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前世今生

1、户籍制度前世今生篇一：中国户籍贯制度的前世今生20XX年岁末，因金融风暴波及下的东南沿海地区为数众多的企业都面临着停产或限产之虞，大批中国农民工不得不提前踏上了返乡的路程。尽管在中国将近半个世纪的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与农民工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最主要，但当就业寒潮来袭时，被缚于城乡二元户籍藩篱下的农民工仍然不得不如候鸟般地大规模迁徙，只是迁徙的方向却并非温暖的南方。就在他们肩负行囊、挈妇将雏地挤向万头攒动的火车站时，某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部长立刻在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时向媒体澄清，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裁员和农民工返乡热潮，部分农民工因失去工作岗位回乡是一种正常的流动和理性的选择；而针对珠三角一带的农民工返乡潮，部分媒体的评论则认为，农民工返乡与农民工进城一样，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是中国“三农”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原因大致是国家最近正陆续出台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这无疑对农民返乡具有吸引力；而在开春后不久的广东“”期间，九三学社广东省委竟集体上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对外来工增加收费，以适当限制外省劳工，减少广东的贫富差距。据此政策及其本土化倾向，则原本在轻重失衡的城乡利益分配格

2、局中居于力薄的一方亦将逐步地等级化，那些不拥有本省身份标识或户籍证明的人将不受政策的正视。至此，民众呼吁了多年的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俨然成了镜花水月。由于长期以来农民工被排除在城市体制之外，因此除了选择返乡，他们似乎也别有它途。而能够剥夺他们迁徙流动自由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陆益龙认为，那就是“户籍制度”：因为城乡户籍上的差别，导致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得不到太多的认可，他们无法分享城镇资源和公共物品，也没有可供他们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比如城市没有将他们纳入失业保险，也没有将他们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等福利里面。城乡二元户籍制的由来：牺牲农业，哺育工业？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人口管理办法，户籍制度很早便已通行于世界各国，即使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概莫能外。然而，这些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却并非严格意义的户籍管理制度，如在美国，户籍管理仅仅是人口的“出生死亡登记大纲”，公民平时可以自由迁徙甚至移民；而法国的户籍信息登记则相对较为繁琐，不仅包括公民的出生年月、性别、单双胞胎等基本内容，还要求对父母的国籍、职业、经济收入、宗教信仰等情况进行详细记录，但是对于城乡

3、之间的人口流动，法国政府也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行政措施，搬家只需通知以前的社会保险机构，将其个人资料转到新住址所在地的相应机构即可。目前，只有朝鲜与贝宁等少数几个国家与中国一样，实行严格的城乡割裂的户籍管理制度。而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确立，可溯及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当时适逢新中国建立伊始，百业待兴，但国内民无足食，人无足力，经济基础可谓一穷二白；而国外，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所强势推行的经济封锁与外交孤立，更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现实处境。为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国家制定了以优先发展军重工业为主要战略的“一五”计划。在这期间，国家对于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并未严令封闭。但随着1956年中苏关系的急剧恶化，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停止了对中国工业化的后续投资。苏联停止援助后，政府财政赤字大规模增加，基本丧失了扩大再生产能力，没有新增扩大再生产就没有新增就业，所以1959年政府不得不把进城的人向外迁移，在题为我们是怎样失去迁徙自由的的文章里，中国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这样分析道。而据其统计，在19521957年的“一五“计划期间，大约有20XX多万的农民工已经自由流入城市；但从

4、1959年开始到1960年，大概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又从城里迁出了20XX万人。农村人口的大量涌入，对城市的既有生存空间形成巨大的挑战；而在当时，由于城市缺乏产业支撑，可供利用的资源稀少，就业机会枯竭，为减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保障“一五”重工业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1953年7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紧急通知，限制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这就是“盲流”一词的。而被视为中国人口管理制度分水岭的，则是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户籍管理的宗旨、户口登记的范围、主管户口登记的机关、户口簿的作用、户口申报与注销、户口迁移及手续、常住人口与暂住登记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它的出台，标志着全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正式形成。然而，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实施，大面积的盲流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最终的根源还在于中国沿袭的是苏联模式的工业化路径。这种工业化的模式，与苏联计划经济时代小农生产占绝对经济优势的特定历史国情是分不开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的工业建设只能依赖低价收购农产品甚至剥夺农民农业生产资料的手段来为其积累

5、资本。同样，作为落后农业生产社会的中国也不例外地以全额提取农业剩余来哺育工业。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就指出，对比西方国家先发展轻工业、积累了大量资金再逐渐投资到重工业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客观使得轻工业没有为重工业提供积累的机会”，只能通过“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让他动弹不得，永远种粮食这种方式来实现资金积累”，从而演变为一场对农民的“掠夺”。这样，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就有力地阻断了农村人口成批量的单向流动，确保了农业生产作为工业建设资金的支柱性。不可否认，这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当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城乡二元户籍制逐渐积累起了陈年的痼疾。尤其是1959年-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我国商品粮供应的全面紧张，1963年公安部又依据是否吃国家计划供给的商品粮，将户口分成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在严格的计划经济时代，生活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供给都以户口性质为依据，这样户口的登记注册功能就逐渐地向着利益分配功能异化。1964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并提出了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

