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在岭南的诗歌创作.doc

论苏轼在岭南的诗歌创作——浅谈苏轼和陶诗潘征征摘要：苏轼作为宋代知名的士大夫，他的一生充满了奇幻色彩作为一个士大夫，他经历种种磨难与不幸正是这些不幸造就了一个诗人，成就了他的诗歌在其众多的诗歌中，诗人被贬岭南时期创作的“和陶诗”更加突显出了他的文学造诣历来众多文人学者对其和陶诗持着不同的态度本文 试着从和陶诗的渊源、苏轼的“和陶诗”创作及其表达的思想内容方面加以探讨 关键词：苏轼 、 岭南 、和陶诗 苏东坡，一个宋代的士大夫，一个被众多荣誉环绕的伟大诗词作家他的一生充满了种种奇幻色彩，屡次被贬而不失其志趣这样一位有着高尚节操的诗人，很值得我们去探究在他的诗作当中最被大家所认同的无疑是他的和陶诗，而其和陶诗的绝大部分又都是在被贬岭南、海南时所作他的和陶诗是诗人生活的注解我们将从他的和陶诗探寻一个真实的苏轼 一、 苏轼“和陶诗”创作概述和陶诗，就是指诗人根据东晋名士陶渊明的诗歌风格与特色创作出的那些接近其风格或歌咏陶潜的和韵诗。

文人士子、知己朋友通过这种形式相互唱和这样一来，他们彼此间既交流了思想，又增进了情感这种和韵诗的形式得到后来诸多士人的追捧，而其开始并不是那样的一帆风顺 这一切直到北宋时期才发生了根本的扭转北宋新旧党争激发了士大夫们的隐逸之风这些士大夫们开始纷纷效仿陶潜及陶诗，而在这其中苏东坡可以算得上是佼佼者他将和韵诗 与拟古两种诗歌样式合二为一，积极地追求古诗的和韵并且自信地说他自己能够达到靖节先生的高度：“吾前后和诗凡一百有九，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苏轼创作“和陶诗”也并非源自于偶然，而是由于社会生活及政治官场上的压迫所致苏轼在王安石、司马光、章惇为相时，相继受到严重打压，而“乌台诗案”便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正是由于仕途上受到接踵而至的打击，才致使苏轼萌发了创作“和陶诗”的念头屡次的贬谪让他把政治上遭到的压抑苦闷之情消解于湖光山色之中，出现了冲淡闲远的格调诗人也更加突出地追求陶渊明式平淡的风格和陶诗”是苏轼诗歌四大题材之一，可想而知，其在苏轼诗中的地位是如此的显赫苏东坡追求“和陶诗”始自于元祐七年（1092年）知扬州任时，此时创作的《和陶饮酒二十首》这组诗便是诗人和陶的起始，而其和陶诗的大量创作则延迟到谪居岭南、海南期间。

苏轼有124首“和陶诗”而且作于不同时期，他之所以酷爱和陶诗原因有三：一是爱好陶诗质朴平淡的艺术特色；二是崇尚陶渊明的性情和为人；三是抒发自己的苦闷之情 他知扬州任时追“和陶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学习和模仿陶诗，但是，在寓居岭南时期的和陶诗则表现了“求仕不能，求隐无门”时自我排遣的苦闷矛盾心境，是借“渊明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尤其是其谪居惠州时创作的57首“和陶诗”，寄情山水之中，游心物外，笑傲忧患而以自适为趣的意味更浓新浴觉身轻，新沐感发稀风乎悬瀑下，却行咏而归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感违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并引其三）诗写得极其平淡真切，在艺术方面把握了陶诗洗尽铅华见淳朴的特色，能够将亲身经历的生活场景予以平淡而自然的描摹，追求超然淡泊，达到了神似陶诗的地步苏轼晚年的和陶诗均具有这样的特色，在闲与静的情趣之中融入了禅机之理，表达出自己对功名利禄的淡泊之情，对山水田园生活的神会之意虽然豪健清雄的豪迈之气不能自淹，但风格确已趋向平淡自然和陶诗”是苏轼诗歌风格转变的标志，产生了以超然物外随缘自适的佛老思想为主的基调，也实现了创作风格由豪健清雄向平淡闲远的转变，是我们探索苏轼晚年诗歌风格的一个重要线索。

