对诗书、仁义和阅历中的深刻内蕴、道理进行理解,实质上都是指向一种概念范畴——“理”那么,意境作为文章母体,要创造出高洁诚谨的意境首先得理解“理”,即理解圣贤言论之理、仁义道德之理、世事变迁之理,然后才能形成自己的意,立意既成,造境方得文章另一重要审美范畴——“识度”,在林纾看来,“识者,审择至精之谓;度者,范围不越之谓”[2]75因为是审择至精的结果,所以并非处处须及,乃“见远而晰其大凡,于至中正处立之论说,而事势所极,咸莫能外”[2]75审择是对世事阅历、以往著述的筛选,因为人力有时穷,世事不可能尽躬身体验,以往著述也不都是精妙之作,再者,对圣贤经传所传之理、自身所见所历之事的理解是透过语言等外在表现形式而见其内核,以客观的态度加以审视,得出中正言论,著书立言,世事变迁都在此内核中,亦不必囊括所有。

总之,欲察其识度,舍读书明理外,无入手工夫若泛滥杂家,取其巧思,醉其丽句,则与识度二字愈隔愈远矣[2]76而在“神味”一则里,林纾继承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韵味”说的内涵,认为:“使言尽意尽,掩卷之后,毫无余思,奚名为味?”[2]86即是“韵味说”所指“言有尽而意无穷”,“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文章而有神味,是对文章艺术魅力或艺术效果的极高要求”[4]那么,此一审美效果的产生与“理”的关系是什么?林纾对“神味”作如下解释:“神者,精神贯彻处永无漫灭之谓;味者,事理精深处耐人咀嚼之谓[2]86所谓神味,是指精深事理在经过作者的长久读书、体会之后,于己之精神上所形成的绵延不断的思想修养,外化为文字以呈现在文章中,读者对此文本阅读之后所产生的独特审美感受因而,神味来源于“理”,储之以文字,形成于读者的审美阅读活动中在《与姚叔节书》中,林纾也“津津乐道于‘古文惟其理之获与道无悖,则味之弥臻于无穷’”[5]林纾总结论文弊病时,划分为十六种,“如果我们仔细辨析,笼圈条贯,就知道实际上他主要讲了四种毛病”[6]298,一是博而不精,一是言之无物,一是以自矜炫,一是求肖古人这四种毛病的根源仍在一个“理”字。

博而不精实则是析理不精,“无精意以立其干”“由于不学理,不厚积,言之易尽,不能不取常用之言足成篇幅”,“作文贵在‘精意’,为文者必须依脉而行,沿波讨源,然后进行采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方能文势顺畅,成一家之言”[7]因此,“不由于学,则出之无本;不衷于道,则言之寡要;以无本寡要之义,胡能立于世?”[2]95言之无物其弊病在于“于篇中索气,于句外求响,舍道理而之不求”[2]94归根结底仍是对读书、明理、宗道的强调,认为在这三者之外“求响”是舍本逐末之举,文章即沦为言辞的空壳子以自矜炫是学问不纯,私见过深,往往妄谈高论,求癖寻怪以立言,须“积理积气于平日,加以检点于临文之时”,即在平日里下功夫于明理宗道,养成雍和平易之气于胸中,临文之时已成竹在胸,自然不会有下笔放纵矜炫之弊求肖古人之弊,韩、柳早已点出,他们主张创新,强调“陈言务去”,师古人意而非师古人形林纾继承韩、柳之志,认为“唯醇古不陈,唯精古不腐”,“为文当肖自己,不当求肖古人”其意亦在指明学习古人著述时,要运用自身理智加以沉潜体会其中的精醇深意,形成自己的理解,所思所写应着自我色彩所以,纠正此弊病也应回到明理一途上,这也是他与桐城派有别的地方。

三、作为主体修养之“理”《春觉斋论文》所论之“理”,一方面作为文章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