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我国农业政策变动与农民利益的相关分析

1、改革以来我国农业政策变动与农民利益的相关分析 王金洪 内容提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进程是在政府与农民互动作用下推进的，质而言之，是政府的农业政策与农民利益互动影响的结果。按照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民的实际受益情况等客观标准来评价，近20年来，中国政府关于农村和农业问题的一系列政策明显地具有三个不同的阶段性特征。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rural reform in China has gained its dynamicfrom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peasants.Policies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 have been incessantly testified and regulated by the benefitspeasants could gain from them.Evaluated against the level of the rural economicdevelopment and

2、the actual well-being of peasants ，the rural policies adopted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past twenty odd years are characterized by a three-phasepattern.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进程是在政府与农民互动作用下推进的，质而言之，是政府的农业政策与农民利益互动影响的结果。按照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民的实际受益情况等客观标准来评价，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府有关农村与农业的一系列政策具有三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791985年，政府政策与农民利益的关系表现为利益倾斜与硬性照顾；19861996年，政府政策与农民利益的关系表现为利益收敛与软性剥夺；从1997年开始，政府政策与农民利益的关系表现为利益调整与软性照顾。一、19791985年农业政策与农民利益的关系1978年12月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指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到了严重的破

3、坏，目前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1因此，“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证他们的民主权利。”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重大措施，逐步在全国广大农村推广、实施。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以农民多种经营为补充的农村改革，迅速促进丁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且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使广大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农村生产力迅速发展。随着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人民公社长期盛行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体制逐渐被打破，真正实行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因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使农村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效益明显提高。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19781984年，全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粮食生产连年获得大丰收，总产量从3亿吨上升到4亿多吨，棉花从217万吨增加到626万吨；油料从522万吨增加到1191万吨。2.农民收入增长呈良性趋势。如表1所示，从1979年到1985年，中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数量每年以双位数的速度增加。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农民实际收入增长率同名义收人增长率差距很小，这是农民收人增长最快的一个时

4、期。3.农民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从具体方面看，农民吃、穿、住、用上了一个档次，即饮食结构改善、穿着消费水平提高、住房条件改善、生活用品上档次，文化娱乐生活日益丰富。从抽象方面看，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各项指标趋向合理。1978年，全国农民家庭生活恩格尔系数为0.677，1981年下降为0.597，1985年再降为0.568.3这意味着全国大部分地区农民生活解决了温饱，逐步向小康水平发展。4.农村收入基尼系数逐步扩大。农村收入基尼系数的逐年扩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意味着农村传统收入分配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被打破，农村收入分配趋向合理；二是意味着全国各地农村发展水平差距拉大，一部分地区农民收入增长迅速，一部分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存在地区差异。5.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一度呈缩小趋势。表5、表6两组数字表明，19781985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与生活消费水平差距的缩小几乎是完全同步的，从总的阶段性趋势看，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在这一段时间呈缩小趋势。如果说，家庭承包制、农村多种经营形式的实施是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的体制性原因，那么，这一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满

5、足、保护农民利益要求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则是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政策背景。本文前面指出，19791985年，政府政策与农民利益的关系表现为利益倾斜与硬性照顾，主要以下列五个方面的政策为依据。第一，农副产品价格的保护政策。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中，中央就决定，“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全会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视情况，逐步作出相应的提高。”10这一原则性决定到1979年9月，再次被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予以肯定和吸收，并被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之中，该决定具体提出了25项农业政策，其中，农副产品的价格政策作为第八项政策。11农副产品的全面大幅提价，以价格信号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有利于丰富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同时价格保护政策又以硬性的比例加以规定，确保农民增产又增收。第二，农用工业品价格的限制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在1