苏东坡从陶诗中找到了精神出路，并从中汲取了反抗黑暗残暴社会现实的力量他的心灵在和陶诗中得以宽解，这又为他自己创作和陶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他写和陶诗也主要是借别人之口吻，抒自己之情怀东坡昂仰渊明“以晚节师范其万一”（《和陶饮酒二十首》并序）二、苏轼“和陶诗”的思想内容 苏东坡仿效陶潜而作和陶诗，其诗歌的主要内容也自然而然地接近陶诗即抒写诗人贬谪时期复杂深沉的人生感慨朱靖华先生将和陶诗的基本内容划分为三类：一是揭露朝廷的黑暗；二是同情人民的民生疾苦；三是苦闷矛盾的个性象征② 苏轼对现实中种种不合情理的现象抱有一种“一肚皮不合时宜”的态度，始终把针砭时弊作为其诗歌的主题诗人在和陶诗中屡屡借咏史咏怀揭示某些触目惊心的罪恶事实他的和陶诗并非一味地学语于陶渊明，而是有自己的特色“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苏轼《江行唱和集序》） 《和陶杂诗十一首》就是苏轼对朝廷政治现实的揭露苏子为汉初功臣韩信与曹参“鸣不平”非徒跣相，终老怀未央兔死缚淮阴，狗功指平阳其五）借曹操诛杀孔融投射官场政治的黑暗阴森 “君纵独欲，借经作岩崖遂令青矜子，珠璧人人怀其十） 苏子从王莽收买人心提倡经学而令朝臣士子朝不保夕的阴霾中，影射出章敦、蔡卞之流擅权作恶的丑陋面目。

由于惨淡的现实的打压，苏轼的忠君思想也由此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在《和陶咏三良》中能够找到证据：“贤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岂戎马哉，从君求盖帷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如果贤明的君主死去，作为臣子必定追随而去；但是君主无道，作为臣子的就没有必要送死苏子一开始就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认为三良以穆公要其从死一言即轻易从死则三良之死便轻如鸿毛、毫无价值接着又以晏子之例说明贤者事君不以私德道理这与陶渊明《咏三良》高度赞扬三良从君而去形成了一正一反的鲜明对比正是在这样的比对当中见到了苏轼的独特见解胡仔有云：“余观东坡<秦穆公>诗意，全与<三良>诗意相反盖是少年时议论如此其晚年，所见益高，超人益表，此扬雄所以悔少作也ƒ由此可见，苏轼与陶渊明在诗歌上的细微差别不像陶渊明传统的忠君意识，诗人的忠君是建立在君主贤明的基础之上，更是直接源于北宋士人的精神面貌民生疾苦和苦闷矛盾等方面的内容在其“和陶诗”中也有体现：“去年夏旱秋不雨，海畔居民饮咸苦今年春暖欲生蝝，地上戢戢多于土预忧一旦开两翅，口吻如风那肯吐《次韵章传道喜雨》）持续的旱灾使得老百姓民不聊生，使他们的生活遭受重创，随即而来的蝗灾更加重了他们生活的艰辛与不易。

我今又复罹此旱，凛凛疲民在沟渎《次韵舒尧文祈雪雾猪泉》） “天祸尔土，不麦不稷民无用物，珍怪是直播厥熏木，腐余是穑《和陶劝农六首》其二）天祸降临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然而，民众不但不积极地进行灾后补种反而去做一些于事无补的事这是无法令人理解的百姓舍本逐末带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旱灾、蝗灾及其它的灾难让我们的诗人感觉民生的多艰与疾苦朴素的语言，鲜明的生活图景，写实的手法让我们的读者仿佛已经穿越到苏轼生活的那个年代百姓的反应正是当时昏暗政府政策的不智与混乱苏轼通过这些反映民生的和陶诗表现出自己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关乎人民生计的士大夫穷猿既投林，疲马初解鞍心空饱新得，境熟梦余想”(《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二)诗人把自己比作穷猿和疲马，感觉自己的心境已经了宽释 “有如千丈松，常苦弱蔓缠养我岁寒枝，会有解脱年《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区区效一溉，岂能济含生力恶不己出，时哉非汝争 （《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其六）诗人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朝廷的重用，而现实却让他无处施展殷切的希望换来的却是“时不我与”的无奈仕途的破灭让诗人寄希望于自己内心的解脱苏轼渴望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空灵和解脱，但是现实却让他没法能够将这种苦闷矛盾的愁绪迅速地消解。

