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_经济学家与法学家的对话

1、5 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 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 经济学家与法学家的对话 吴敬琏 * 、江平 * * 时间：2 0 1 0 年 6 月 1 0 日1 9 : 0 0 - 2 1 : 0 0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礼堂 江平：同学们晚上好。今天晚上，实际上是我陪吴敬琏教授来到中国政法大学。此前，我们两 个人曾经有过多次对话。 我和吴敬琏教授认识有九年时间了。2001年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邀请20位社会科学学者以及30 位国防科技学者到北戴河度假，我和吴敬琏夫妇都应邀参加。因此，我能有机会和吴敬琏进行较长 时间的交谈。当时，我们都认为，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和法学是两个很重要的学科，两家应该共 同探讨我们的国家大事。考虑到现实中的需要，我和吴教授商量好，准备联合发起一个民间的研究 机构，为中青年学者提供一个切磋学艺的平台。就这样，上海法律经济研究所很快成立。上海法律 经济研究所存在了两年左右，做了一些事情，也碰到了一些钉子。碰到钉子之后，我们就改在北京 成立“洪范法律经济研究所” 。前后九年时间，我从吴老师这里学到很多东西，吴老师的为人和学问 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顺便说一下，我俩还有个特

2、殊的关系：我原名不叫江平，江平是 1949 年参加革命工作之后改的 名字。我原来的名字叫江伟琏， “伟”是伟大的“伟” ， “琏”就是吴敬琏的“琏” 。当年这个“琏”字 还是很怪的，有人问我是哪个琏，我只能说是红楼梦里贾琏的“琏” 。因为过去名字里面，只有 贾琏的“琏”是这个字。今天我和吴敬琏教授合作，我常说是前世的因缘，或者说，都是因为我们 两个都是“琏” ，而这个“琏”字又很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俩走在一起。我想这种合作，在法学 和经济学界都可以说开创了一个学科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合作的先例。 今天我特意提出来，主要是吴敬琏教授讲，我来主持或者提问。我在我们学校经常讲，吴敬琏 先生难得来我们昌平校区一次。我们共同探讨的一个题目是“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 。 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呢？大家知道，吴敬琏教授是主张“市场经济”的，但是在不久前，他又 特别提出了“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 ，或者“法治经济”的概念。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呼唤法治 的市场经济 ，专门谈法治经济。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作为经济学和法学交流的主题，我想是一个 *吴敬琏（1930 ） ，男，江苏武进人，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3、，研究方向为经济学。 *江平（1930 ） ，男，浙江宁波人，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研究方向为民商事法学。 6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 0 1 0 年第6 期（总第2 0 期） 很好的题目。 今天，我也在考虑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宪法中规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 ，在经济学界不断受到争论。有些人强调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认为现在所搞的那 一套，不是社会主义的；也有的学者强调后者，即市场经济。那我就有了一个问题：市场经济究竟 有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我以前理解讲得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经济组织的一种 方式，资本主义可以用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市场；社会主义可以用计划，资本主义也可以用计 划。这里面似乎没有本质的区别。 由此我也想到，在法学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我看到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宪政”的概念，让人 们去研究社会主义宪政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样的话，宪政似乎也可以分为社会主义宪政和资本主 义宪政。那这样的话，社会主义宪政的特点又应该是什么呢？那这在法学界好，经济学界也好，都 会引起姓社姓资的争论。当时说过不争论，但是现在，这个问题争论的越来越明显。我现 在想

4、请教吴敬琏教授：您对于市场，或者我们讲的法治、宪政，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应 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吴敬琏：这是一个用了很长时间才逐渐弄清楚的问题。应该说，在 1992 年中共十四大决定把中 国改革的目标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后，就有很大的争论。 1993 年宪法修正案根据 1992 年中共十四大规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针对 1982 年的中共 十二大决议讲的。十二大强调中国改革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只能起辅助性作用。所以十 四大的争论焦点在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应当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十四大确定的改革目标是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在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多数人都认为要确定为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一 些人说，我们还得要坚持一条，这个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能是资本主义的市 场经济。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就提出，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资源配置怎么可能有社会主 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呢？认为市场经济前面不能加定语。 我的看法和以上两种观点都不太一样。我是赞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的，但是我并 不赞成前面讲得第一种观点。他们把市场经济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主

5、义的市场经济，一种是资本 主义的市场经济。我觉得，这种给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的市场经济赋予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属性 的说法是说不通的。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怎样定义社会主义。在持有刚才讲的这种观点的人们心目中，社会主义的 最重要的特征是国有制占有统治地位。他们要在“市场经济”这个名词上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 用意是强调中国经济必须建立在国有制的基础之上。然而如所周知，真正的市场交换，是指市场主 体自主和自由的交换。如果按照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解释，国有制一统天下，整个经济成了一个国 家控制下的大公司，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是和市场经济是根本没有办法兼容的。 我个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社会理想。但我在1997年的社会主义的再定义问题 这篇文章中详细论证过，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看，它和国有制并没有必然联系。从十六世纪开始 产生直到现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公认内容是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因此，我所说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指得是这种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是由市场机制来实现，而这一经济的和社会的指向，则是 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关于市场经济前面不可以加限定语的问题，我在和江平老师的同乡、我

