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周作人传读书笔记.doc

《周作人传》读书笔记钱理群著第一章 说不尽的童年——在绍兴（1885.1—1901.8）儿童的最初记忆，人的最初记忆，大抵都离不开本能的欲求但谁会料到，对“人的本能”的重视，竟会成为周作人以后人生选择的基础呢?1.感想：妹妹病逝，周作人母亲奶水不足，奶妈失于照顾，体弱多病，对其性格的形成影响较大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的知识分子”这一命题就具有了双重含义：这一代人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没落与腐朽，又最后一次直接领悟着(以后缺乏系统的传统教育的几代人所无法感受的)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但刘姥姥说的也对，“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有余裕的消闲生活——这种小康局面正是养育周作人的最适宜的土壤　　周作人后来回忆说：“我觉得很是运气的是，在故乡过了我的儿童时代……本来已是破落大家，本家的景况都不大好，不过故旧的乡风还是存在，逢时逢节的行事仍旧不少，这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周作人：《立春以前·立春以前》，第173～174页传统节日在周作人的童年，存留下如许斑斓、炫目的色彩，直到晚年，周作人还为之心荡神移，写下了一首又一首“儿童杂事诗”尽管这已是落日对于晨曦的追忆，但依然可以让人们感受到那没有随着时光流逝，而永远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特具的魅力。

2. 感想：家道中落，乡风淳朴，对传统文化的回忆和留恋，可以看出周作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亦印证了两浙传统文化对周作人的影响，“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的知识分子” 3.感想：所作多首儿童诗，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童年是比较幸福快乐的每一个节日，都在周作人幼稚的心灵里，埋下一串串具有声、色、香、味之美的回忆 周作人在形成他的“生活之艺术”的人生哲学时，童年时代艺术化的节日生活，无疑是起了某种潜在的暗示作用的——但，这都是几十年后的事幼年时代的周作人，既从传统节日的乡风世俗里体验到生活的野趣，又从对大自然的直接观察中感受到生命的勃勃生机这大千世界首先赋予他的是现世之美，是自然状态的美，一种生气贯注的和谐美这就使周作人的心灵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传统哲学、传统美学取得了内在的契合：这对周作人一生的发展自然是至关重要的但当幼年的周作人几分喜悦几分惊奇地打量周围的一切时，他所看到的，绝不只是现世之美；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变成僵尸的封建王朝，一个已经开始败落的封建大家族于是，他耳闻目睹的不能不是现世的种种丑恶即使在他尽情享受自然、人生之美时，他也不能不隐隐地感到人世间存在着另一种力量(尽管小寿此时还不能明确指出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在压抑着美的生机。

　　于是，在周作人童年的记忆里，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重重阴影我的祖母……在有妾的专制家庭中，自有其别的苦境……那种苦忍守礼，如不坐石条、不饮龙眼汤的事，正是常有至于生平不见笑容，更是不佞所亲知灼见者也周作人：《秉烛谈·〈双节堂庸训〉》，第31页——这是周作人亲眼目睹的第一个“死”，一个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凄惨而无价值的“死”子京自称“不肖子孙”，自责自打以至自杀，对于同样是封建大家族子孙的周作人，虽是一时不能理解，却仿佛恐怖的恶魔一般沉重地压在心头，久久不能移开感想：幼年时期祖母的苦难，给周作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唤醒了周作人对妇女命运的关注　年幼的周作人，对于中国封建传统的理解，正是与这一个个惨烈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心目中，科举、鸦片、养妾还有缠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残酷、非人性的部分这对周作人是一条线：以后，他无论怎样向现实妥协，但对这些摧残人(特别是妇女)的天性的丑物，他是绝不妥协的；对于这一类的丑物的复辟，他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周作人说：“我从小就是十字街头的人……吸尽了街头的空气，所差者只没有在相公殿里宿过夜因此我虽不能称为道地的‘街之子’，但总是与街有缘，并不是非戴上耳朵套不能出门的人物。

