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文学评论界的三驾马车.doc

陕西文学评论界的三驾马车陕西文学评论界的三驾马车 在陕西评论界，不管你认可不认可，他们三个总在那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凡是有他们三个出现的会议、活动，层次和品位一下子就提高了近些年，尽管因为精力等原因，在陕西许多评论会上，肖云儒的身影出现得不是很多，正如长期担任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不得不频繁出现在各种评论会场合的畅广元先生所言：“我和李星就像柿子树枝头挂的仅存的两颗柿子，往后就看你们年轻人了”，[3]但是我们发现，陕西的作家还是那么看重萧云儒的意见陕西的作家和学者如果能得到畅广元等先生只 字片语的鼓励，就会不由自主地激动和兴奋；陕西的评论家如果能得到李星等的肯定，就自然进入了陕西评坛或者文坛有人称他们是“三把**”，更有人敬称他们是“三尊活雕塑”畅广元、李星、萧云儒，分别作为当下学院派、专业批评、新媒介批评的代表[4]，已经成为陕西文艺批评界至今依然活跃的三张硬铮铮的文化名片和最后的守门人，影响着陕西文学的方向，引领着陕西的评坛，至今依然是陕西文坛公认的三帧不老的文学风景 一、文化·人格：畅广元“学院派”批评关键词 畅广元先生这个因“敢于表达自己，而具有独立见解、独立思想”的被文坛称之为“陕西文学的良心和思想库”的有深度的文艺评论家[5]，是陕西文学文化批评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其实，根据学术影响，有“全国贾平凹研究第一人”之誉的西北大学费秉勋教授等也是相当当量级评论家，可惜70岁后，费先生等逐渐自我淡出文坛）。

他主编的《文学文化学》等教材至今仍有其无法忽视的学术拓荒作用近些年他在《文学评论》等发表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危机与文学的价值取向》《再定义自己——全球化时代对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要求》等近百篇论文除了《文学文化学》之外，他的《陈忠实论——从文化的角度考察》也是其学术压卷之作总览其研究指向，如果要用相应关键词进行概括的话，我觉得应该一是“文化”，二是“人格”批评家必须彰显自己的批评人格、文化品格这个思想在畅先生的评论活动中，是一以贯之的 畅广元自己说过：“我的活动主要不在文坛，但对文学的状态很关注，也时有参与”[6]但我们已经发现，无心的介入已经让先生全身心地融入了陕西文学研究之中，而且俨然成为陕西学院派的评论领袖之一作为陕西文学文化学批评转向理论奠基和文学批评实践的先驱，先生的学术领地一直集中在“文化”这个场域，甚至向文学的泛文化批评进军，切实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多学科融渗的文学文化评论体系ldquo;自1979年至今，畅广元较为系统地深入文艺心理学研究……他撰写的《诗创作心理学： 司空图<诗品>臆解》专著还试图用现代心理学的知识来臆解我国古代著名文论家司空图《诗品》中的文艺心理轨迹，从而开创了研究整理我国古典文艺心理学优良传统的先河”。

[7]其后他的在陕西文学界引起相当影响的《神秘黑箱的窥视--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邹志安、李天芳创作心理研究》[8]编著独领风骚，引发了陕西文学心理学批评的热潮特别在研究生中间，掀起了人人热读荣格《心理学入门》等的现象，至今久热不衰 如果说早期的心理学与文学结合批评还是尝试的话，后期畅广元进行了全面的文学文化批评的探索其在陕西各个大学固定的学术讲座内容之一就是“意义的危机与文化的应对”2000年，他和李西建主编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文化学》出版，[9]系统梳理了自己对文学文化学批评转向的认识正如李星所说：“畅广元和他的同事李西建教授的《文学文化学》‘强调当代文学理论形态体系的建设应具有突出的文化观念和人文视点，提供文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并坚持从整体的文化视点和视野出发，建立和逐步完善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理论形态’rdquo;[10]该书作为研究生使用教材，对陕西学院派批评理论建构影响深远 如果用一个词语形容畅广元的批评姿态，我以为应是“眺望”不满足于既有理论，以陕西文学为蓝本，进行深度实验，积极地全方位地探索中国特色的理论批评路径。

他主要运用西方（主要是原苏联）行之有效的理念、方法论检验中国文学，尤其是陕西文学，最终目的是希望建构有一定竞争力和活力的民族特色的话语批评理论体系但他一直把自己的理论话语之根深深扎在陕西本土文学审美体验的沃土之中学界已经发现，第一、二代西方汉学家对我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帮助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立了一种整体意识和良性发展的可能但是，第三代汉学家想重振早期汉学家的影响，感觉明显地缺乏经验和实力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畅广元先生所供职的陕西师范大学，不断在文学批评方法论领域开拓，一直引领着陕西甚至全国文学批评方法论研究的走向，《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晚年孙犁研究——美学与心理学的阐释》、《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执着与背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等著作的出现，不仅保持并巩固了陕西师范大学在全国的学科学术研究地位，而且直接营养了陕西学院派批评家畅广元先生出版的《陈忠实论——从文化的视点考察》[11]，可以视做当然的文学文化学批评转向实践的典范之作作为陕西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畅广元先生摒弃“匍匐式”学院派研究理念，在自己开创的文化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至今，他和他们依然奔走在建构中国特色理论批评话语体系的路上 “人格”是畅广元先生文学批评的第二个关键词针对当下学风浮躁、非文学因素对文学的负面影响，畅先生一再提醒陕西的评论家要有人格和骨格，不能猥琐自己的批评品格，一直要求自己的学生要从“他者”的文化语境中“剥离”并找到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文艺学的人文视角》[12]、《告别“附属” 走向自主、自觉——改革开放30年文学社会的精神维新》、《为“我”定位──初读〈歇马山庄〉的一点想法》等论著之中他指出：作家或艺术家首先要有独立的人格，即不攀附、不媚俗、不唯上，自始至终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表现自己的思想，袒露自己的真容人格是学养，更是一种崇高博大的文化，二者互为作用，互相关联畅广元在陕西率先使用了“批评的学术人格”概念他指出：“评论家有自己的学术人格，或者有他的评论人格，现在我们常常由于受某种非文学力量的支配，使我们的价值观念常常在面对文学作品的时候，缺乏一个中立的态度”、“批评家必须具有批评的学术人格，批评家的学术人格的根本内涵是学人面对现实、面对真理时所表现出的自律品格”。

