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与“人文精神讨论”.docx

王朔与〃人斓帆论〃在2007年出版的《我的千岁寒》的序言中，王朔否认了一系列加在自己身上的标签如作家、知识分子、新贵、流 氓、名人等他的追问直接返回自己的来处，宣称：“十八岁我当海军，正经八百服兵役，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去的, 不是为了分房子，升官发财①年轻时的王朔和革命年代是高度同构的当自我被时代分割为不同的身份和标识的时候, 内心分裂的王朔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焦灼和不安，在一系列文学行动中公开拒绝被标签化，试图寻找并重组内在自我的统 一性王朔被标签化最严重的是“人文精神讨论”时期，重新梳理王朔和“人文精神讨论”的关系，历史化地认知被各种论争 的词语圈套所遮蔽的文学现场，进入时代内部发现更多有价值的文化信息，与我们当下的精神建构有着密切的关联一 “王朔现象”的周边1993年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文坛风起云涌：周励及其《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争议、“陕军东征”火 爆京城、“先锋长篇小说丛书”出版、“人文精神讨论”出现、“深圳首届文稿竞价活动”、“布老虎丛书”开始出版等等，一系 列标志性事件轮番上演当时备受文坛瞩目的王朔，这一年经历了文学评价的冰火两重天在1993年1月30日《北京青年报》进行的“1992年十大当红人物”读者评选中，王朔是文学界排名最高的一位， 在巩俐等明星之后位居第四。

②就在同一天，《中国青年报》开辟了“王朔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专栏，展开对“王朔现象” 的讨论在此之前，《文学报》已经开始了“如何看待王朔现象”的论争此时商品经济大潮涌起，消费主义、拜金主义 给文学艺术带来巨大冲击同时报刊纷纷扩版和改版，人们接收的信息量倍增作为时代的晴雨表，这些讨论借助“王朔 现象”表达出各自的现实困惑和内心焦虑9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从王朔小说中读出什么》很具有代表性文 章一方面认为作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必要考虑作品的商品性，另一方面又指出：“如果把文学完全建立在一种商品观念 上，就必然会损害艺术的特性和精神，就会把艺术变成取悦于人的尤物，变文学为‘逗乐解闷'喷饭解颐的工具，就会拒 绝深刻、拒绝意义而媚俗③经历1990年代初期的短暂曲折之后，文学商品化已经成为1993年最为醒目的话题，王 朔更是和这个话题紧紧捆绑在一起在此之前的1992年被媒体称为“王朔年”这一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王朔文集》，开当代作家出版文集之先河 同年小说集《编辑部的故事》（沈阳出版社）、《爱你没商量》（华艺出版社）先后出版，销量非常可观同时，王朔 与刘毅然、莫言、刘恒等12位作家于1989年成立的“海马影视创作中心”也正式获得存在合法性。

接着王朔与深圳先科 公司合作开办了“时事文化咨询公司”，与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合作成立了“好梦影视筹划公司”至此，先富起来的“文化个 体户”王朔，一跃成为当时文化生产的领军人物直到1999年12月24日，在《北京晚报》推出的“90年代回顾专辑” 中，王朔仍然被评为“90年代十大文化人物”之一池莉曾经颇有感慨地记录下了“王朔热”的盛况：“在大街上随手抓住十 个现代青年，十个之中至少有六个可以大谈王朔④可是老诗人公刘对“王朔热”的评价却截然相反在一篇写于当时的 标题为《九三年》的文章中，公刘指出：“个别走红的作家，被捧为'京味正宗;'过把瘾和‘没商量之类文理欠通的、市井哥 们儿之间的'侃，成了报纸上反复出现的标题⑤文章还例举了大量当时的文化现象，认为王朔等人的大热是“文化大溃 败”的代名词，让人眼花缭乱的商业文化景观是“全民族的堕落”的表征，从长远来看是“一出绝对的悲剧:此时的张承志 与公刘有着相似的判断，同样认为文学商业化、世俗化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堕落行径未见炮响，麻雀四散，文学界的乌 合之众不见了"，“所谓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需寻各自门;不过一股脑都涌向了商人门了”⑥面对文化的低潮和堕落，张 承志明确说明自己决不随波逐流，宁愿做“一个流行时代的异端”。

