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俘虏军官大改造.docx

1、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俘虏军官大改造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俘获了数百万的国民党军俘虏，其中有许多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和中下级军官。仅从全面内战爆发至1948年2月，人民解放军就俘虏了国民党军一百余万人，其中军官就达3万余人。为此，我军展开了大规模的策反瓦解工作，其中对国民党军俘虏士兵的教育改造工作为人们广泛关注，因其直接造成人民解放军军力的大增，迅速弥补了战场上的兵员耗损。而对国民党军俘官，因其数量相对有限，且教育改造后虽能一定程度改变其顽固的思想，但要想直接转化为战斗力，存在较大难度，相对较少为人们所关注。但事实上，对这些俘官的教育和改造，亦是这一时期我军瓦解敌军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各野战军在俘官教育改造工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曾使蒋介石哀叹：“尤其使我痛心的”是“有许多受我耳提面命的高级将领被俘”，“而不能慷慨成仁”，许多下级官兵被俘，编入解放军来打国民党军，“而不能相机反正”，这是“有史以来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一 中共中央对被俘的国民党军军官高度重视，根据战争进程和战略需要，先后数次调整对其的处理政策，经历了从一个都不放到适时放回部分俘官做瓦解敌军工作的转变。大量俘官的放回，

2、对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斗志，促成大量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对战俘军官处理政策的调整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律不放回方针。抗战胜利后，为了削弱国民党军队，增加我军之补充，以及为了将来向国民党交换我之被俘被捕人员，1945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战俘处理办法的指示，指出：“一切精壮士兵，均加争取，补充我之部队。一切官佐，均加争取，其愿为我军服务者，令其服务。其不愿为我军服务或坚决顽强反我者，则严加看管教育，并令其生产，一律不放回。如集中看管困难，则分散交地方政府看管教育和生产。以便将来战争结束时向国民党交换我之被捕被俘人员。” 放留结合方针。全面内战开始后，我军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各地区的俘虏日渐增多，尤其是俘虏军官数量的增加，对于如何处理这些俘虏军官问题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严重问题。1946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适时作出对俘虏工作的指示，指出：“对俘虏释放与留用，应权衡厉害，灵活应用，应以积极争取为主，不应以消极放走了事。要知道蒋军兵员干部，均感缺乏，放回去蒋又重新组织队伍，再来进行内战。一般俘虏旅级以上者，进行教育，特别优待

3、，争取做宣传号召工作，基本上不释放。团营级以上者送军区教育训练，争取部分为我使用，选择其中比较进步而又愿回去者，可以给以任务，个别先行释放;除极顽固反对或有交换价值者外，一律分期释放。连排级经短期训练后，除可留用者外，给以任务即时释放。” 大批释放与选择释放相结合方针。1947年9月，中央军委在分析了“蒋军对我释放军官一般的都不敢再用”，而我放出蒋军军官后，“对我宽大政策及解放区战绩政绩的宣传作用亦很大”的情况后，制定了关于释放俘虏军官的方针，明确：“大批释放校尉两级俘虏军官，选择释放将级俘虏军官，应成为我各军区今后处理俘虏军官的方针。”指出：尉官进行短期教育（一个月至两个月），校官进行三个月教育，大批释放。将官进行半年教育后，择其好者个别释放，无用而胆怯或属于地方杂牌，亦放出若干，务使每放一人，总有某些作用，未放者继续监视教育。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各解放区开始大量释放低级俘官。仅晋冀鲁豫军区在1947年6月至8月间，即释放了解放战争开始后俘获的国民党军官4000余人。锦州战役结束后，晋察热辽军区军官教导团共收容了10585名俘官，经过短期教育后，即释放了7997名俘官。释放俘官的力度非