我之所以喜欢多事，缺少绅士态度，大抵即由于此，从前祖父也骂我这是下贱之相”周作人：《雨天的书·十字街头的塔》，第65页这里所说的“街头的空气”，即是指与市民阶层的市民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精神联系，这是培育周作人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土壤与文化背景直到晚年，周作人还深情地回忆说：“我至今不稀罕苹果与梨，但对于小时候所吃的粗水果，还觉得有点留恋顶上不了台盘的黄菱肉，大抵只有起码的水果店里才有，我却是最感觉有味，因为那是代表土产品的……所谓土膏露气尚未全失，比起远路来的异果自有另外一种好处周作人：《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556，甘蔗荸荠》，岳麓书社1988年1月第1版，第623页感想：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在此以后，周作人多次怀着深情回忆起绍兴(以及江南一带)的石板路，以为它在民间生活中十分普遍，“随处出现”，是令人感到亲切“有趣味的”参看周作人：《夜读抄·清嘉录》《过去的工作·石板路》实际上，令周作人追怀不已的，还是通过这石板路所展示的十字街头的生活方式 周作人这样说过：“读外乡人游越的文章，大抵众口一词地讥笑土人之臭食，其实这是不足怪的绍兴中等以下的人家大都能安贫贱，敝衣恶食，终岁勤劳，其所食者除米而外，惟菜与盐，盖亦自然之势耳。

周作人又说：“《邵氏闻见录》云，汪信民常言，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咬得菜根，吾乡的平民足以当之……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我不能确说，但是我觉得这是颇有意义的，第一可以食贫，第二可以习苦，而实在却也有清淡的滋味周作人：《看云集·苋菜梗》，岳麓书社1988年9月长沙第1版，第34页这里所说“安贫贱，敝衣恶食，终岁勤劳”，以及“食贫”与“习苦”都是周作人对故乡绍兴平民生活方式的一个概括联系前述周作人幼年对十字街头生活的记忆，可以看出，绍兴平民生活方式包括“终岁劳苦”与“素朴简单中有真味”这两个侧面，用以后周作人关于“生活之艺术”的分析是属于“自然地简易地生活”周作人：《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第87页这种平民化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一种平民化的文化传统与平民化的文化性格它在绍兴自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根源鲁迅在《〈越铎〉出世辞》里曾经热烈地赞颂了故乡人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而据史书记载，禹、墨又是一脉相传的：“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为服，白昼不休，以自苦为极参看《庄子杂篇·天下》绍兴平民上述勤劳卓苦的生活方式，十字街头的市风，显然有禹、墨遗风与鲁迅、胡适对中国传统戏剧中大团圆结局的批判态度相反，周作人显然十分赞赏这类大团圆，以为是表现了一种喜剧价值的。

周作人的这一评价与上述幼年时代的记忆应该是一脉相承的绍兴大班的正戏别有特色，多是扮演锄强扶弱、表忠除奸、抗敌御外的历史故事，唱腔豪放、高亢、激昂，表演则简洁明快，鲜明强烈，这也是表现了绍兴民性刚烈坚毅之一面的感想：对绍兴大班戏曲大团圆式结局的不同观点，似乎也预示了兄弟俩最终将走向不同的道路而从绍兴大班的表演内容来看，多快意恩仇的故事，表现了绍兴传统文化中耿介的一面也许在绍兴民间的艺术中，还多少保留着这种毫无小家子气的生命狂态，这应该是周作人终生喜爱故乡民间艺术的一个重要原因感想：民间艺术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诙谐讽刺间见真情实意，周作人欣赏着这略带粗俗的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慢慢接受天下只有天真的小儿与壮健的天才(如拉勃来、歌德，若斯威夫德便有点病态的了)才有欣赏粗俗话的资格”周作人：《“小五哥”的故事·附记》，1925年9月13日《语丝》第53期，收《周作人集外文》上集，第779页周作人幼年时代受地方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地方方言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地方戏曲、笑话)对他的思想、情感，以至性格、文风的潜移默化周作人也说：“乡间的人常喜讲‘舛辞’及‘冷语’，可以说是‘目连趣味’的余流周作人：《谈龙集·谈“目连戏”》，第80页。

