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简书法居延汉简的发现与整理.docx
12页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可任意编辑汉简书法居延汉简的发现与整理 汉简书法 汉代筒牍是研究我国汉代历史最贵重的资料同时也是研究两汉书体蜕变和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敦煌地区的汉代遗址中先后出土了约17480多枚汉代简牍,在我国已察觉的汉代简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敦煌汉简的出土,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从中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开启了后世的楷、行、草书 文字到了汉代,即由篆到隶这个阶段,在文字进展史上是一次革命,一次巨大的进化,在书法史上更是如此,它对 后来书法的进展具有深远的意义郭沫若说:“本来中国的文字,在殷代使便具有艺术风味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有好些作品都奇怪美观留下这些字迹的人,毫无疑问,都是当时的书法家,虽然他们的姓名没有流传下来但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和装饰化,是春秋时代末期开头的这是文字向书法的进展,达成了有意识的阶段这就说领略在文字进展过程中,也同时进展了它的书法艺术到了汉代书法艺术的进展已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各具特色的书体,证领略两汉时期书法艺术之昌盛兴旺、同时文字在社会生活中应用更为广泛,统治阶级加以提倡有关。
在汉代的法律中规定选用吏官要“以六体试之”,可见书法在统治阶级政治生活中具有了法律的重要性字写的好坏与学识分子们的升迁进退有很大关系到了东汉灵帝刘宏更大为提倡书法艺术历史记载,“灵帝好书征天下工书者于鸿都门,至数百人可见书法在上层建筑领域界是何等的重要另外,汉代立碑之风大兴,这也大大促进了书法艺术的进展,使书法家们英雄有用武之地人们对书法艺术的赏识和要求也愈来愈高了西汉时的隶书和秦代的隶书是相因袭的《居延汉简》中的大片面字,形态用笔变化很大有的生辣雄动,属于古朴的隶书,有的草率急就,自由开放,成为章草的范畴,有的是篆意较浓的秦隶,有的是形态飘飘的分书,还有的开头向真书转化综观诸类简书、形体纷繁,百花争艳,各具特色其次简书中的书体、除片面尚工整外,多数由于使用的理由,和社会生活日趋繁杂,不得不追求简易速成,草率急就,这也是简书书写中的一大特点正由于如此,反而在书法艺术上表现出一种自然生趣,落落大方,粗鲁拙实,使转变化较速而不拘谨的古拙之风韵 简书在笔法上,带有篆意者沿用圆笔书写,进展到隶书时那么为方笔,藏起笔锋,中锋行笔简书中的字绝大多数是小楷,《居廷汉简》中间或也有寸方大字,但为数较少。
从随行汉简一起出土的毛笔来看,是属于狼毫小楷,弹性很大、制作精良,宜写小字挖掘中未察觉写大字的笔,从简书大字分析, 确定也是用硬毫书写的,可见当时的书写工具毛笔的制作已很兴隆 文字的书法有粗有精,且必先粗而后精规整的隶书、行书、草书(章草和今草)、楷书,就是从这种不规整的字体中产生的这中间经过长期的琢磨、苦练、加工整理、世代因袭演化,形成了 规律,逐步达成精致的规整西汉早期的《居延汉简》到西汉末年的《武威汉简》,足可证明尤其正式应用的文字要求整严茂密,美观整齐,用笔严谨,章法规整,《英武汉简》正表达了这些特点 简书中的用笔、章法、布白也都具有独特的风韵简书因书体庞杂,用笔也有识别只要古篆,用笔虽由圆转改为方折,但这承袭了篆书的中锋圆笔笔法,字形还是长方形的,得其纵势到了汉隶、分书用笔那么把某书中的圆笔变为方笔,线条开头有了粗细变化,造型改为横势,正面取势,这从用笔和形体上既可看到进展也可看出在进展中的过渡现在我们写隶书都知道用笔上的“藏锋逆入”、“逆入平出”这一根本的用笔方法还有“蚕头燕尾”的笔势这些都是规整化的隶书特点但这些规整化的特点不是一下就形成的,而是在进展过程中逐步地形成规律的。