6、们经济所的董辅礽所长讨论这个问题时，举出在市场经济前面加定语的一个实例，是许多德国人所 说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提法。社会市场经济这个说法，据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派别 7 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 弗赖堡学派最先提出来的，但是我们知道，大多数德国人不管属于哪一个学派，几乎都同意把他们 所追求的市场经济说成是社会市场经济。就是说，这个经济有一个社会的指向，这个指向就是要关 注社会价值。我提到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市场经济前面是可以有定语的。在社会主义是指实现社会 公正和共同富裕这种价值指向的意义上，是可以把改革的目标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江平：您提出来“法治经济”的概念，我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涉及国家公权力在市场经 济中的作用。我们也知道，市场经济由两只手在调整，一只是无形的手，一只是有形的手。无形的 手是价值规律，有形的手是国家调控。我想这一点我们都承认。但是现在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社 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是国家调控的手段更加加强？我记得我们在中央财经大学对话时就涉及国家 调控的问题。当时，铁本事件引起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国家调控的手，究竟是宏观调控的手还 是微观调控的手。 最近两

7、年来，我们在解决金融危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中国的这种成就是全世界公认的。因 此也有人说，中国解决金融危机靠得就是国家的行政手段。没有国家的行政调控手段，就不能取得 这么显著的成就。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有人觉得，我们国家现在用国家的行政手段来调控经济，越 来越得心应手。比如说，国务院通过十大产业部门规划、关于经济的调整、规模化的经营，都是用 行政手段进行。因此就产生了这个问题：您认为国家行政调控手段的比重究竟需要多大？我们现在 是不是有过度用国家行政调控手段的倾向？在这个问题上，国家调控和法治经济又有什么关系？ 吴敬琏：过去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政府是全能的，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一竿子插到底” ， 用行政命令控制。所以您提出的问题牵涉到任何对国家机器进行改革。 我在改革开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清 楚。当时我认为，只要把市场建立起来，它就会自动地要求建立规范的社会规则和制度。至于政治 或上层建筑方面的改革如何进行，自会有政治家去照管。而且当时中国最高政治领导人邓小平在他 的 1980 年“八一八”讲话和 1986 年的多次讲话中，对于政治改

8、革的决定和基本内容也做了明确 地宣示。但是到了 80 年代后期，我发现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首先出现的问题是腐败活动的发展。80 年代后期腐败活动的一种突出表现形式，是所谓的“官 倒” 。一些有权力背景的“倒爷”利用物资分配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 ，把国家调拨的物资用 低价买来，然后高价在市场上出售，赚取巨额的差价。另外一个腐败的形式，就是在股市里利用信 息的不对称和监管不到位，通过操纵市场和欺骗小股民发财。所有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公共权力介 入了市场交易，形成了公权力的私用。 在 80 年代后期讨论腐败问题的时候，大多数经济学家把问题的实质归结为“寻租” 。所谓“寻 租” ，就是由于公共权力介入交换产生“租金” ，于是就会有人买通权力去取得租金。行贿受贿的本 质就在这里。由于公共权力超出了它在市场经济中的应有范围，造成了寻租的制度基础，为了从根 本上遏制腐败，就要用法律来划定公权力的行使范围，防止公权力的滥用。 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在历史上一直是高度集权的专制性国家，就如政治学家邹谠教授所说，中 国历史上的政府就是一个“全能政府” ，什么事都管，从宏观经济一直管到微观经济，管到个人的职

9、 业选择和家庭生活。改革以前又是个计划经济社会，政府拥有配置资源的很大权力。所以，政府和 官员就特别容易利用自己的权力，进而形成巨大的寻租环境。而扩大这个权力，对于贪赃枉法的官 吏来说，又是特别有利的。所以寻租和造租或者说设租的活动就很容易泛滥开来。 因此，80 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加快政治改革，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的必 8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 0 1 0 年第6 期（总第2 0 期） 要性。 这次世界各国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因为出现了社会信用体系的断裂，为了防止系统性的危机， 政府常常要用它的信用去取代、补充商业信用，以便保持社会的金融系统不至于崩溃。这本来是一 种短期性的做法。但是，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就很容易把它解释成是一种社会发展的趋势问题。于 是有些人就认为，中国的做法代表了一种历史大趋势。他们把前几年有人针对所谓“华盛顿共识”提 出的所谓“北京共识”提升到“中国模式”的高度，说是以强有力的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为 特征的“中国模式”将成为世界仿效的榜样。 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运用政府的力量稳定经济，是世界各国在历次危机中都采用的。中国 的特点是政府介入的强度更大而已。那么，政府高强度介入经济，到底是祸还是福呢？我认为现在 还未可定论。但从短期看，它成绩很大；2009 年运用 4 万亿的投资，10 万亿的贷款一下就把增长速 度拉起来了。但是，从长期来看，它的后续影响怎样呢？我们知道，经济危机期间政府采取的刺激 经济政策早晚都是要退出的，由于我们采取的是政府直接指示银行放贷款、上项目的办法，比某些 西方国家的难度要更大。所以我们要兢兢业业，谦虚谨慎，而不要忘乎所以。如果对 2009 年的工作 成绩做过分乐观的估计，那是相当有危险性的。 江平：我们知道，市场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自由，一个是市场秩序。自由和秩序 是市场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来看看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从原来绝对的市场 自由，逐渐进入了市场秩序，加强了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这也可以理解为法治经济的一个历程。我 们从美国洛克菲勒的孙子的回忆录里面可以看到这个问题。他在回忆录中讲，即便到了现在，美国 依然有一些人在骂他的祖父是吸血鬼、是杀人魔王，但是不要忘记，美国在那个时候是没有有关市 场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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