其实在1993年文学商品化的大潮中王朔并没有做什么太出格的事情，为文人经商摇旗呐喊的是张贤亮，他甚至提 出“文化商人”的概念，在当时沸沸扬扬的文人下海的争论中独树一帜张贤亮认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文 化开展的绝好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是知识分子施展抱负的大好时机：“是文化和文化人恢复到正常的、适当的、主动的状 态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历史转机”，⑦并且指出知识分子只有在经济生活中积极参与取得实绩，才有可能在未来干预社会 生活张贤亮认为知识分子对商品经济毫不陌生，并且坚信文人下海比大多数职业商人和企业家更有优势：“我们的智慧、 知识、经验和社会关系就是我们雄厚的资本！ ”⑧王蒙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及市场经济对文学开展的益处，指出王朔 “既能迎合市场的需要又能发挥他自己的个性，充分利用市场为他提供的活动舞台”，⑨认为这样的作家才是真正跟得上 时代的作家1993年5月23-27日召开的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对策研讨会”，首次将文化划分为自娱和民俗 文化、公益和高雅文化、娱乐文化等不同文化类型，并且分别采取不同的文化政策会议认为群众化、通俗化的娱乐文 化是典型的商业文化，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鼓励其顺应市场经济加快开展。

⑩正是有了政策的支持，文人下海呈现井 喷之势张贤亮创力、“宁夏艺海实业开展”，陆文夫创力、“老苏州弘文二谟容创办“快乐影视中心”胡万 春赴越南经商，叶蔚林、韩少功联袂到海南创办杂志和实业公司作家不再羞于言利，而是开始公开卖文笔名“周洪” 的畅销书写作群体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签约3年，宗福先、陈村等33位作家签署了“九三一约定”，对影视剧本稿酬最低 标准明码标价作为其中影簪较大的王朔，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有了明确的商品意识，并且为文人下海做了示范从 王朔开始，’买'卖双方商讨稿价，文人不再受制于统一稿酬标准：’死要面子到公开议价，理顺供求关系变得名正言顺无 可非议，王朔确实功不可没11他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把文字的价格给炒了上去，成为靠自己稿酬生存的作家作 为文人下海最成功的案例，王朔自然成了首选的批评对象同样是下海，王朔和张贤亮受到完全不同的评价多数下海作家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太多指责人们对王朔的批评 实际是对所谓“痞子文学”借助文学商品化而风行感到愤愤不平其中“老愚”的文章具有代表性，他声称“王朔现象”是“一只 色彩斑斓的毒蜘蛛”，认为王朔“把痞子语言合法化，把痞子意识神圣化”，并且不无深刻地指出：“王朔的流行，归根到底 乃在于当代文化和生活的贫乏。

12之所以对王朔的批判能够引起广泛共鸣，应该说老愚抓住了人们焦虑的核心无论 是物质利益还是象征资本，王朔等人极大的丰盈和当时人们普遍的贫困构成巨大的反差，给人们造成的心理震荡触目惊 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动因下，大量报刊纷纷加入，掀起了颇为壮观的“王朔现象”讨论作为“中国当代商业写作第一人”的王朔再次被集体讨论，而且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尖锐，可见整个象征化秩序的历史 性危机两年之前，批评界还在高度评价王朔小说利用民间话语进行社会批判的意义，陈思和甚至称王朔小说中的主人 公为“王朔式的英雄”，并且指出这些人“虽自谓‘老流氓，可是在文化修养和正义感方面又明显高于其他人”13转眼之间， “王朔热僦开始成为人们巨大的现实焦虑的宣泄对象这种情绪在很多作家的表述中显得异常激烈张炜虽然没有指名 道姓，却早在“人文精神讨论”之前就明确提至『'在批判文章横行的无阻的年代里，不少人想象着用一支笔去做官在商品 经济大潮中，又有不少人想象用一支笔去发财”，并且坚定地认为“对流行的荒谬要有抵抗的习惯”14真正将关于“王朔现象”的论争变成“倒王风潮”的，是“人文精神讨论”，正是王朔成为了这次讨论的导火索和重要批 评对象对此，陈思和的解释是王朔在1990年代的商品大潮中开始媚俗，并且将批判的矛头转向嘲讽知识分子及其文 化传统，“以此迎合社会上下的否认文化、轻视知识的拜金主义，这才是引起知识分子反感的理由15“倒王凰潮”仅仅 是外表现象，深层逻辑是人们对于转型期社会现状的强烈反响，对于文学过度商品化的极度不适应。