隶书在古隶阶段,如马王堆一号汉墓《遗册》、银雀山《孙膑兵法》、《流沙坠简》、《居延汉简》都无特定的笔法,随意自如,草率急就,各体都掺以草书书法在用笔上的发挥,说明草体字在字体蜕变中的作用,是符合书法进展史的规律如隶书的起笔多是逆锋,但加草以后的简书,逆锋多不明显,放纵自然,甚至有些起笔处是露锋,转折之处出方析又变为圆转,这些都是后来草书的用笔简书在章法布局方面,每一简虽也有字数的限制,但不受限格所围,可以变化安置,有纵行而无横行,在西汉的简书中常有此种布局到了东汉的简书根本上纵横成行,排列严谨在单行简中还可以看出偏左取势,以让过于波画,这是隶书进展到波磔突出以后才产生的笔法和章法上的艺术处理,具有篆意的简那么无此现象简书中还有把竖笔拖长下来的笔势,常有渴笔展现,并加粗笔划大胆用墨,确有草书悬针垂露的特点,加上用笔上的滚动感,使章法布白更生动活泼,疏密有致,虚实相间,产生一种天真自然、别具天趣的艺术效果这种章法用笔上的创造,后来被草书章法所采用总之,简书的书法艺术,丰富冬彩,摇曳多姿,为后来魏、晋时的书体和书法艺术的进展奠定了根基 汉简的大量察觉,是研究我国历代书法的名贵资料,也为我们今天从事书法理论和书法实践供给了最好的借鉴。
居延汉简的察觉与整理 20世纪初年,新史料的察觉,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学术的进展,如王国维利用甲骨文验证《史记·殷本纪》的正确,利用汉晋木简考证西北史地,都取得了卓越的劳绩而数量巨大的居延汉简的察觉,更为历史研究带来一股崭新活力,劳榦利用这批资料,在居延汉简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 1930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人斯文·赫定合作,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内蒙古、甘肃、新疆等省区举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挖掘瑞典学者贝格曼(Fauk 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调查居延烽燧遗址时,在大约30个地点挖掘采集了一万多枚简牍,其中出土数量较多的有:破城子(A8)4422简,地湾(A33)2383简,大湾(A35)1334简这就是有名中外的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是继敦煌汉简之后察觉的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敦煌汉简,为汉代历史的研究开发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居延汉简自1930年察觉后,于次年5月运抵北京,由劳榦、贺昌群、向达、马衡、余逊等先生分工合作,对汉简作了片面整理、考释工作1936年,原西北科学考察团首先将劳榦、余逊二先生的片面考释用晒蓝纸印刷成册出版,世称\晒蓝本\,所考释的汉简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最早的居延汉简释文稿本。
抗日战役爆发后,原藏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居延汉简由沈仲章、徐森玉机要护送至香港,并拍摄成照片,打定交由商务印书馆影印,但在制版过程中香港沦陷,书版全部毁于战火之中所幸的是,就在香港沦陷前夕,傅斯年与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联系,于1941年将居延汉简运往美国,暂存国会图书馆,制止了被消逝的厄运1965年,这批贵重的文物被运回台湾,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珍藏 劳榦保存了一片面反体照片,他抑制了不见实物的困难,根据这些照片写成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3] ,于1943年在四川南溪以石印版问世,次年,《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也以石印出版,这是有关居延汉简较早的释文和考证劳榦在自序中阐述了简牍资料的价值;\正史对于边塞屯戍的事,只能记载一点广泛的一般原那么,其概括事实的供应,那么要倚赖察觉的新史料务必利用正史和新史料来钩距参伍,才可以得着事实的真像\但是,由于地处大后面,条件繁重,劳榦在做考释时,手边连一个细致的居延邻近的地图都没有,并且贝格曼的挖掘报告也没有刊布,因而无法知道细致的出土地点及随简出土的器物,这给考释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诚如劳榦自己所言,他\对于简中提到的烽燧名目,一律不敢加以排比。
