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史第八章春秋时期楚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doc

第八章 春秋时期楚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一、农业 楚人由北而南，后又辟在荆山、睢山一带，故自商、周至春秋初，农业生产仍属刀耕火种，以种粟为主楚武、文王以后，楚国向南、向东开拓，逐渐占据江汉流域，又向当地居民学会火耕水耨nòu，掌握了植稻的生产技术《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gēng鱼，或火耕而水耨东汉应劭释：“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shān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见裴骃yīn《史记集解》)古代先民烧荒，这是很普遍的，故无论种粟sù植稻，都要先烧草作为肥料水稻又得“水耨”，除去杂草，沤òu于水中，既作肥料，又保证水稻生长江汉平原，古代农业历来先进，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均有稻壳出土，可见楚人占据江汉平原后，以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进一步得到发展，耕作水平也逐步提高生产工具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春秋时期楚国青铜器冶炼业已很发达，除了制造礼器、兵器和生活用具外，也制造出了不同用途的农业生产工具见于考古发掘资料，主要生产工具有锛bēn、镰、斧、削、锥zhuī等(参见《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南阳市西关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秭归官庄坪遗址的试掘》等有关发掘报告。

铜镰的出现，说明农作物产量大为提高当时各国奴隶主贵族由于役使奴隶大众劳动，故制造青铜生产工具较少，楚国亦不例外据现有考古资料和有关专家研究，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楚国不仅能锻造“熟铁”，而且还能冶铸“生铁”，在冶铸铁器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出土的铁器，计有铁削、剑、凹口锄、鼎等(见于考古发掘资料，计湖南常德德山楚墓出土铁削一件、长沙龙洞坡楚墓出土铁削一件、长沙识字岭楚墓出土铁凹口锄一件、长沙杨家山楚墓出土剑、削、鼎形器各一件、淅川下寺楚墓出土铁剑一件、长沙丝茅冲楚墓出土铁凹口锄一件、长沙窑岭楚墓出土铁鼎一件铁器的使用虽然处于初期阶段，迄今为止出土的铁器数量还不多，但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对开垦土地、兴修水利，最终导致新生产关系的产生，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一般说来，随着铁农具的使用，牛耕这一新的耕作方式，也应该出现了但楚地目前还未见有犁出土，故难断定春秋时期，楚国已使用牛耕(犁耕)不过，楚庄王灭陈为县，申叔时以“蹊xī田夺牛”予以讽喻”(《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康王时有一大夫复姓师祁、名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从当时尚牛尚犁耕看，也不是偶然现象，故楚国与中原各国一样，开始使用牛耕，不是没有可能。

楚国地处水泽之乡，水利资源丰富，随着青铜、铁农具的出现，水利灌溉事业也就逐步发展起来了《史记·河渠书》说：“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沟江、淮之间楚武、文王以后，南进东拓，在江汉、江淮间，修沟开渠，为楚国水利事业和水路交通，均奠定了基础见于史料记载，楚国最早出现的大型水利工程，是楚庄王时期孙叔敖主持兴建的期水陂bēi和芍陂前者如《淮南子·人间训》说：“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yú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其灌区在期思、雩娄周围，即今河南固始一带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后者如《后汉书·王景传》、《水经注》载，在今安徽寿县南，孙叔敖筑芍陂王象等撰《皇览》谓战国楚顷襄王时期，楚大夫子思造芍陂今人亦多有持此说这项工程，楚亡后，历代不断维修利用，成为“淮南田赋之本”(《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史记·循吏列传》裴骃yīn集解引《皇览》说：“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沮水，即古睢ｈｕī水，与漳水汇合注入长江这项沮漳水下游的大型水利工程，对包括郢都在内江汉沃野的农业生产，显然是极为有利的另据《七国考·楚食货》载，孙叔敖还“截汶坟之水，作塘以溉田”《庄子·天地》载，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圃pǔ畦qí，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子贡劝其用桔槔gāo提水，那丈人答道：“非吾不知，羞而不为也。

