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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末期卢布信用危机原因探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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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联末期卢布信用危机原因探析富景筠  【容提要】 卢布信用危机是联经济崩溃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戈尔巴乔夫政府在货币政策上的一系列失误是导致卢布急剧贬值的根本原因一方面,联末期的赤字财政和信用膨胀造成流通领域货币数量的激增与此同时,传统货币管理体系的严重失灵又进一步加速了转账卢布的现金化过程而1991年年初的货币改革和价格自由化则直接引发货币滞存与通货膨胀的螺旋上升鉴于卢布信用等级是联政权牢固程度的晴雨表,剖析引发卢布信用危机的原因,对于探讨联解体的经济根源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联货币 卢布 赤字财政 信用危机  【作者简介】 富景筠,197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100007)  1990年是联末期[1]国经济形势发展的分水岭就通货膨胀率而言,1986~1989年仍较为平稳,零售价格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21%[2]然而自1990年起,情况开始迅速变化,零售价格指数的增长率达到56%[3]。

      至1991年,联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压制性通货膨胀开始公开化,并迅速升级为奔腾式通货膨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1991年零售价格指数和批发工业价格指数分别上涨了86%和138%随着联通货膨胀率的急剧攀升,卢布实际购买力大幅下滑据统计,与1985年相比,1990年单位卢布的实际购买力仅为其名义价值的12% ~ 14%[4]而到了1991年,卢布在一年的贬值幅度就达到85%[5]可以断定,卢布信用危机是在1990和1991这短短两年全面爆发的  为什么联末期的卢布币值会表现出如此剧烈的波动趋势?导致这一时期卢布信用危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意义深远、发人深思另外,卢布的信用等级是联政权牢固程度的晴雨表,而联末期卢布的急剧贬值正是这一政权风雨飘摇的直接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讲,卢布信用的衰退与丧失构成了联经济崩溃乃至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因此,剖析引发卢布信用危机的原因对于探讨联解体的经济根源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本文首先考察联末期货币发行和银行信贷的具体情况,进而阐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赤字财政和信用膨胀的严重后果以及卢布信用危机的酝酿过程,最后解析1991年年初货币改革和价格自由化是如何引发了以奔腾式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为特征的卢布信用危机。

      一  戈尔巴乔夫实施市场化改革后,联政府的财政赤字急剧攀升1986~1989年,年均赤字为730亿卢布,仅1988年就增加了56%[6],1989年升至1 000亿卢布[7]就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来看,1986年为57%,1987和1988年分别为64%和92%,1989年则接近10%[8]进入90年代,联财政的赤字压力越发严重1990年,财政赤字为850亿卢布,占该年联盟GDP的85%[9]据统计,1991年,仅联盟的财政赤字就达到2 050亿卢布[10],如果加上地方政府和加盟国,联政府的赤字总额则高达4 820亿卢布,其占联盟GDP的比例攀升至26%[11]  在资金匮乏、融资渠道受限[12]的重重困难下,联政府铤而走险,采取了依靠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方式实现融资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对于暂时解决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无疑是立竿见影的;于是,这种收效显著的筹资手段迅速被资金饥渴的联政府滥用无度从走势上讲,1971~1985年,联货币发行量一直保持平稳增长,年均总量为33亿卢布1986年出现小幅增长,升至39亿卢布货币发行量的爆炸性增长出现在1987年该年,货币发行量逼近60亿卢布,为上年的15倍。

      从1988年开始,这种增长势头越发不可遏止1988~1990年,年均货币发行量高达188亿卢布到了1991年,货币发行量则升至1 276亿卢布,是上年的48倍[13]  基础货币M0的迅速增加通过乘数效应的放大作用,直接导致流通领域中现金数量的成倍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字,戈尔巴乔夫改革后,联货币流通领域中的现金数量从1986年的748亿卢布升至1990年的1 361亿卢布,五年增长了18倍到了1991年12月,流通领域的现金总量达到2 500亿卢布,与年初相比近乎翻了一番[14]  在财政赤字货币化引发卢布现金迅速激增的同时,联传统的银行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革金融改革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垄断银行体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国家银行为领导、五大专业银行为主体、商业银行和信用社银行为补充的新型金融体系随着中央银行管制的全面放松,大一统式的垄断银行体系在整个国民经 济中的职能迅速分散这大大削弱了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信贷水平的能力,并进一步引发大围的信用膨胀  在戈尔巴乔夫提出《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针后,以银行体系改革为核心的金融自由化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1988年9月,《联国家银行章程》正式出台。

      根据这一章程,单一银行的垄断结构被转变为包括联国家银行和五家国有专业银行在的二级银行制度[15]与此同时,蓬勃发展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合作社银行则完全打破了国有银行在信贷经营方面的垄断格局根据1987年《企业法》和1988年《合作社法》,企业和合作社可以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建立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合作社银行它们不仅在信贷发放方面具有完全的自主权,而且在给予计划外贷款上不受国家信贷政策的限制在国家优惠政策和高额收益的双重刺激下,商业银行和合作社银行的数量迅速增加1990年达到280家[16],至1991年年底,总量超过1 600家,是1990年的57倍[17]  商业银行和信用社银行的迅速发展极稀释了中央银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力联末期,国有银行的贷款数量逐年下滑,从1986年的5 214亿卢布减至1987年的4 526亿卢布,降幅达13%1988年后,国有银行贷款总量进一步下降,从4 304亿卢布降至1991年的3 644亿卢布,减幅超过15%[18]尽管如此,整个联末期的银行信贷却表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其中,短期贷款总量从1986年年初的4 265亿卢布升至1991年的6 682亿卢布,增加了57%[19]。