4、常之大。 分别处理的方针。从俘官中选取优秀人才为我所用，对提高军队作战能力，弥补军事人才缺乏，具有重要的意义。早在1947年9月，中央军委就曾指示：俘虏军官中特种人员（如炮兵、工兵、空军等）及技术人员（如无线电台、军医、兽医等）的选用，要予以重视，经教育审查后，经自愿原则，可放我教育机关，在工作中继续教育考查。1949年春，鉴于全国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中央军委对俘虏军官使用作出进一步明确，规定：军事上有较高学识或确有专门的军事技术者，尽量争取留在人民解放军中;能力较差者，可先送学校学习，然后视情况安排工作;反动的和腐化的军官，应由人民政府发动社会群众加以监视，加以强迫改造和强迫就业。二 俘虏的教育改造是争取俘虏重要工作。解除敌军的武装，俘虏敌军的官兵，固然是很大的胜利，而教育战俘提高觉悟，改变思想与立场，由敌人变为朋友与战友，由被迫为俘到主动合作，并肩作战，以解除更多敌人的武装，则是更大更彻底的胜利。因此，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积极摸索和探寻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育改造俘虏军官的办法和措施，取得了显著成绩。 隔离被俘官兵，对中高级俘官与低级俘官区别处理。被俘的国民党军军官，长期受国民政府的“正

5、统”教育，思想顽固，坚持立场，虽经教育改造，有所转变，但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其立场为我所用。而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多出身贫苦，经短期教育后，较易转变思想，能迅速调转枪头参加人民解放军。因此，必须将被俘的军官与士兵分开进行教育和改造。国民党军中高级俘官较之低级俘官存在着更难教育改造问题，也必须将他们区别开来，分别教育改造。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明确规定：战场俘获俘虏之后，须立即将军官与士兵隔离，分别转送有关收容机关临时收容之。一般士兵俘虏，由旅政治部组织收容机关收容之。尉级军官由纵队政治部组织收容机关收容之。少校以上军官，则送大军区野战政治部收容之。各军区部队作战时，士兵由军分区或独立旅收容，尉级以上军官，则由各军区政治部组织收容机关收容。 设立解放军官教导团，展开对俘官的教育改造。设立解放军官教导团是我军对战俘军官教育改造的一大创造。1948年2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处俘机关的组织各地名目不一，今后统称：解放军官教导团，冠以各战略区名号。俘虏人数多时，可设分团。教导团设团长、政委制。处俘机关均隶属敌工部。”各野战军（军区）纷纷设立解放军官教导团，用以收容、审查、教育、改造国民党军俘虏军官。中

6、原军区先后成立了4个教导团收容俘虏军官，分别是：太行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团，负责收容将校级俘官;太岳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团，负责收容四纵与太岳军区部队所俘军官;冀鲁豫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团和冀南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团，负责收容刘邓所率野战军在该地区作战所俘的军官。东北军区成立了哈尔滨解放军管教导团，开展对国民党军中、高级军官的管理、改造工作。后来，根据俘虏军官人数的猛增，该教导团还专设了一个高级组，专门集中管理军、师级战俘。 全方位审查，清理混杂的俘虏官兵。对俘虏军官的审查工作非常重要。中原军区在审查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时，发现兵报官、大官报小官、特务长多的奇怪现象。如在山东东港俘获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八军的一批军官中，特务长占了70%。华东军区在对整编第74师的俘虏进行审查的过程中，发现俘虏们在进行登记的时候，出现“三少四多”的情况，即国民党军政工人员、谍报人员、部队主官少，书记、文书多，军需、司务长多。过去从士兵中审查军官，现在是从军官中审查士兵，从小官中审查大官。因此，对俘虏军官必须进行审查，弄清其过去历史、政治面目、社会关系。 为了做好军官的审查工作，人民解放军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一套

7、行之有效的审查方法。首先，将审查登记重点应放在清查军官上面，审查军官可采取动员其坦白，从动作表现中寻找形迹可疑者，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按级追查，按编制追查和从花名册、统计表中对证等方法。第二，采取群众性审查与领导机关审查相结合;日常审查与重点审查相结合;使用积极分子审查与内线相结合;建立健全审查制度，做到分工明确，经常联系，定期考核，定期坚定，统一表格，建立档案。第三，通过掌握一部分材料，如战场缴获之名册、文件、本人日记、军人手牒等，并利用积极分子或其他办法，暴露其隐蔽目的，经过教育促其自动坦白。 对国民党军俘虏军官的教育改造，虽不如前线战场惨烈，但也是一场不易打胜的政治战役，如何将这些立场坚定的俘官，真正实现灵魂上的裂变，从根本上改变立场，是一场攻坚战役。为确保俘官教育改造工作的成功进行，人民解放军各部队采取了多种方式，寻求各种突破口，不放弃一切机会，取得了俘官教育的突出成绩。 对高级俘官采取特殊方式，给予特殊教育。高级战俘与中下级俘官有很大不同，他们跟随蒋介石多年，多是蒋的亲信，熟悉国民党的政治、军事组织情况，亲自参与战争决策，了解很多机密情况，指望他们在短期内改变立场，几乎不可能。