《庄子》的记载虽属寓言，但却也反映了楚国确已普遍凿井灌田，并已使用桔槔这一先进的灌溉工具从上述史料可见，春秋时期楚国的水利事业是很发达的，既引水作池(陂bēi塘)，蓄、灌并用；又凿井灌田，就地取水，故楚国入据汉江、江淮后，农业生产突飞猛进，粮食产量亦显著提高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庸及群蛮百濮反叛，在此紧急关头，楚庄王“振廪lǐn同食”(《左传·文公十六年》)，打开国家储备的粮库，保证军队食用，前往平叛公元前522年(楚平王七年)，伍子胥蒙冤出奔，楚平王悬赏捉拿，按“楚国之法，得伍子胥者赏粟sù五万石，爵执”(《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及至吴后，助吴王阖闾hélǘ攻楚，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yǐng，“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淮南子·泰族训》其他如《新书·耳痹》、《博物志》等亦有类似记载这些记载，都说明楚国粮食充足，有储藏粮食的“廪”、“高府”，动辄赏粮五万石，这在春秋时代各国中是十分罕见的据《史记·楚世家》载，公元前519年(楚平王十年)，楚、吴还为两国边境民间女(小童)“争桑”而动用军队，相互攻打，足见在江淮一带，楚国的种桑养蚕业，亦得到普遍发展至于其他农副业，上述《庄子》所记的“圃畦”，就是指的种植蔬菜果木一类的园圃pǔ，可见楚国农副业和经济作物，也有很大的发展。

二、手工业 随着农业的发展，楚国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铸造业、冶铁业、丝织业和木漆器业等部门楚国青铜业的发展，是随着楚人的南下东进取得的继熊渠对外扩展后，楚武文成穆庄诸代，南入江汉，北争中原，东拓江淮，师夏师夷越，兼收并蓄，在青铜器冶炼铸造、造型与纹饰等方面，均有重大创造，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今湖北大冶的铜绿山，是楚国产铜的主要基地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有关专家研究，该铜矿实行地下开采，采取了竖井、斜井、平巷和盲井相结合的方法为保证安全，矿井中设置了矿井支架，下铺设木制水槽，以防塌崩堵塞和积水带来的危害采掘工具主要有铜斧和竹、木、石质的生产工具矿石取出后，即就地筑炉冶炼炉为竖式，包括炉基、炉缸和炉身三部分炉渣由于就地处理，故现在遗留有大量的铜渣经化验，铜渣含铜量为0.07%，足见炼铜技术水平是很高的楚国在这里炼出红铜后，运到郢都等地铸造成不同类型的青铜器目前出土的春秋时期的楚青铜器，数量多，出土地方遍及湖北、河南、湖南等地1978年至1979年，在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青铜器达4百余件，还有在其他地方出土的楚青铜器，为我们了解楚青铜器铸造工艺、器型和文饰等方面提供了实证在铸造工艺上，楚人已掌握了分铸焊接法、铸镶法和失蜡法。

所谓分铸焊接，即把器身和附件分别铸成，然后用铜、锡作焊剂把两者焊接起来所谓铸镶，即因纹饰复杂，需先修整，置于铜器铸型内，然后合模浇入铜液铸成所谓失蜡，即先做成蜡模，雕缕纹样或器物形状后，再在蜡模的外表涂以泥浆(土、炭等混合物)，硬化后形成铸型，然后加热熔去蜡模，便可铸器春秋中后期楚国掌握的这些铸造工艺，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是第一流的(张正明《楚文化史》春秋时期楚国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乐器、兵器、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等和中原各国一样，礼器最多的是鼎楚国的鼎，由于其形态特殊，考古界学者称之为楚式鼎，有于鼎(鼎于)、“升鼎([鼎升)、罐形鼎([氵俗]兴)等其他礼器和生活用器有簋guǐ、盏、敦、壶、缶等乐器主要是编钟，包括甬钟、钮钟、钟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编钟共52件楚人尚武，故楚青铜兵器数量多，制作亦精，有戈、矛、戟、剑、钺、匕首、镞等楚国铜器纹饰大致和中原各国相同，但在表现手法上更加细致柔美，具有自己的特点纹饰主要有蟠pán螭chī纹、蟠虺huǐ纹、龙凤纹、窃曲纹、兽面纹(饕餮tāotiè纹)、云雷纹、鸟纹、圆涡纹等随着治铜技术的提高，春秋中晚期，楚国也掌握了冶铁技术见于考古发掘资料，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都出土了铁器，但目前所见数量不多。

