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性逻辑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展开.docx

人民性逻辑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展开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十三届一次会议期间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概念,并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这一制度充分发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的政治优势,有效地凝聚起强大的政治力量,共同商讨国家发展所面临的重大事项,共同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满足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出深刻的人民性意蕴因此,有必要从人民性这一特质出发重新审视新型政党制度,对其人民性的逻辑展开加以学理研究,以期从本质上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归旨,明确前进方向一、理论逻辑:新型政党制度中人民性的思想之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因此,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1]而蕴含于新型政党制度中的人民性特质,也具有坚实的学理依据,源于丰富的传统资源。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在现代社会中,无产阶级构成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无产阶级政党始终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站在同一立场回溯经典文本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一是他们强调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历史作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2]41,“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42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清楚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尖锐与激化使得无产阶级站在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无产阶级必须承担起改造世界的时代重任因此,历史的发展绝不是英雄人物主观意志的客观化过程,而是人民群众在革命中所取得的实践成果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3]马克思的革命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人民性二是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44,明确自身阶级立场,捍卫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既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旧政党的根本所在,也是无产阶级“党性”的集中体现。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它既源于人民群众,又代表人民群众对此,恩格斯指出:“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4]可见,无产阶级的党性与人民性是密不可分的,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项重要原则列宁也曾对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加以阐发列宁认为,党性的重要特质是阶级性,“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5]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捍卫自己的阶级立场,始终代表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无产阶级政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和群众在一起”[6]列宁不仅从理论上对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加以分析,而且在革命进程中将理论转化为了现实的斗争实践基于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对多党合作进行了分析与设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反动势力仍然十分强大,无产阶级政党难以单独作战实现既定的革命目标,必须与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及民主党派进行有效联合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一方面,共产党应该同其他民主党派结成联盟,“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2]66,即使是面对资产阶级政党,“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2]66,这也是一种革命策略上的选择;另一方面,共产党必须在同其他政党的联合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掌握革命领导权,只有“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44,这是决定革命目标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列宁面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新变化,首次提出在国家政权中实行多党合作,他指出,“我们不怕成员广泛和成分复杂,而是希望这样,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民主派的战斗的合作,就不可能取得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彻底胜利”[7]同时,列宁也明确强调了党的领导权问题,“只能有一种政权,或者是资本家的政权,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权,只有工人的统治才能把靠劳动为生的大多数人团结到自己周围来”[8]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多党合作,是因为认识到了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关系,多党合作既需要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属性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蕴含的“民本”“和合”思想现代制度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思想亲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还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实践,而且有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制度形态,其“人民性”特质同样可以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溯源,“民本”“和合”文化为新型政党制度中人民性的生发提供了思想支持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从君民关系的角度强调了统治者应将人民视为本位的执政态度。

与西方政治传统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的制度构建并不是在经验世界之外的宗教领域寻求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支持,而是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为思想基础,在长期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下探讨制度执行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因此“人民”便始终处于中国古代政治的视野中早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儒家便提出了一系列颇具民本色彩的论说,如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以夏桀商纣为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阐述了君民关系与政治稳定之间的重要联系荀子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将统治者地位的合法性交予人民,强调一种良性的君民关系在中国古代长期的政治实践中,虽然君主拥有巨大的权力,但君主之“专制”仍具有传统道德与法律的约束,人民始终处于政治场域的重要位置这些理论与实践奠定了中国政治的民本基因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也是为了在政党功能的有效发挥中切实代表全体人民的意旨,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传统中的和合文化首见于《国语·郑语》篇:“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也。

这里的“和合”是“五教”伦理之间的和谐统一儒家代表人物荀子也提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这里便将“和合”运用到了国家治理中,通过“化性起伪”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一指“和”之状态,二指“合”之行为,是通过“合”实现“和”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和合思想加以阐发,指出“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和合”,就是指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是处于最佳状态的统一,对立的双方没有离开对方而突出自己[9]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便充分体现了传统的和合文化不同于西方政党之间的利益分歧与权力相争,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保持着良性的政党关系,新型政党制度通过政党之间的“合”,以实现在政治价值、政治目标上的“和”,充分体现了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和合理念,有效地将人民群众凝聚起来,形成推动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历史合力二、历史逻辑:新型政党制度中人民性的历时呈现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探索出来的,呈现出独特的制度魅力当然,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在科学理论与政治实践的相互作用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探索中不断得以完善。

因此,从历时性上看,中国共产党对政党制度的认识呈现出日益科学化、规范化的发展趋势,新型政党制度的人民性特质也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凸显,越来越成为这一制度设计的价值本质一)探索“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从“三三制”到一届政协新型政党制度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救国方案的探索从未停止,一次次的失败表明,西方政治制度并不适应近代中国的现实状况中国共产党在充分考虑近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明确提出了多党合作的思想,并在实践中积极构建多党合作的政党关系,努力推进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以期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让中国共产党看到了各阶级联合所带来的强大力量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需要联合各革命阶级,使其汇聚成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洪流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0]这一对未来社会的理论构想实际上阐发了阶级联合的必要与可能,同时也赋予中国人民在新的社会形态中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毛泽东在理论上对“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加以阐发,他基于对国家政治与政党政治关系的考量,认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

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11]将国家政治和政党政治全部视为指向人民整体利益(普遍性)而非部分社会成员利益(特殊性)的公共性事务,并将其视为推进各革命阶级联合的生长基点而在实践中,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可以看作多党合作制度的雏形三三制”从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以夺取抗战胜利、实现民族解放为根本目标,在政权人员安排中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一制度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对各党派革命人士的积极接纳,通过各阶级、各党派之间的民主合作与互相监督,有效地实现了政权稳定,在有效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革命目标的实现解放战争胜利前夕,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2]中国共产党汇集各界进步人士参与新中国成立方案的制订,充分发扬了人民民主的原则,切实将人民性落实于实际的政治行动之中。

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真正实现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理论构想,标志着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正式形成,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新式民主之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成功证明了这一政党制度的优越性由此可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强大的革命力量,认识到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重要意义因此,新型政党制度早在萌芽、初创时期,便孕育着深刻的人民性二)提出“八字方针”,坚持人民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继续加强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通力合作,并不断改造各民主党派原有的阶级立场,使其能够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这种合作与改造并存的政党政治实践使得新中国成立后的多党合作制度呈现出更加鲜明的人民立场而各民主党派也在国家的各项事务中真正发挥了自身的独特功能,积极参与政治协商,为国家重大事项的决定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设性意见,为国家重大决策的落实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力量如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内领导人多次同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