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docx

我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影响我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的深层结构，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和文化观念；组织变迁的路径依赖主要归因于组织固定之后的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性预期；组织变迁的动力来自政府权力与高校办学自主权、高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博弈　　关键词：基层学术组织，制度逻辑，历史制度主义　　高校基层学术组织是高校组织结构中承担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职能的最低层次的组织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在发展和变革的过程中，不仅受到大学规模、功能扩大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本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的制约每个国家的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发展都会带有本国的特色与烙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思指出，“组织不仅是制度约束的函数，也是其他一些约束（如技术、收入、偏好等）的函数”[1]基于此，笔者拟在对我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发展历程进行深入描述的基础上，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对我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的变迁进行分析与解释　　一、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及其分析框架　　（一）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特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逐步兴起。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其基本思想是在对20世纪60～70年代的政治学集团理论、结构功能主义以及其他传统制度主义研究理论的批判和继承过程中形成的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围绕稀缺资源而展开竞争的各个集团之间的冲突是政治过程的核心，某一政体的制度组织或政治经济结构是构造集体行为并产生差异性结果的主要因素　　历史制度主义主要内容包括：（1）扩展了制度的概念，认为制度是“嵌入政体或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规则、规范和惯例”[2]2）认为制度会以多种方式产生，但不管是自发的还是有意识的，制度的产生都受到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历史关系影响而好的制度的标准是制度的可适应性和制度能否把观念转化为行动，即在多大程度上，制度能够制定出实践观念的有效政策[3]3）同时使用“算计路径”和“文化路径”来阐述制度与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算计路径”中，制度为行动者提供了“与其他行动者相关的信息、协议的执行机制、对背叛行为的惩罚等等”，制度影响行动者是“通过对其期望的改变而实现的，即当某一行动者做出某种行动之后，制度会改变他所持的有关其他行动者可能对此所做反应的期望”在此路径中，制度与行动者之间表现为策略性互动。

而在“文化路径”中，“由符号、教义和惯例所构成的制度”为行动者提供了“道德或认知模板”，用于对行动情景和自身的解释起到过滤作用因此，“特定的行动是在经过制度的过滤后才被构建出来的，制度不仅提供了何种策略才有用的信息，而且还影响着行动者的身份认同、自我印象和偏好”在此路径中，行动者与制度的互动“不是完全策略性的，而是受到个人世界观的限制”[2]4）认为制度变迁既具有路径依赖性，也有“可内生地归因于由制度本身的运动所引发的变迁”，即制度变迁“可归因于技术变迁、政治变迁和观察到的组织失灵”[2]5）倾向于强调制度给予了有些集团或利益以更多的接近决策过程的机会，并倾向于强调某些集团的失利和其他集团的胜出[4]6）认为制度并不是产生政治结果的唯一因素，而“倾向于将制度与其他因素一道定位于因果链之中，社会经济发展与观念的分布也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2]　　由此可见，历史制度主义的特征是比较明显的：（1）倾向于在相对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间的相互关系；（2）强调在制度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3）在分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后果；（4）尤其关注用其他因素，尤其是能够产生某种政治后果的因素来整合制度分析[2]；（5）历史制度主义在强调对政治制度的重视的同时，还特别关心制度之间的连接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制度主义“不同于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宏大理论和纯粹的微观研究”，而是“一种重视中层制度的中层理论”，从而“不但架通了政治科学研究内部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桥梁，而且还为政治科学内部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沟通提供了中介”[5]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历史制度主义通过对旧制度主义的继承和对新理论、新方法的吸纳，形成了以历史为基础的结构性大事件分析法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1.深层结构分析主要任务是“寻找制度背后更具普遍意义的基本因素（制度的深层结构），然后用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因素来解释特殊的、复杂的制度现象”[6]这一深层结构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和文化观念　　2.路径依赖分析路径依赖有两种含义，其中广义的路径依赖是指前一阶段的事件可能会对后一阶段的事件产生某种影响和制约作用；狭义的路径依赖则指一旦进入某种制度模式之后，沿着同一条路深入下去的可能性会增大我们重点对狭义上的路径依赖，从制度固定之后的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性预期等方面进行分析　　3.动力机制分析制度在各社会集团之间不平等地分配权力，从而造成权力的不对称与冲突。