1976年，长沙杨家山楚墓出土的钢剑，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一件的钢制武器，其含碳量为0.5-0.6%(《长沙新发现春秋晚期的钢剑和铁器》(《文物》，1978年第10期)春秋时期楚国的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无论从历史文献或地下发掘资料中都证实了这一点如《国语·楚语》中有关于“玉帛之类”的记载，《史记·滑稽列传》则说楚庄王爱马，曾“衣以文绣”《史记·楚世家》等记楚、吴边邑小童争桑而引起两国交兵，更直接说明楚、吴两国对种桑养蚕缫sāo丝的重视湖南衡东霞流市出土的蚕桑纹尊(青铜器)(周世荣《蚕桑纹尊与武士靴形钺》(《考古》，1979年第6期))，是植桑养蚕的生动例证楚国漆器出土数量多，制作精，成为荆楚物质文化一大特色根据滕壬生研究统计，目前所见春秋时期出土的漆器有6件，包括漆瑟、耳杯、卮、豆，以及用黑漆镶嵌的铜鼎等其他出土的漆器，有的器形不详，有的保存不好，难以断定(腾壬生《楚漆器研究》(香港两木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1版)、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史》第四章《漆器》漆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楚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楚人生活水平的状况楚国建筑技术有重大的发展入春秋后，楚国为了北上争霸，顺伏牛山，连结所经各水堤坝，南北连绵数百里，号称楚之长城棗zǎo“方城”。

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齐桓公率中原八国军队南下攻楚，楚成王亦率军北上，屈完声称“楚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逼迫齐桓公与楚签订召陵之盟，可见在此之前已开始建筑方城方城的建筑，注重以地制宜，一方面顺山形筑城，另一方面又沿诸水河岸筑堤为城，无疑是军事建筑一大创造，在古代战争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楚国都市建筑也自具特色郢yǐng都(纪南城)顺丘陵地势而建，北有纪山，西有八岭山，东北与雨台山相邻，东临诸湖(庙湖、海子湖、长湖)，气候宜人，既无水患可虑，又可引水入城，便于漕运与交通市区内布局也很恰当，王城、贵族府第居东，西南部则为冶炼作坊区城门有三门道，中门宽，边门窄，人车分流，交通秩序井然为引水入城，还建筑了水门，宽度达3米以上，便于行舟，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水上城门建筑工程城墙高宽相等，坚固稳定城垣建筑采用夯筑方式，每夯层厚度仅10厘米左右，坚实牢靠宫室建筑既多又精楚王室除建有王宫外，还有众多的离宫，如渚zhǔ宫、章华宫(台)、荆台、匏páo居台等楚灵王所修建的章华宫(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离宫其遗址在今湖北潜江龙湾(关于章华宫(台)遗址所在，历来说法不一除了今潜江龙湾外，还有说在今监利天竺山、沙市今章华寺、河南商城古汝阳城内、安徽亳县古城父境内等地。

楚人有新迁居一地，仍袭其旧名的习俗，故作为楚君(王)的离宫，章华宫亦有多处，上述各说，当是有可能成立的)，此经八十年代多次调查试掘，出土文物甚丰，是迄今所见楚宫室最完整的建筑群其中放鹰台出土了筒瓦、板瓦残片及长方形等形状的红砖，可见楚灵王时期已掌握了烧制砖瓦技术，砖、瓦已用作建筑材料还出土了一件青铜门环，青铜当亦已用作建筑材料台基系夯土结构，台柱有方有圆，比一般房柱粗大廊檐下面是用贝壳铺成的路面，结实美观(陈跃钧《湖北省潜江龙湾章华台遗址的调查与试掘》(湖北省考古学会编《楚章华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8年5月)从此足以说明春秋中晚期，楚国宫室建筑，无论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都达到了先进水平，“是我国古代第一座层台累榭”，“作为游宫建筑群和园林建筑群的鼻祖，在世界建筑史上也有并非无足轻重的地位”(张正明《章华台遗址琐议》(湖北省考古学会编《章华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8年5月)楚国还有地下宫室建筑据《左传·成公十二年》载，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晋郤xì至如楚聘，且涖lì盟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悬焉郤至将登，金奏作于下，惊而走出”楚国在宫中作地下室，把钟鼓悬挂在那里奏乐，无论是宫室建筑，或是钟鼓演奏的音乐效果，都是一个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