6、979、1980年降低1015，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给农民”。12据统计，这一段时间农民生活必需工业晶的价格也相对较低，而且国营商业部门经常组织商品物资下乡，以方便农民生活，致使农民在衣、食、住、用等方面的开支控制在合理消费水平。这些政策措施，从根本上控制了工农产品剪刀差，对农民是极为有利的。第三，减轻农民负担的“放水养鱼政策”。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在今后较长时间内，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保持在19711975年的水平，并且从1979年起，减少50亿斤，以利于减轻农民负担，以有利于发展生产。各地不允许擅自征购过头粮。13一直到1984年，中央对减轻农民负担，防止各方面向刚刚解决温饱的农民进行摊派，一再用中央文件、决定的形式，禁止向农民摊派。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明确强调：“制止对农民的不合理摊派，减轻农民额外负担。中央、国务院各有关部门部署的农村教育、计划生育、民兵训练、优抚、交通等各项民办公助事业，都要逐项进行认真清理和改革。今后对这些经费，各地可根据农民的经济状况，由乡人民代表大会定项限额提出预算，报县人民政

7、府批准，由基层统筹使用，一年定一次，中间不得任意追加，也不得再从集体提留内开支”。14此外，该通知还要求，各地领导人不得滥建与本地财力不符的工程项目，不准乱兴“大办”之风。群众无力办的事，不要勉强去办。15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放水养鱼政策”，使农民尽可能地得到了实惠。而在这一段时间，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负担的减轻，使农民有了更足的信心增加农业生产投入，加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提高自身生产技术水平，丰富文化精神生活，这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第四，促进、坚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信贷政策。为了加强对农业生产专项资金与支农贷款的管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业银行应运而生。中国农业银行作为专业性政策银行，在农村改革初期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保障、理财作用。1979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专门就支农贷款列为一条。决定指出：“对农业的贷款，从现在起到1985年，要比过去增加一倍以上。国家要有计划地发放专项长期低息或微息贷款，有的10年，有的15年，有的可以到本世纪末。为了适应发展农村信贷事业的需要，中国农业银行应当积极做

8、好农村的信贷工作”。16在组织支农资金与搞好农业信贷方面，中央不仅重视发挥中国农业银行的主导作用，而且重视发挥农村信用社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信用社要进行改革，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在遵守国家金融政策和接受农业银行的领导、监督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存贷业务。农村存款要优先用于农村，多存可以多贷。在保证农业贷款需要的前提下，可以经营农村工商信贷业务。贷款利率可以浮动”。17中央关于加大农业投入的政策，中国农业银行的组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支农资金保障体系，这对于19791985年间中国农业的顺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五，允许农村发展零售商业、农副产品就地加工业、以及发展乡镇企业、村办企业、家庭副业的系列政策。尽管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毛泽东曾试图打破“三大差别”，用“人民公社”将工农兵学商连成一体，但这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主义很快遭到破产。“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曾有过干部下乡、知识分子下乡、农民进城的尝试，中央也曾网开一面，允许人民公社兴办小农机、小化肥之类的“五小工业”，18但也未能打破城市工商业、农村农业的社会经

9、济秩序。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地肯定：“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的补充，不能当作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去批判。相反地，在保证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应当鼓励和扶持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增加个人收入，活跃农村经济”。19决定中的这一内容，对解放思想，摆脱长期以来农村经济政策问题上“左”的观念束缚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该报告对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多种经营发展取得的巨大进展、进一步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必要性、可行性、应正确处理好的几个基本关系以及应进一步解决好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鼓励农村发展多种经营，更新观念都具有很重大的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又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肯定了农村零售商业、农副产品就地加工业、乡镇企业、个体工商业的性质、地位与作用，规范了他们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范围，确定了相应的资金、技术支持与权利义务保障。这些政策体系的形成，对于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品质的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村工商业在19791985年这段时间的蓬勃发展，也使农业生产中的剩余劳动力获得了解放，导致了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大规模就地安置与转移。农村工商业的发展，使一些地区农村社会经济面貌开始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农村工业化、乡村都市化的进程也正是在这个变革过程中应运而生，一种自发的、内生型的农村现代化模式也因此被中国农民创造出来。回顾19791985年期间政府政策与农民利益及农村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不难得出结论：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因而带来了政府政策、农民利益与农村改革发展的良性互动。政府的政策切实有效地保护了农民利益，驱动农村改革与发展，农民打心眼里支持和拥护中央的各项“富民政策”，并赋予政府及其领导人以信赖感。这是一段值得回味与令人难忘的“政治蜜月期”。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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