我们把国家视为一个行动者，因为“国家具有自主性和能力；作为制度安排的国家，也是一个社会制度的最大供给者”[3]重点分析政府权力与高校办学自主权、高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博弈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迁的历程　　解放前民国时期，我国高校实现校一院一系三级管理如1929年（民国十八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又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为大学”；“大学各学院及独立学院各科，得分若干学系，并附专修科[7]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几经变迁，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1949～1957年）：教研组成为基层学术组织解放初期，我国高等教育一方面“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高等学校进行了初步改革”，另一方面我国面临帝国主义的包围，而且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因此中共中央提出，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8]801950年8月14日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暂行规程》规定，高等学校的宗旨是“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大学及专门学院设若干学系，其设立或变更由中央教育部决定之”；“教学研究指导组（简称教研组）为教学的基本组织，由一种课目或性质相近的几种课目之全体老师组成之”，教研组的职责包括“领导本组全体教师，讨论及制订本组课目的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领导及检查本组的教学工作和研究丁作；领导与组织本组学生的自习、实验及实习”[8]777。

1952年下半年开始，我国进行有计划的院系调整，由此，我国高校普遍建立了“校（院）—学系—教研组”三级架构，其中教研组成为统一领导和组织高校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基层单位　　2.第二阶段（1958～1965年）：教研室成为基层学术组织1958年到1960年，我国试图突破苏联教育经验的局限性，创立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开展了以勤工俭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1958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规定“除了少数综合大学、某些专业学院和某些中等技术学校仍旧归中央教育部或者中央有关部门直接领导以外，其他的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都可以下放，归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同时改革统一招生制度，一般的高等学校可以就地招生当时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在工作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一是学校和学生数量急剧增加二是在教学方面大砍大并基础课程、削弱基础理论教学，大搞现场教学，忽视课堂教学，再加上教师和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和社会活动过多，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降低了教学质量二是在学术问题上违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错误地批判了一些专家教授，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削弱了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中的主导作用[8]234。

在总结我国建国12年来高等教育的经验，特别是1958年到1960年教育革命的经验的基础上，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讨论和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指出，高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强调高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要求高校“应积极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以促进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高”《高校六十条》第五十三条规定：“教学研究室是按照一门或者几门课程设置的教学组织”，“教学研究室主任的职责是领导和组织执行教学计划、选编教材、拟定教学大纲、编制教学日历等教学工作、科学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组织教师的进修丁作和研究生的培养工作；领导所属实验室、资料室的建设和管理工作”[9]1963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决定（试行草案）》在这个阶段，我国高校学术架构是“校（院）—学系—教研室”，其中教研室作为基层学术组织，职能开始有所扩展，除承担教学任务之外，还要承担科研任务，当然科研主要是为服务教学。

　　3.第三阶段（1966～1976年）：基层学术组织遭受“文化大革命”的极大摧残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为“工宣队”）进驻高校在“工宣队”领导下，校系两级成立革命领导小组（或教育革命组）许多学校拆散了原来的教研室和基础部，把各门课的教师及学生混合编成专业连队和教育革命小分队，大搞所谓“教育革命”，把建国以来形成的高等学校教学组织、领导体制、规章制度全盘否定，造成教学秩序混乱，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明显下降[8]235　　4.第四阶段（1977～1998年）：基层学术组织类型增多，教研室（组）功能进一步扩展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1978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高等教育拨乱反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历史时期高校内部的教研室得以恢复与此同时，一些高校开始在校内探索学院制，1982年到1984年，厦门大学、南开大学、暨南大学、武汉大学和辽宁大学相继成立了经济学院或经济管理学院[10]1985年3月和5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高等学校和中国科学院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担负着重要的任务”，“有条件的高等学校也可以建立一些确有特色的精干的研究机构”[11]；高等学校“有权接受委托或与外单位合作，进行科学研究或技术开发，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12]。

1987年5月，国家教委在《关于改革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工作的意见》中指出，“高等学校肩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两项重大任务”，“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一般由系或教研室（学科组、专业组）组织课题组进行”，鼓励高校“为了长期稳定地在某些领域进行重大科学研究，可以有重点地建立一些相对稳定、确有特色而又精干的专门研究机构”，但这些研究机构“应与有关的系或教研室协调工作，办成具有先进水平的科学、教学基地”[13]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主要是解决政府与高等学校、中央与地方、国家教委与中央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14]1995年我国《教育法》正式颁布，明确了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权利，包括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