所谓“硬语”、“舛辞”与“谐谈”、“冷语”，都是对绍兴方言特色的一种概括所谓“硬语”、“舛辞”就是绍兴话入声多，有一股“硬”气；但绍兴话也并非全部硬音，也有软的绍兴话可谓“软硬兼施”，“快慢相间”，形成一种特殊的腔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表现了绍兴地方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民性特征的与此相联系的，是绍兴话中骂人的话特别多，开口“贼胚”，闭口“娘杀”，用一句绍兴话，就是“骂人当饭吃”鲁迅作品中七斤嫂与杨二嫂如果合演一台戏，将会是骂语连篇，别有兴味的周作人记下的则是绍兴“女人骂街”的趣闻据说这是一位自称无名人的文人“暂居绍兴一古寺中”所见——　　戊申，与寺僧负暄楼头适邻有农人妇曝菜篱落间，遗失数把，疑人窃取之，坐门外鸡栖上骂多时，听其抑扬顿挫，备极行文之妙初开口如饿鹰叫雪，嘴尖吭长，而言重语狠，直欲一句骂倒久之意懒神疲，念艺圃辛勤，顾物伤惜，啧啧呶呶，且詈且诉，若惊犬之吠风，忽断复续旋有小儿唤娘吃饭，妇推门而起，将入却立，蓦地忿上心来，顿足大骂，声暴如雷，气急如火，如金鼓之末音，促节加厉，欲奋袂而起舞余骇然回视，戛然已止，箸响碗鸣，门掩户闭僧曰：此妇当堕落余曰：适读白乐天琵琶行与苏东坡赤壁赋终篇也。

周作人：《秉烛后谈·女人骂街》，文收北平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第133～134页感想：骂街趣闻体现了绍兴人的硬气，谚语俗语体现了绍兴方言的“诙谐”，周作人将“骂街”趣闻写得情致盎然，还将女人骂街的本领与仕途文人的骂街本领相比较，可见他亦欣赏绍兴市民的直爽之气贯串于绍兴地方戏剧、笑话以至地方方言里的“硬气”与“诙谐”构成了绍兴地方平民文化最基本的特色这对于周作人的思想、性格以至文风的形成，显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对这十字街头的影响也不可作过高的估价周作人在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十字街头影响的同时，又竭力地排斥着这种影响，以保持自己的独立他曾在《十字街头的塔》里特地声明——　　我在十字街头久混，到底还没有入他们的帮，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也有点危险(怕被他们挤坏我的眼镜)，所以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心中闷声，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周作人：《雨天的书·十字街头的塔》，第66页　　他既曾混迹于十字街头，又不愿“跟着街头人群去瞎撞胡混”径直地说，对街头群众怀着疑惧，他就只能躲在“十字街头的塔”里，过着半是绅士、半是流氓的生活，与民间的市民文化既有联系，又存在隔阂——这就构成了周作人内在矛盾的这一面。

对于这时已经十三岁，并且是周家长孙的鲁迅来说，祖父的被捕，以及随后的避难生活，是他睁开了眼，清醒认识社会与人生本来面目的开端但年仅九岁的周作人却没有因此醒来，还继续做着他“蔷薇色的梦”——童年时代的美梦于是，逃难对他来说，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是一连串新鲜的印象、感觉，一连串美好的记忆感想：家道中落，这对于年仅十三的周家长孙鲁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而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正如他在文章里面写到的，“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呐喊·自序》，收《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页而周作人年纪尚小，不用像鲁迅一样担当起长孙的重担，更多时候，他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甚至充满乐趣的比如逃难之际，“浑浑噩噩”，甚至还把床上的窟窿当趣事，逃难对他来说，并没有鲁迅那么痛苦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六·逃难》，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4月第1版，第15页感想：在三味书屋里面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儒学为中心的封文化传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周作人在三味书屋里面学到的第一本经书就是《中庸》的上半本，纵观周作人的一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对他影响颇深。

小时候读贾谊《鸟赋》，前面有两句云：“庚子日斜兮集余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心里觉得稀罕，这怪鸟的态度真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