6、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1977年11月，国务院又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进一步强调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可以说，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自实施之初，便建立在制度化的非正义基础上，它以牺牲农民自由迁徙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剥夺农民农产剩余的方式换取了工业生产的高速增长，尽管后来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户籍制度背后的资本输送途径也逐渐在事实上被淘汰，但其作为利益分配角色的另一项功能却不断得到强化，并进而整体构成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向城市倾斜、城乡待遇落差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渗透和扩张的严密体系。城乡二元户籍制的破冰：盘根错节的利益实质？改革开放后，国家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政策，要求包括物资、信息与劳动力等在内的市场资源都能够自由流动、高效配置，这样城乡两大经济实体沉闷板滞的二元结构逐渐被打破，农民又开始大规模地涌入城市，并逐渐形成了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第一大群体农民工。1984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在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

7、位长期务工，准落常住户口，口粮自理。这一文件，使户籍坚冰由此破开了首道裂缝，农民开始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随后，商品粮分配制度实现改革，农民进入城市少了“自带口粮”障碍，事实上形成了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的打工热潮。1985年7月，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对流动人口实行暂住证、寄住证制度，允许暂住人口在城镇居留，这些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关于超过三个月以上的暂住人口要办理迁移手续或动员其返回常住地的条款，作了实质性的变动。1985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规定凡16岁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均须申领居民身份证，为人口管理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但是，暂住证与身份证的长期并存，使城市外来务工群体承担了极大的改革成本，在某些地方个别部门竟将其作为敛财创收的工具，借机抬价，肆意罚款，滥用权力，粗暴查证，强行侵入他人的卧房与浴室，甚至将刚下车站及寻亲的外来人员等押上收容车送往派出所或精神病院。曾有媒体报道，湖北一美丽的打工妹就因查房而当场被活活吓死。据中国第一卧底记者石野的备案，还有如下等暴力事件：20XX年7月26日，湖南

8、人苏萍（化名）被警察作为“盲流”收容的两天两夜期间，遭到众多暴徒惨无人道的轮奸；20XX年8月24日夜，19岁的少女宋苏朵到昆明探亲，遇到几名便衣查暂住证，晚上11时许，宋苏朵从警车上跌落摔死；20XX年10月25日，四川资中人蔡刚在被深圳龙新派出所工作人员清查证件过程中离奇死亡，有目击者说，蔡刚是被派出所治安员和便衣民警殴打致死；20XX年1月24日晚，5个被广州白云区庆丰居委会治保队搜查没有暂住证的外来工，在被关上收容车后没多久，便从高速行驶的收容车上一个接一个地掉下来，其中1人受轻伤当场“逃跑”，2人因脑颅积血而命丧黄泉?所谓“二十年间一恶法，杀人如草不闻声”，形之于年实施以来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可谓不失毫厘！就这样，作为户籍管理制度组成部分的暂住证制度，在被地方上某些素质低劣的执法人员将其绑架上收容遣送制度之后，已经严重背离了设计者的初衷。20XX年，随着湖北一青年在广州救治站被意外殴打致死，臭名昭著的收容遣送制度终于被彻底送进了坟墓，而与之相随多年的暂住证制度也因此而告一段落！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暂住证制度反映的其实就是城市对外来务工人员深层次的差别对待！那些从

9、农村流入城市的建设者发现，他们因户籍问题而缺乏生命安全保障，却长期被视为城市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和治安隐患，饱受着文化水平低下、专业技能匮乏乃至偷盗抢劫、打架斗殴、聚众赌博、卖淫嫖娼等等骂名，甚而连生活贫困、生存环境恶劣都成为指认他们心理畸变的理由，殊不知，正是由于户籍问题衍生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质化，才造成当前这些令人痛心的局面！在依据户口性质对社会生活各领域进行利益分配的前提下，多少外地城镇户籍人口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与抚恤上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要缴纳多少数目可观的异地借读费，他们才能供其子女上学，即使国家已经在年初明令禁止义务教育阶段收取借读费？而录取分数线的高低悬殊，又造就了多少“高考移民”？又有多少找工者因为没有大中城市户籍而被企业拒之门外？就业和教育一起，是如今附着在户口身上最大的两座大山，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刘尔铎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以北京为例，就业方面，政府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大都需要北京户口，而私营企业则不需要；教育方面，外地人口子女到当地正规学校上学得交两三万元左右的择校费，而与之相应的一个现象是，北京有不少小学都招不满，有的小学甚至撤并了。社会保障也是附在户口身上的一大利益，最明显的就是只有城里人才能享受得到的低保。此外，住房方面，经济适用房也是本地居民的“专利”，低利息的公积金购房也基本只属于当地城市居民。即使是在取消农业户口、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的河北等13省市区试点，不剥离附加于城市户口权益的居民身份统一，也仅仅是在表面称谓上具有标志意义，难以实质革除城乡壁垒之间的资源配置差异。“宣布了的未必做了，做了的未必做完了，做完了的未必配套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户籍问题专家王太元认为，实行一元化的户籍管理“快慢没有意义，关键看配套，光是形式上统一户口没有什么用。”而深化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加快改革以剥离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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