8、对这些特殊的战俘必须采取特殊政策和相对宽松的管理。对他们的教育，主要是提供进步报刊、书籍令其自行阅读;令其撰写自传，进行专门反省;着重进行前途命运、战争责任、两种军队不同等方面的教育;在生活方面尽量给予优待，尽管当时我军物质条件很差，他们的伙食仍按我军师级干部待遇吃小灶。 各野战军首长高度重视，经常接见和看望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与其座谈、作报告，教育和感化其转变思想，争取为我所用。刘伯承和陈毅等第二野首长就曾多次接见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对其进行教育争取工作。陈毅同志不仅接见招待马励武、周毓英等高级将领，平等相待，晓之以理，还多次给大批校以上俘虏军官作长篇报告，有理有据，气吞河山，讲得他们心悦诚服。刘伯承接见并设宴款待被俘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师中将师长陈颐鼎，对其做争取工作。襄樊战役结束后，刘伯承、陈毅先后五次单独接见了被俘的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郭勋祺，像老朋友一样畅谈解放战争形势，郭倾诉了川军受国民党军正规军排挤的苦衷和归向人民的意愿。刘、陈劝其从现在做起，为人民立新功，郭深为感激并倍受鼓舞。 以俘管俘，摒弃单纯看管单纯优待的消极做法。被送到解放军官教导团的俘虏军官，刚来

9、时思想非常顽固，气焰也很嚣张，对我军极不服气，认为凭装备，论训练，打“正规”仗，解放军远不如他们，之所以被俘“完全是上级指挥错误，自己走了背子，才被土八路捉住”，是偶然性的失败。他们利用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不服管教，经常装病不参加学习，暗地里喝酒、赌钱，还利用看病的机会，对医务人员和普通工作人员进行反对宣传，影响极为恶劣。解放军官教导团曾采取严格管理，限制行动，发现反动行为即关禁闭等办法，控制俘官与外界的联络。这一举措遭到俘官的极大抵触，他们纷纷抗议教导团是监狱、集中营，高呼“空气、阳光不是我们的”等口号。 为打破僵局，改进管理工作，中共中央曾提出：“组织问题，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在俘虏中挑选较好者任小组长及分队长，要他们自愿的定出纪律，充分发扬民主，自由的讨论问题，我们仅处于旁听指导地位，有较坏者，我们只做说服解释工作，让他们自己去批评斗争，在教育上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以俘管俘实行后，俘虏军官的对立情绪逐渐消除，“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如自动提出愿与八路军同等待遇，不要优待，要吃苦，坏分子也不敢公然活动了。” 开展控诉运动，撕开改造低级俘官的突破口。很多国民党军官被俘后仍企图回去，继续为独裁者服务，因而不愿也不敢大胆揭露蒋管区的黑暗和罪恶。他们普遍认为：“蒋管区一切都是好的”，“蒋管区法律是好的，只是没实行好”，“上边是好的，下边不好”，对中共、八路军都不相信。在俘虏士兵中开展诉苦运动，在国民党军低级俘官中开展控诉运动，是人民解放军在教育改造俘虏工作中摸索出一条有效途径。一个国民党军准尉特务长曾控诉自己在外面抗战，而家中由于地主保长压迫而倾家荡产，哥哥被暗算，嫂嫂被迫改嫁，母亲沿门讨乞，而自己返家一无所有时，泣不成声，全场深受感动，同声流泪的达四十余人。最后他反问全体俘虏：“外面抗战为了谁？谁使我们家破人亡呢？难道为国家流血流汗抗战八年的军人就该落得如此结果吗？我们现在还当兵为了谁呀？”一部分人本身虽未受过痛苦，但当他们听到同等出身的人诉苦，也极容易启发其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心，而且也毫无例外地对蒋管区的社会都存有不满。经过控诉运动，俘官们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基本推翻了其正统观念，否定了四大家族及其社会制度，同时奠定了他们不再替国民党去做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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