      究其原因,在国有银行收缩信贷的同时,商业银行和信用社银行则反其道而行之1990年1月,后者发放的短期贷款为57亿卢布,长期贷款为18亿卢布,分别占银行贷款总量的2%和17%[20]然而到了1991年12月,仅俄罗斯联邦国境商业银行发放的短期和长期贷款就超过4 000亿卢布,是1990年年初商业银行贷款总量的53倍以上[21]  商业银行和合作社银行的过度信贷直接导致联末期货币总量的极度膨胀1987年年初,联货币总量为4 109亿卢布1988年开始小幅上扬,达到4 719亿卢布1989和1990年分别为5 355亿和6 137亿卢布1991年货币总量加速增长该年7月,国民经济的广义货币总量达到10 585亿卢布,超过1988年的两倍之多到了12月,联货币总量攀升至14 519亿这一历史最高水平,与同年7月相比,半年增长了37%[22]  综上可见,在“大财政、小银行”的金融格局下,联末期的扩性财政政策导致货币发行量远远超过了流通中的实际需要与此同时,金融自由化改革后,联中央银行实施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控制银行信贷亦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商业银行和合作社银行的信贷扩对联末期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长产生了实质性影响[23]。

      特别是,在没有事先强化银行纪律的情况下,联政府就在信贷方面给予这些商业机构很大的便利,而这种软预算约束无疑更加助长了商业银行的信用膨胀二  联末期,随着货币发行量的增加和银行信贷的扩,企业的储蓄账户急剧膨胀与此同时,联政府对企业储蓄账户的传统性管制逐步放松于是,企业通过大幅涨工资的方式将储蓄账户资金迅速现金化,其结果是居民货币收入相对于商品流通需要出现了过度增长,这直接导致联末期“货币滞存”问题的积重难返  1987年《企业法》通过后,国有企业在完成上缴国家预算份额后,可以自主支配利润企业被允许积累专项基金,并以信用货币的形式存入其在国家银行的储蓄账户这些基金可以用于企业的部投资、职工的社会福利发放或者成为可兑现的工资基金企业经理有权自行将工资提高至中央计划的水平以上,而企业领导的直接选举制度,又使得涨工资成为拉拢人心、赢得支持的有效方式[24]由此,企业的工资基金及用于支付津贴和奖金的激励基金得以大幅提高  工资基金和激励基金的增长直接带动了居民 工资的全面上涨,而工资上涨又成为居民货币收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总体来看,1986和1987年,居民工资实现稳步增长,涨幅分别为29%和38%。

      工资的跳跃式增长开始于1988年,该年工资涨幅达到83%[25]此后,这种迅猛的涨势一发不可收拾1989年,居民工资上涨了124%,1990年为14%,其中该年第四季度同比增长25%[26]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相对国有企业而言,合作社在支配资金方面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国家对企业的工资基金进行限制,对合作社则完全失去了约束力,因此,合作社的工资上涨速度更加惊人1988年,合作社支付的工资占工资总额的比例低于1%,而1989年这一数字则超过6%[27],一年合作社工资的份额增长了六倍以上  企业无节制的乱发工资,造成居民货币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社会劳动生产力,甚至当后者逐渐下滑时,居民的货币收入仍然加速增长  1988年,居民货币收入增长了92%,比社会劳动生产力高44%1989年,居民货币收入年增长率达到131%,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47倍进入90年代,联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开始急剧下滑,负增长率达11%而居民货币收入的增长势头却越来越猛,1990年为169%,至1991年上半年达到435%,此时,二者的差距高达545%[28]  在工资过度增长、社会生产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居民有支付能力的货币需求与可供消费的商品数量之间的差距迅速扩大。

      据估计,1989年年初,居民持有的货币资产已高达商品价值总额的五倍之多[29]90年代以后,货币滞存规模迅速增大1990年,联的货币滞存量接近5 000亿卢布到了1991年年底,则达到14 000亿卢布的历史最高水平,几乎逼近广义货币总量的规模  大量的滞存货币如同潜伏在联经济体的活火山,随时可能喷发出灼热的岩浆如何增加商品和服务供给从而降低这些过剩货币的存量,无疑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1989年年初,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意识到“货币滞存”问题的严重性他强调,货币供给与可获得商品数量间的失衡,是当前经济形势的首要问题;并指出,重建消费品市场均衡和正常的金融关系是刻不容缓的任务[30]然而,事实证明,“货币滞存”状况不但没有得到任何缓解,反而在短期被迅速激化  除前文中提到的赤字财政和信用膨胀外,传统货币管理体系的严重失灵进一步加剧了“货币滞存”的恶化程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联货币流通体系被分割成两个相对独立的流通领域,即现金流通和非现金流通相应的,卢布也被分为现金卢布和转账卢布两种类型前者包括卢布现 金(纸币和硬币)及居民的银行存款,后者包括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银行存款现金流通与非现金流通的严格划分,彻底隔绝了现金卢布与转账卢布相互转化的可能,同时也体现出联国家银行组织货币流通的重要原则,即扩大非现金结算围、抑制现金需求,从而将货币变量对生产和价格的影响最小化[31]。

        然而,戈尔巴乔夫改革后,企业对银行储蓄账户的随意支配,使得非现金流通中的专项基金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记账符号企业大幅提高工资的直接后果是大量转账卢布被迅速转化成具有高度流动性的通货于是,原本处于冻结状态的企业银行账户被彻底“解冻”了[32]转账卢布的现金化,无疑对本已贫瘠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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