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

1、国学研究-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摘要】古文尚书学术界历来定为“伪书”，其中一条重要论据，说古文尚书是搜集旧籍引语而编造出来的。通过对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得出六条反证，说明古文尚书决非编自旧籍引语，而是别有来源的真古文献，因而对其学术价值应当重新认识和评价。【关键词】比较研究；真古文献；学术价值；重新认识罗织古文尚书是“伪书”的证据，一条最严重的罪名，说它是搜罗群书引文而编造出来的。元吴澄曰：“梅赜二十五篇之书出，则凡传记所引书语，诸家指为逸书者，收拾无遗比张霸伪书辽绝矣!”1(卷首目录)清李巨来称古文二十五篇是“搜集群书征引尚书原文，特以己意联属其间”2(古文尚书辨伪卷二书古文尚书冤词后)，伪造而成的。现代也有学者说：古文尚书是“自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编造了二十五篇”3,(P608，及其整理研究情况)。经笔者反复稽考查核，发现事实完全不是如此。现提出以下六条证据，予以澄清。第一，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比较，古文为正确、合理。例1：孟子滕文公下引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4按古文泰誓中作：“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

2、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5孟子引文“则取于残”，文理不通；“杀伐用张”，杀气腾腾，不合武王救天下民的宗旨。古文“取彼凶残”，显示出武王的正气，文理也通畅；“我伐用张”，显示征伐的威武，而没有杀气腾腾的感觉。两相比较，显然是古文正确、合理；而孟子则记忆不清，错引两处。例2：墨子非命上引太誓曰：“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无廖排漏。”6按此太誓文在天志中非命中均有称引，因大同小异，故这里从略。与上述墨子所引相对应，古文泰誓上作：“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5墨子引文“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两个“神”字重复，“祸”字用法不当；“吾民有命，无廖排漏”，文理不通，无法释读。古文“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文从字顺，无重复“神”字；“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可见纣恃“有民有命”，还在胡作非为。两相比较，显然是古文正确、合理；而墨子因三派学生所记，难免错漏白出，不能通读。例3：墨子非命下又引太誓曰：“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按古文泰誓中作

3、：“惟受罪浮于桀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墨子引文“为鉴不远，在彼殷王”，文理不通：武王伐纣时正是殷朝，何能说殷“不远”？殷王没有推翻，还在横行作恶，怎能“为鉴”？古文“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正指出殷纣的下场将与“彼夏王”桀一样。又，“谓人有命”亦不若“谓己有天命”之词意清楚。这里的比较，又是古文正确、合理；而墨子则记忆不清，甚至把“夏王”误成“殷王”。例4：荀子臣道篇引书曰：“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杨倞注：“书，伊训也。”7按古文伊训作：“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5此处荀子既然是引伊训之文，而伊训是伊尹训王的话，他怎么会教王“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呢？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而古文“从谏弗咈，先民时若(顺)”，正符合伊尹训王的语气和道理。两者相较，显然是古文正确、合理；而荀子则篡改书意，为其所用。例5：荀子尧问记楚庄王引“中蘬(当作仲虺)之言”曰：“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7吕氏春秋骄态亦记楚庄王引“仲虺有言”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

4、己者亡。”6按古文仲虺之诰作：“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6众所周知，仲虺是商汤的大臣，他作“诰”的目的是要汤以德怀民，永保天命，不会谈到“诸侯之德”的问题，故引文所述“诸侯”和“诸侯之德”肯定是荀子、吕氏或楚庄王捏造出来的。再说“得师者王、得友者霸”的“王霸”之论，是春秋战国间儒家的专利品，怎能按到商朝仲虺的头上？可见三者相较，又是古文正确、合理；而荀子吕览根据当时的情势篡改书意，昭然若揭。由上五条例证可见，旧籍所引书文往往错漏，篡改之处甚多；而古文则显得正确、合理。这表明古文尚书是真实的古文献，决不是旧籍引文的凑合。第二，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比较，古文为完整、全面。例1：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5按古文大禹谟记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5左传引文没头没尾，无上下联系，不知如何引起这句话；古文则论述帝德“好生”的宗旨，并及其它许多赏罚的原则。两相比较，显然古文为完整、全面，中心明确，内容丰富；而左传所引，突兀一句，难明其背景和用意。例2：

5、墨子非乐上引汤之官刑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乃言曰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殃，其家必坏丧。”6按古文伊训作：“先王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5比较上述二者，显然是古文完整全面，论列“三风十愆”，其刑也严厉、明确，当是真古文献；而墨子所引，仅列“巫风”，其刑含糊，文句不通，可能记忆不清，又不核对，故成如此。例3：墨子非命上引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非命中非命下所引略同。按古文仲虺之诰作：“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值得注意的是，墨子为了论证其“非命”(没有天命)的思想，竟然篡改书之原文，将仲虺之诰中“式商受命”一句略去(非命三篇皆然)；而“商受命”是当时一句流行语，在商朝的文告中俯拾即是。篡改书意为其立论作证，本是先秦诸子的一贯手法。墨子这条引文，略去对其立论不利的一句，幸真古文仲虺之诰