当“人文精神讨论” 成为时代症候的具体表征的时候，王朔不经意间成了文坛的一个震源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感到阵痛的人文知识分子， 借助对王朔的讨论表达着各自的种种疑虑和万千感慨二 从“躲避崇高”到“抵抗投降”“王朔现象”以及王蒙的《躲避崇高》，是“人文精神讨论”展开的重要线索，这种看法直到今天一直被反复提及不 过当我们将“人文精神讨论”作为“问题框架”重返历史现场时，就会发现这种简单概括忽略了很多重要的历史细节，与此相 关的某些问题也淹没在历史深处最初王蒙是将“躲避崇高”作为文化的平民化来理解的，王蒙指出“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人们感到崇高、真诚、 纯洁等感情被亵渎，渴望理想与批判现实的激情被践踏，“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其次才有王朔”16其肯定的是王 朔撕毁的假崇高对此，王蒙后来直截了当地说：“笔者所肯定的王朔的‘躲避崇高，当然指的是躲避这种吓人杀人的自 封的崇高即伪崇高17这个说法原本也是学界普遍认可的，之所以演变成一场争论甚至被指认为“人文精神讨论”的导火 索也许只是一次历史的误解按照陈思和当时的说法，王蒙对王朔作品的态度确实让人文精神论者感到非常意外：王蒙对“人文精神”的批评，起先很使我惊讶，因为王蒙是我们很尊敬的作家，而且以他一贯的宽容和睿智，以及他 对我们过去工作的了解，不致于会对“人文精神”寻思抱那么大的反感，这里面一定存在着什么误解，所以晓明兄对此未 置一词辩白。

直到前不久，我在《光明日报》上读了一篇有关“人文精神”讨论的综述，才恍然大悟：其中确有些不该发 生的误解在18这里提到的综述文章，应该是指董之林的《人文精神讨论述略》此文把“人文精神讨论”的缘起归结于对王朔创作 优劣高下的争议，认为王蒙的文章对王朔的“躲避崇高”持肯定态度;而王晓明等人那么发表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对王朔 现象进行了批评，于是引发了“人文精神讨论”19但是陈思和认为这是作者董之林的“粗心”和某些“道听途说”所致虽然 王晓明等人在文章中批评王朔，但是“谁也不曾注意到王蒙的立场”，而只是纯粹的知识分子精神反思陈思和认为这种 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恰恰表达了“北京学界的某些心态”陈思和强调的“误解”还有在论争中王蒙的立场和姿态王蒙认为在对王朔的批判中有一个“虚假的与吓人的假前 提”，那就是如果作家都变成王朔那样，文坛如何得了王蒙说这个假定是根本不存在的：“王朔只是一个作家，他远远 不是作家的样板或最高标杆……都成了王朔固然不好，都成了批评王朔的某教授，就更糟糕连起码的幽默感都没有， 还能有什么人文精神？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潜意识中的文化专制主义20这样的批评无疑是非常犀利的王蒙之所 以在论争中会有这样的态度，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

从历史来看，久经历练的王蒙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看问题 的方式和学院知识分子有很大不同他更担忧的是影响改革开放的大局王蒙的文坛身份和特殊地位，也使得他对“文化 专制主义”显得更为警惕对此，陈思和指出，“人文精神讨论”以王朔为批评靶子，只是为了方便问题的讨论，并没有要 把王朔驱逐出文坛的意思，当然也“没有故意与王蒙为难的意思”21王蒙的参与让“人文精神讨论”发生了转向，逐渐由“王朔现象”转变成“王蒙现象”，成为讨论的另一个震源围绕王 蒙的《躲避崇高》等文章展开的争论愈演愈烈，引发了一场涉及全国的广泛争鸣，“王蒙现象”成了 1990年代中期“最引 人注目的文化热点”22人们对“躲避崇高”和“人文精神”对立的理解更加稳固随着1995年“抵抗投降书系”的出版，“人 文精神讨论”由学者展开的论争演变成了不同作家对峙的局面抵抗投降书系”的主编萧夏林，在丛书的序言中异常尖锐地对“痞子运动”发起了挑战他认为王朔掀起了一场弥漫 全国的“痞子运动”，作家们纷纷加入并把王朔当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