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馆研究.docx

唐代史馆研究1唐初史馆特点唐初史馆与以前的史馆相比有较大的不同前面提到过，东汉兰台、东观是中国古代史馆建置的滥觞，但当时兰台、东观主要还是中央文献档案馆，非专门修史机构；撰修国史人员如班固、刘珍、边韶、马日磾等多是他官，临时兼掌史事，事成之后即解散史馆是北齐统治者在北魏修史局的基础上设置的，其组织与编制相对固定，主要由监修大臣、著作部、著作佐郎、校书郎等组成史官的品级、俸禄比较低，如著作郎（从第五品）岁禄一百二十匹（三十匹为一秩），校书郎（九品）岁禄二十八匹（七匹为一秩）所以，有些史官不得不接受贿赂以求温饱他们多无视史实，任情褒贬，以至于《魏书》刚修好就被“群起而攻”，称之为“秽史”唐初史馆情形就大不一样太宗将史馆移至“禁中”，在政治权力中心整理古籍，修前代史和当代史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史馆中，除史官外，还配备修史辅助人员在史料收集方面，制定《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报送方法、时限，诸部门不得拖延，有关条款近20项［4］（P1089～1090）史馆环境优美，“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1］（P318）参与修史的史官多为国家重臣，如房玄龄、令孤德棻、魏征、褚遂良、长孙无忌等，这显然提高了史学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地位。

尤其是唐太宗亲自参与《晋书》的修撰，这在“二十四史”修撰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唐初史官享有很高的物质待遇，一部书成，朝廷另有优厚的物质赏赐，还加官晋爵如魏征受诏总加撰定“五代史”，书成之日，除“赐物二千段”外，还“加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9］（P2550）唐政府不仅对修史官奖赏晋爵，其后人也常受惠如太宗、高宗《实录》百卷“添成”，“是日，封敬宗子选为新城县男，德棻子进为彭阳县公”［4］（P1093）唐初统治者大力抬高史馆地位，尽力为史馆的工作提供便利，因而史馆工作效率较高2唐初史馆成就唐初史馆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修前代史和修当代史两个方面修前朝史中国自汉代始有为前朝修史的惯例，历朝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历史记述的连续性唐高祖采纳令孤德棻的提议，于武德五年（622）下诏修六代史，并要求史官“务加评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不隐”［6］（P6657）贞观三年（629），太宗复诏令姚思廉修梁、陈二史，李百药修北齐史，令孤德棻修周史，魏征修隋史，房玄龄为总监修贞观十年（636），“五代史”修成贞观十五年（641）又诏令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令孤德棻等修《五代史志》，至高宗显庆元年（656）成书，后人附于《隋书》后，又称《隋志》。

太宗于贞观二十年（646）下诏大开史馆，“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奖”［1］（P320～321）贞观二十二年（648）书成参与修书者达21人，由于组织得法，所以成书速度是唐初所修八部正史中最快的，是唐初官修前朝“正史”的代表作修当代史从高祖到高宗，唐史馆修当代史情况如下：“自武德以后，有邓世隆、顾胤、李延寿、李仁实前后修撰国史，为当时所称［1］（P320）唐承旧制，置起居郎、起居舍人，“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1］新君即位，例命史官据一代起居注、时政记等；修前皇帝实录，成为定制贞观初，姚思廉撰国史（纪传体）30卷；高宗显庆元年（656），长孙无忌、于志宁、令孤德棻等补为50卷；龙朔年间，许敬宗增补为100卷《高祖实录》20卷，房玄龄等撰，“与许敬宗、敬播同修，止武德九年，贞观十七年书成”［2］（P512）《太宗实录》40卷，许敬宗等撰，“起即位尽贞观二十年初，贞观十七年，房玄龄、许敬宗、敬播撰《今上实录》，止十四年，成二十卷永徽五年，无忌与史官续十五年，后尽昭陵事今四十卷，其后敬宗改定”［10］（P513）。

《高宗实录》30卷，刘知几等撰，“初，令孤德棻、许敬宗等撰录，止显庆三年，成二十卷上之后刘知几与吴兢续成”［11］（P513）关于唐初修撰的实录、国史，笔者认为基本可信中国古代修史逐步形成了“君举必书”、“人君不观史”等观念贞观九年（635）十月，太宗欲观“起居注”，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阻止，陈述“人君不观史”的理由［4］（P1102）贞观十三年（639），太宗问褚遂良（褚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人君可否观见“起居注”，“书何等事？”贞观十四年（640），太宗问房玄龄：“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房玄龄说：“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12］（P262）后来，房玄龄等删略国史，修撰高祖、太宗实录“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就对房玄龄等说：“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时为待中的魏征获悉此事，上奏言说：“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3］（P262）太宗虽然有表政绩，“勤行三事，望尔史官不书吾恶”之事［4］（P1103），但并不能以此说他干预修史，而只能视为太宗想留善行、美名于青史的一种愿望唐初史臣多梗直、公正，于应对太宗言辞可见一斑。

故唐初实录、国史确为“直书其事”高宗时，许敬宗“掌知国史，记事阿曲，虚美隐恶”［1］，从此“实录不实”的现象才日趋严重3对后世影响及总评唐初正式确立史馆修史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唐、晚唐史馆主要修撰实录、国史等五代、守、元、明、清基本上相继因袭之，且组织更为完备五代时期，经后梁、后唐史馆努力搜集史料，到后晋时修成《旧唐书》宋代，史馆规模更为扩大，史馆除召集人员修《五代史》和《新唐书》外，还分设国史院、实录院、日历所等，编纂实录和国史元朝以翰林院兼国史院职掌史馆的全部修史任务明清史馆制度有所变更明代，史馆隶属翰林院，以翰林院的编修、修撰、检讨为史官，但不以史为专职遇有史书编撰，一律仰承‘圣裁’，而且由宠臣权贵监修，史官不可能充分发挥个人的史学才智［13］（P299）清朝翰林院职掌与明朝大致一样，组织更加扩大，设有国史馆、实录馆为修史基地，又特设明史馆修《明史》唐初史馆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史官、史馆制度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加强的结果史馆藉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大规模荟萃修史人才，集体修史，形成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官修史书高潮从贞观三年（629）到显庆四年（659），30年间修成八部纪传体正史，占“二十四史”的1／3。

其成书速度之快，数量之多，可谓空前绝后若无完备的史馆修史制度，是根本不可能有这番成就的唐初设馆修史，垄断了“正史”和国史的修撰，从此，每个新生王朝，都效法唐代，为前朝修史这样就保证了历朝“正史”编纂的连续性，客观上起到了保存古文献，推动史学发展的作用但史馆又是唐初统治者控制史学的一个机构史馆修史，宰相监修，太宗时尚可，自高宗后，遇事诸多牵扯，史馆人员芜杂而又不称职者多史馆监修大臣太多，所用非其人，“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5］（P591）总之，唐初设馆修史，虽有不足，但成绩斐然，影响深远史馆存在千余年，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参考文献】［1］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范晔.后汉书班彪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3］玄宗.宋本大唐典（卷9）［M］.中华书局，1991.［4］王溥.唐会要史馆上（卷63）［M］.商务印书馆.［5］刘知几.史通忤时［M］.［6］王钦若.册府无鬼［M］.北京：中华书局，1960.［7］刘知几.史通曲笔［M］.［8］魏征.隋书文帝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3.［9］刘昫.旧唐书魏征传［M］.［10］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1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李延寿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12］吴兢.贞观政要［M］.湖南：岳麓书社，1991.［13］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M］.湖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