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论文-英语人名翻译

1、我们人民：宪法的根基（We the People:Foundations）是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耶鲁大学教授布鲁斯 阿克曼（ Bruce Ackerman）关于美国宪法史研究的系列学术著作之一，法律出版社2004 年 4 月已经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孙力、张朝霞译）。对于大多数不一定有机会能读到英文原版的读者而言，这显然是提供了很大的阅读便利。这原是很有必要、很有价值、值得赞赏的译事，但问题在于，因为法律出版社的这个中译本存在着大量的、严重的知识问题，从而使之成为一本不合格的劣质译书。一我们人民：宪法的根基中译本的大量问题，撇开其内容翻译方面存在的问题1外，就术语规范和知识问题的误译而论，大致有以下三大方面：（一）乱译人名经过前辈先人多年来的翻译实践，关于外国人名的翻译，本已经有章可循。以英语国家的人名为例，现在都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 为依据，若该书阙如的话，一般以 中国大百科全书 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的译名为准。还有一种情况，即按约定俗成的惯例来翻译。译名的统一，是知识沟通的前提。不然的话，本是同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甚至是名人），但因为译者随意下笔，就完全让读者产生陌生

2、甚至是误会等错觉。在我们人民：宪法的根基中译本中，有许多人名误译的例子。如把美国早期史权威伯纳德 贝林（ Bernard Bailyn）译成 “拜林 ”；把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译成 “埃德蒙得 博克 ”；把美国早期著名参议员约翰卡尔霍恩（ John Calhoun）译成 “约翰 克宏 ”；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福克纳（ William Faulkner）译成 “威廉姆斯 弗格纳 ”；把阿瑟 金伯格（ Arthur J.Goldberg）译成 “阿瑟 高德伯格”；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 James Buchanan）译成 “詹姆斯 毕彻南”；把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译成 “图奎威尔 ”；把巴里 戈德华特（ Barry Goldwater）译成 “巴里 戈尔德沃特 ”；把著名历史学家路易斯哈茨（ Louis Hartz）译成 “路易斯 哈特斯 ”；把大法官约翰 哈兰（ John Harlan）译成 “约翰 沃伦 ”；把美国总统林登 约翰逊（ Lyndon Johnson）译成 “雷恩顿 约翰逊 ”；把美国作家梅

3、尔维尔（ H.Melville）译成 “马威尔 ”；把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 穆勒（ John Stuart Mill）译成 “约翰 斯图尔特 米勒 ”；把美国总统马丁 范布伦（ Martin Van Buren）译成 “马丁 范伯瑞 ”；把美国总统格兰特（U.Grant）译成 “格兰待特 ”；把美国总统麦金莱（ William McKinley）译成 “麦克盖恩 ”或“麦金利 ”；把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译成 “伍德罗 威尔森 ”；把美国总统卡尔文 柯立芝（Calvin Coolidge）译成 “凯尔文 考林兹 ”；把美国总统赫伯特 胡佛（ Herbelt Hoover）译成 “罗伯特 胡佛 ”；把美国总统哈里 杜鲁门（ Harry Truman）译成 “亨利 图曼”；把约翰 罗尔斯（ John Rawls）译成 “约翰 罗尔 ”；把著名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译成 “罗纳德 德沃科 ”；把著名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 Charles A.Beard）译成 “查里斯 伯德 ”；把当代历史学家埃里克丰纳（ Eric Foner）

4、译成“弗里克 佛娜 ”；把大名鼎鼎的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译成 “弗瑞锥奇 海克 ”。这些例子中所举的名字，都是美国或其他欧美国家的著名人物。试想，如果仅凭本书中译本，那么，谁会想到“亨利 图曼 ”是哈里 杜鲁门？谁会想到 “威廉姆斯 弗格纳 ”是威廉 福克纳？谁会想到 “约翰 克宏 ”是约翰 卡尔霍恩？谁会想到 “弗瑞锥奇 海克 ” 是哈耶克？（二）概念误译如把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译成 “联邦银行 ”（应译作 “合众国银行 ”）；把 “Birth control”译成 “人口控制 ”（应译作 “节育 ”）；把 “Prohibition”译成 “禁令 ”（应译作“禁酒 运动 ”）；把 “Kansas-Nebraska Act”译成 “堪萨斯 内布拉斯加法令 ”（应译作“堪萨斯 -内布拉斯加法案 ”）；把 “Society of the Cincinnati”译成 “辛西那提社团 ”（应译作 “辛辛纳提协会 ”）；把 “Boyd v. United States”译成博伊德诉共和国（应译作“博伊德诉合众国 ”）；把 “Emancipa

5、tion”译成 “解放 ”（应译作 “奴隶解放 ”）；把 “laissez-faire”译成 “及时转变 ”（应译作 “自由放任 ”或“放任主义 ”）；把 “Freedom of speech”译成 “议论自由 ”（应译作 “言论自由 ”）；把 “Full Employment Act”译成 “正式雇佣法令 ”（应译作 “充分就业法案 ”）；把 “Bill of Rights”译成 “人权法案 ”（应译作 “权利法案 ”）；把 “Native Americans”译成 “美国土著 ”（应译作 “土著美国人 ”）；把 “constitutional politics”译成 “政党 ”（应译作 “宪法政治 ”）；把 “privacy”译成“私人 ”（应译作 “隐私 ”）；把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译成 “联邦条例 ”（应译作“邦联条例 ”）；把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译成 “宪法 ”（应译作 “宪法会议 ”或“制宪会议 ”）；把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译成 “大陆国会 ”（应译作 “大陆会议 ”）