6、尚在，戳穿了墨子删节原文的伎俩。两相比较，显然是古文完整、真实；而墨子为了避免对其立论的不利，竟在引文中做手脚，删去“式商受命”一句，真是用心良苦!例4：礼记大学引太甲曰：“顾提天之明命。”5按古文太甲上作：“先王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5观大学所引，没有主语，也无目的，不知所云；古文则前有主语，后有目的，明确是伊尹开导太甲之语。两者相较，显然是古文完整，叙事清楚；而大学所引，不明上下之文，使人茫然。例5：礼记学记引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5按古文说命下作：“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5观学记所引半句，只知道人要始终念学，不知其好处和效果如何；读古文全句，才知人始终念学，其道德修养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增进成长，于是前后贯通，意思豁然开朗。这是傅说开导商王武丁的话。两者相较，学记所引，简单片面；而古文所述，意思完整，讲理明白。由以上五条例证可见，古文尚书叙事完整，说理全面，情意真切，含义深刻；而旧籍所引，有的删节，有的片面，有的错漏，有的掐头去尾。这分明是旧籍在摘引古文尚书，而非古文尚书“搜集文句编造”。第三，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比较，古文连贯流畅，自然贴切。例1：墨子兼爱下引禹誓曰

7、：“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封诸群，以征有苗。”6按古文大禹谟作：“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5观墨子所引，“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封诸群”云云，文理不通，用词不当。两者相较，显然是古文连贯流畅，自然贴切；而墨子引文，可能记忆不清，或弟子记录有差，造成如此错乱。例2：礼记缁衣引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厥度，则释。”5按古文太甲上作：“无越厥命以自覆。慎乃俭德，惟怀永图。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5观礼记所引，“自覆”和“则释”两句，前后不连贯；而古文中间有“慎乃俭德，惟怀永图”一句，此伊尹告诫太甲如何修德思谋，然后再接“若虞机张”，便流畅自然。胸有成竹，“则释”便中。两者相较，礼记引文因中间脱句而不通；古文则有告诫，有比喻，情真意切，催人猛醒。例3：礼记缁衣引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按古文说命中作：“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

8、惟其贤黩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这是傅说进谏商王的话。观礼记所引，很不通顺：“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不可理解；“事烦则乱，事神则难”，两个“事”重复，难明其意。而古文则陈述清楚，语意明白。显然，“事纯而祭祀”乃“黩于祭祀”之误；祭祀是一种礼仪，“事烦则乱”乃“礼烦则乱”之误。由此可见，礼记引文凭记忆写来，不免错乱脱漏；幸有古文尚书存在，乃得纠正。由以上三条例证可见，古文尚书大都通顺流畅，情真意切；而旧籍引文，往往错漏，词语不当。通顺流畅的古文，不可能“搜集”自错漏百出的引文，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第四，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不同之处很多，说明它们各有来历。例1：史记殷本纪引汤诰与古文汤诰完全不同，可能汤诰有许多篇，殷本纪引了甲篇，而古文保存了乙篇。例2：史记周本纪引太誓亦与古文泰誓大相径庭。可能因记者不同，太誓存在许多版本。周本纪所引与古文泰誓因版本不同，故有差异。例3：汉书律历志引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8而古文伊训作：“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8同书引武成篇亦与古文武成有许多差异。这里可能有脱简、引文错漏、版本不同等多种原因，未可一概而论。例4：左传昭公六年引书曰：“圣作则。”按此句在整部尚书中找不到，惟古文说命上作：“知之曰明哲，明哲实作则。”这是群臣对商王的谏言。左传所引与古文之所以相异，也可能有版本不同、引文记错、传抄改动等原因。按理说，如果古文尚书是“搜集”引语“伪造”的话，总要尽量保存原有文句，以使大家信以为真，避免人们“作伪”的怀疑；但现在古文尚书的情况正好相反：绝大部分与引语相异，甚至史记所引大篇古文也不去抄录，而出现了一篇与之同名而内容迥异的古文。这不能不使人得出结论：古文尚书必然别有来历，而非“搜集”引语而编成。其实，今文尚书也有与旧籍引语大相径庭甚至迥然不同的问题。国语周语上引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9查今文汤誓，根本没有此语。韦昭注：“汤誓，商书伐桀之誓也。今汤誓无此言，则散亡矣。”但吕氏春秋顺民篇记：“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清宋翔凤过庭录尚书谱因言：此知周语之汤誓，“乃因旱祷天之誓，非伐桀之誓，韦昭说非。”10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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