北宋新旧党争致使朝廷政事混乱、百姓民不饶生这样黯淡的现实已经无法再让苏轼继续追求报国之志，诗人只能寻求宗教来解决他的“一肚子不合时宜”这不仅仅是苏轼的苦闷更是北宋一代有着同样处境的有志之士的集体意识这种意识与北宋士人的精神面貌及当时流行的隐逸新潮息息相关三、苏轼“和陶诗”哲学内涵 北宋士人的精神面貌及其隐逸态度为苏轼产生“陶式情结”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由于陶诗完全符合传统儒家心目中“中和之美”的审美期待视野，和陶诗很自然地成为了苏子陶式情结的精华与其说和陶诗是他追随古人的典范，倒不如说是他爱陶、学陶、仿陶的思想文化的结晶虽然说苏轼的和陶诗不是最早的，但它的出现却真实地改变了唱和诗的历史苏轼对陶诗的推崇，不仅表现在他的诗文评述中，更投射在他的身体力行上他的和陶诗其中也富含了哲理和深邃的思想比如南宗禅、出处与死生的终极问题 1、南宗禅思想：苏轼接触佛道思想甚早，他的母亲程氏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苏轼从小便耳濡目染，可见佛教思想对苏子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这时在宋代广为流传的南宗禅“当下即是”思想开始进一步浸透到他的思想之中并在他的诗中表现地淋漓精致苏子被贬岭南后与南宗禅的关系进一步得以密切。

他开始拜谒南宗禅祖庭并频繁地与南宗禅领袖交往，他之所以会接受南宗禅的思想是想以此来摆脱自己被贬谪时期的不安情绪 《次韵定慧饮长老见寄八首》其四：“幽人白骨观，大士甘露灭根尘各清净，心境两奇绝真源未纯熟，习气余陋劣譬如已放鹰，中夜时掣绁苏轼渴望自己能够远离罪恶与烦恼，能够归于空虚之境由此可见，南宗禅思想确实对苏轼的生活态度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绍圣元年，诗人在被贬途中经过佛教禅宗圣地——曹溪南华寺时由于景仰六祖（慧能大师）而作此诗苏轼在岭南诗歌中推出一个个饱受宗教底蕴的文学意象，例如慧光长老、卓契顺等苏轼贬谪岭南时，心理上、生活上、文化上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在其谪居岭南的那段时期里，修佛研佛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他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研读佛经、游佛寺、交佛僧，这一切与佛教有关的活动对他的影响更深了在《次韵定慧钦长者见寄八首》序中写到：“苏州定慧长老守钦，使其徒卓契顺来惠州，问予安否，且寄《拟寒山十颂》可见，苏轼与佛僧的交流甚深一连串的挫折打击，促使苏轼不断思索自己本来的面目若想要减轻这种由贬谪带来的落差及痛苦，苏子就必须学会适应并且需要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撑这时，自己早已接受的南宗禅就成为拯救自己的一剂良药。

刘熙载：“东坡诗善于空诸所有，又善于无生中有，机括从禅语中来以辨才三昧而为韵言，固官其舌底，澜翻如是④ 《和陶神释》：“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苏轼并没有沉湎于佛的“空灵”、“清净”、“平淡”、“仁慈悲悯”而是超越了它，升华了它在佛家“当下即是”思想的影响下，苏东坡的心绪已经得以净化由此，另一个主题即出处与死生这样的终极关怀也映入苏子和陶诗的思想之中了 2、出处与死生主题：出处与死生问题本来是释家与道家思想的一个共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问题一直受到中国士大夫的关心 ，尤其在他们的谪居生活期间这种关心显得更加急切贬谪时期的文学作品多记录这些关心及思考，所以这些文学作品更富有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苏轼被贬岭南时期所创作的作品自然也就包含此等主题在出处方面，苏东坡分别借着迁居与躬耕的、亲情的、归乡的等众多题材在诗文中表现出自己的归隐情志纵使几度被贬和从事田间农事让诗人身心俱疲，但我们的诗人还能够苦中作乐，这又需要怎样的情怀啊？苏子经常“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磊”流落四方的苏氏诸儿及令自己难以忘怀的兄弟苏辙，苏轼在彼此间相交往的诗中都以自己的隐逸之志与他们共勉在《和陶贫士七首》其七中找到了情感上的依靠：“我家六儿子，流落三四州。

辛苦见不识，今与农圃俦买田带修竹，筑室依清流未能遣一力，分汝薪水忧坐念北归日，此劳未易酬亲情的力量使我们的苏子在情感上有了可靠的依托，他此时的作品中充满了那种浓浓的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