6、；把“Electoral College”译成 “总统选举团 ”（应译作 “选举人团 ”）；把 “Enlightenment”译成 “复兴 ”（应译作 “启蒙运动 ”）；把 “The Glorious Revolution”译成 “光荣的革命”（应译作 “光荣革命 ”）；把 “Republicans”译成 “共和党 ”（应译作 “共和党人 ”）；把“Democrats”译成 “民主党 ”（应译作 “民主党人 ”）；把 “Neo-Federalism”译成 “新联邦主义者 ”（应译作 “新联邦主义 ”）；把 “Great Britain”译成 “大英帝国 ”（应译作 “大不列颠 ”）；把 “Spanish-American War”译成 “美国 -西班牙战争 ”（应译作 “美西战争”）；把 “Radical Whigs”译成 “典型的辉格党 ”（应译作 “激进的辉格党人 ”）；把 “Apppalachian Valley”译成 “阿巴拉契亚村庄 ”（应译作 “阿巴拉契亚流域 ”）；把 “Founding Fathers”译成 “奠基者 ”或“奠基主义者 ”或“奠基之父 ”（应译作 “建国

7、之父 ”或“立国之父 ”）；把 “Charles River Bridge v. Warren Bridge”译成 “查尔斯 里维尔 布里奇诉沃伦 布里奇案 ”（应译作 “查尔斯河桥诉沃伦桥案”）。专有概念的翻译，通常以约定俗成的译法为宜。这也是形成学术共同语言的前提之一。本来已经有固定译名的概念，如果视而不见，非要另起炉灶，那么就必然给学术交流设置人为的藩篱和障碍。如果根据我们人民：宪法的根基中译本提供的术语译名，那么美国历史很可能要重新改写了。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作为法学博士和法律工作者的译者，居然把位于波士顿的美丽的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上的桥的名字 查尔斯河桥（ Charles River Bridge）和沃伦桥（ Warren Bridge），分别搞成了 “查尔斯 里维尔 布里奇 ”和“沃伦 布里奇 ”这样莫须有的人名。这样的翻译“发明 ”，大约连一度名闻遐迩的 “门修斯 ”，也自叹弗如罢！（三）书名（篇名）误译如把伍德罗 威尔逊的 国会政体 （Congressional Government）误译作 “选举政府”；把罗纳德 德沃金的 认真对待权利 （Takin

8、g Rights Seriously）误译作 “严格行使权利 ”；把德沃金的 法律帝国 （Laws Empire）误译作 “绝对的法治 ”和“法律至上 ”；把丹尼尔 贝尔的 意识形态的终结 （The End of Ideology）误译作 “观念学的终结 ”；把理查德 霍夫施塔特的 进步主义（学派）史学家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误译作 “进步的历史学家 ”或“革新派历史学家 ”；把戈登 伍德的 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建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误译作 “美国的共和国创制 ”；把赫伯特 克罗理的 进步主义民主（Progressive Democracy）误译作 “发展的民主 ”；把理查德 霍夫施塔特的政党制的观念 （The Idea of A Party System）误译作 “政党制度之见解 ”；把哈里 贾法的 房子分裂的危机 （Crisis of the House Divided）误译作 “众议院分歧的危机 ”；把弗芮巴彻的 德雷特 斯科特案：它在美国法律和政治上的重要意义 （The Dred Sco

9、tt Case:Its Significance in American Law and Politics）误译作 “德雷特 斯科特案件：美国法律和政治的旨趣”；把泰勒 布拉奇的 金时期的美国 （Parting the Waters:America in the King Years）误译作 “不可划分：称帝时期的美国”；把马克 图史奈特的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反对种族隔离教育的法律战略 （NAACPs Legal Strategy Against Segregated Education）误译作“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有关隔离教育的对策”；把埃德蒙 摩根的 创造人民：人民主权论在英美的兴起（Inventing the People:The Rise of Popular Sovereignty in England and America）误译作 “塑造民众：英国和美国民权的兴起”；把伍德罗 威尔逊的 美国宪法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误译作 “美国的宪政政府 ”；把穆勒的 代议政府论 （Considration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误译作 “对政府代表的思考 ”或“代议政府的思考 ”；把詹姆斯 蔡思的总统提名会议的出现 （Emergence of the President Nominating Convention）误译作 “总统提名会议的非常时期”；把赫伯特 斯托瑞的 什么是反联邦党人赞成的 （What the Anti-Federalists Were For）误译作 “反联邦主义者的目的何在”；把瑟西利雅 肯因的著名论文 靠不住的人：反联邦党人论代议政府的本质（“Men of Little Faith:The Anti-Federalist on the Nature of Representative Goverbnment”）误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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