[13]面对新的批评语境的挑战，畅广元敏锐地感到：知识分子必须重新定义自己，“再定义自己，是全球化时代对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要求面对全球化时代所呈现出的不平等、不公正的事实，人文知识分子理应把全球化理论转换成一种批评新论，并在批判中再定义自己的价值取向……再定义自己，需要人文知识分子以一种大视野、高文化和担道义的精神来支撑”[14]他再三呼告，“文学人必须有真正的主体精神”、“文学人告别‘附属’，走向自主、自觉，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文学社会的精神维新”[15]可以说，在“人”“人格”研究范畴，畅广元用了较大心力，为构建现代批评家的学术批评人格苦心孤诣，不断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颇富开拓意义的进展 毋庸讳言，常年教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畅广元先生是激情敏感的但其批评态度相当严格一个观点的提出，会影响文坛很长时间，比如关于陕西作家与农民相关乡土写作、民生题材写作，他总结的“精神进程反应论”成为分析这些题材作品的不二法门。

几乎每一个重大的文学事件，他都能及时跟进发言，而且还能根据时代变化、认识嬗变进行微调，态度明确得近乎苛刻，立场鲜明，绝不拖泥带水被批评者往往当面难堪，骨子里却都很佩服其深厚的学养、高尚的人品、精警的判断比如《雪祭》作者曾这样写自己遭遇到畅广元先生批评的尴尬： 畅先生年过花甲，铁面无情，包公脾气头次见面，他就亮开嗓门，唱起了“反调”，其实是讲了真话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甚至于政治生活中，也是太缺少这样的声音听好话、表扬的话是耳顺、舒服，就像吃岐山哨子面一样，顺溜可口，吃了还想吃，总觉不够可否定的话，批评的话是逆耳，听了不舒服，就像喝汤药一样，苦不堪言，一口都不愿下咽，总是叫你难受但仔细想想，正是这种声音的出现，才增加了研讨的学术气氛，对作者，对文学都是有益[16] 无论是小说的作者还是学者必须构建自我的批评话语体系，不能猥琐（批评）人格，是他对自己和学生们的一贯要求在他的影响下，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美学专家李西建、现当代权威专家李继凯、文学传播学专家李震等脱颖而出而与陕西师大颇有渊源的西北大学文学院前院长、现西北大学副校长李浩、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段建军、西北大学教授周燕芬等都已经成为陕西评坛中坚力量。

他们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韩鲁华、西安工业大学冯希哲、西安音乐学院仵埂、宝鸡文理学院文学院前院长赵德利、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冯肖华等一道，大多数以承担相关文学研究国家项目为标志，成为陕西后笔耕组时代主力军这些人和畅广元一样，各自在方法论方面开拓了自己独特的批评领域，在陕西评论界也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群落 二 思想·个性：李星专业批评关键词 有人已经发现一个现象，陕西三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对李星都很敬重这是其他评论家无法达到的比如路遥临终前，将为自己的小说《人生》（英文版）写序的任务交给了李星路遥《懂生活的评论家》一文中这样写李星： 这个人无论对重大问题还是对一般的艺术观点，都力求认真钻研以至透彻理解，而不是那种号称博览群书其实常常一知半解，最终只能用‘模糊语言’写评论的评论‘家’李星的文章条理清晰，论断力求准确，且也不乏惊人之见；一旦灵性突发，甚至诗情如潮而涌，字里行间时有电光石火飞溅[17] 陈忠实在《一个人的声音》一文中回忆起李星影响自己创作的两句话：一句是在《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李星对自己说：你今年再把长篇小说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这句充满友情和坦诚的话语，终于促成了《白鹿原》的问世；另一句是《白鹿原》写出后李星感叹：“哎呀！咋叫咱把事弄成了！”[18]陈忠实说，就是这两句不是评论语言的话，让他认识了率直、热情，和陕西作家、陕西文学同呼吸共命运的李星。

陈忠实还认为李星是继胡采之后陕西文坛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充满感情地说：“就我耳闻，作协院内的几位专业作家，每有自己看重的某个作品出手，先在私下里要听听李星的评说；谁在艺术上探索一种新的尝试，也要听李星的看法”ldquo;新时期开始形成的陕西青年作家群的几乎所有作家，都受到李星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