\ 由于劳榦《居延汉简考释》出版于抗日战役最繁重的时期,条件之恶劣,可以从该书所用的粗糙土纸和石印方法可以想见,且只印300部,流传不多,再加上所收简牍不全,又没有图版,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开展因此抗战告成后,劳榦又重新整理,将旧版释文根据照片重新核对,校改,加上简号索引,于1949年在上海出版了铅印本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图版较好,释文也有较大提升,怅然只收入2596简,约占全部简牍的四分之一1956--1958年,居延汉简的挖掘报告(贝格曼原稿)终究由索马斯特罗姆(Ba Sommastrom)编成《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出版发行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第一阶段,以劳榦等人的研究为代表,除了考释简文之外,多结合简文内容作历史考证,同时也对汉代边塞的屯戍和烽燧制度作了某些研究 居延汉简全部图版迟至1957年才在台湾公布,即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这是一万余枚居延简影第一次公诸于世1960年他又根据新出简文照片又对《居延汉简考释》一书举行了较大的修改,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之部》,于是居延汉简的照片和释文有了对比切实的本子,也反映了他最新的研究心得。
直到198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照片 和经过重新修订的释文,同时注明出土地点,这推动了居延汉简研究的进展1998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整理小组,借助红外线显示仪等先进技术设备,在核对原简的根基上,对原来的误释和未释的简牍举行整理,并对原有的释文作了校正和补充,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充了《居延汉简甲乙编》未曾收录的编号简和未有编号的简牍 居延汉简图版公布后,学者们从单纯研究孤立的简文,扩大到研究成册或同类的简,复原了各类文书档案,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从文字考释转向对简牍形制作考古学的研究,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其次阶段,以陈梦家、大庭脩、永田英正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突出的特点是将古文书学、考古学的方法纳入简牍研究的范畴,指示了居延汉简研究的新方向 二、 居延汉简的分类方法 劳榦的居延汉简研究方法,根本上承袭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而来他在自序中说:\自斯坦因获汉简于长城遗址,王氏国维作《流沙坠简》一书发其端要,钩深致远,多所创获\其中他根据简牍内容来举行分类整理的方法,即是沿袭王国维的简牍分类方法而稍加变通而成的劳榦在1944年的考证中以性质和用途分简牍为五大类:(一)文书 书檄、封检、符券、刑讼;(二)簿册 烽燧、戍役、疾病死亡、钱谷、名籍、资绩、器物、车马、酒食、计簿、杂簿;(三)信札 (四)经籍 历谱、小学、六经诸子、律令、医方、术数;(五)杂类 无年号者、有年号者。
在1960年的修订本中,劳榦又重分简牍为七大类66项,其中新增的条目如下:(一)简牍之制 封检形式、检署、露布、版书、符券、契据、编简之制;(二)公文形式与一般制度 诏书、玺印、小官印、刚卯、算赀、殿最、别火官、养老、抚恤、捕亡、刺史、都吏、司马、大司空属、地方属佐、文吏与武吏、期会、都亭部、传舍、车马、行程;(三)有关史事文件举例 汉武诏书、五铢钱、王路堂、王莽诏书用月令文、西域、羌人;(四)有关四郡问题 四郡建置、禄福县、武威县、居延城、居延地望;(五)边塞制度 边郡制度、烽燧、亭障、坞堡、邸阁、兵器、屯田、将屯、农都尉、罪人徙边、内郡人与戍卒、边塞吏卒之家属、雇佣与\客\;(六)边郡生活 粮食、谷类、牛犁、服御器、酒与酒价、塞上衣著、缣帛、蟾褕、社、古代记时之法、五夜;(七)书牍与文字 书牍、\七\字的繁写、《仓颉篇》与《急就篇》,共包括释文简10156枚,图版605幅 劳榦的分类方法尽管有确定的局限,标准也不尽科学,但在简牍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中外学者沿着这一思路,以出土地点、年头、书写格式及人名为标准,不断尝试建立新的分类方法如英国学者鲁惟一(Michael Loewe)在《汉代行政记录》(剑桥大学出版社,1967年)一书中依出土地点、笔迹,把形制一致、内容一致的文书举行分类。
而日本学者永田英正那么把汉简分为定期文书和不定期文书,前者包括簿检、名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