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通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内篇序长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会转中书舍人，暂停史任，俄兼领其职。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又属大驾还京，以留后在东都。无几，驿征入京，专知史事，仍迁秘书少监。自惟历事二主，从宦两京，遍居司籍之曹，久处载言之职。昔马融三入东观，汉代称荣；张华再典史官，晋朝称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职思其忧，不遑启处。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凡为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于时岁次庚戌，景龙四年仲春之月也。内篇六家自古帝王编述文籍
2、，外篇言之备矣。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今略陈其义，列之于后。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知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孔安国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尚书璇玑钤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如天行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推此三说，其义不同。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凡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甚有明允笃诚，典雅高义；时亦有浅末恒说，滓秽相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时训之说，比月令多同。期百王之正书，五经之别录者也。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乎汉、魏，无能继者。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
3、常事，不足备列。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虽有脱略，而观者不以为非。爰逮中叶，文籍大备，必剪截今文，摸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汉、魏等书，不行于代也。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焉。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太丁时事，且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记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国语云：晋羊舌肸习于春秋，悼公使传其太子。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案竹书纪年，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孟
4、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才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于时文籍，唯有
5、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乃追采二史，撰为春秋后传。其书始以周贞王续前传鲁哀公后，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继周，终于二世之灭，合成三十卷。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如张璠、孙盛、干宝、徐广、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然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曜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暨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兼天下，而著战国策。其篇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合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以为名。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之策谋，因谓之战国策。至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
6、，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除二周及宋、卫、中山，其所留者，七国而已。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比于春秋，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时国语，复撰春秋后语，勒成二书，各为十卷。今行于世者，唯后语存焉。按其书序云：“虽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寻衍之此义，自比于丘明者，当谓国语，非春秋传也。必方以类聚，岂多嗤乎！当汉氏失驭，英雄角力。司马彪又录其行事，因为九州春秋，州为一篇，合为九卷。寻其体统，亦近代之国语也。自魏都许、洛，三方鼎峙；晋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虽号同王者，而地实诸侯。所在史官，记其国事，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于是史、汉之体大行，而国语之风替矣。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五经间行，百家竞列，事迹错糅，前后乖舛。至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鲁史旧名，目之曰史记。自是汉世史官所续，皆以史记为名。迄乎东京著书，犹称汉记。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至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
7、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其后元魏济阴王晖，又著科录二百七十卷，其断限亦起自上古，而终于宋年。其编次多依于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为一科，故以科录为号。皇家显庆中，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曰南北史。其君臣流别，纪传群分，皆以类相从，各附于本国。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也。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国家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遽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自太初已下，阙而不录。班彪因之，演成后记，以续前编。至子固，乃断自高祖，尽于王莽，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勒成一史，目为汉书。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诰，孔氏所撰，皆谓之“书”。夫以”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
8、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唯东观曰“记”，三国曰“志”。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于是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内篇二体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城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
9、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考兹胜负，互有得失。而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案：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向使丘明世为史官，皆仿左传也，至于前汉之严君平、郑子真，后汉之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生之对策，刘向、谷永之上书，斯并德冠人伦，名驰海内，识洞幽显，言穷军国。或以身隐位卑，不预朝政；或以文烦事博，难为次序。皆略而不书，斯则可也。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则汉氏之志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中，将恐碎琐多芜，阑单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荀悦厌其迂阔，又依左氏成书，翦裁班史，篇才三十，历代保之，有逾本传。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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