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证实践框架下对高考改革的思考.docx

循证实践框架下对高考改革的思考 （三）服务对象的主动参与高中生在参与高考方面都是被动完成在循证实践框架里，学生作为服务对象，不应该是被动接受高考改革的政策，而应该积极地参与到其中适龄的学生有权利参与高考改革的决策，他们应该在进入高中阶段学习时了解此次高考改革的目的是什么，目标是纠正以往高考中的哪些不足，高中阶段的教育是如何贯彻改革意图的，升入高等教育后将在学业上有哪些进一步的要求，如何与大学教学衔接，怎样选择大学和相关的专业（组），怎样在大学的学习中更好地体现自己的特长、兴趣爱好当这些学生进入高校后，可以结合自己的经历，总结高考改革的政策哪些是有助于自身成长的，哪些政策自己无法很好地适应，哪些当时公布的改革目标还没有实现，还有哪些缺陷，进入大学学习以后通过大学的学习可以反思哪些是在高中阶段学习中有欠缺的，哪些能力是自己在高中阶段没有积累好的，并将这些体会系统地反馈给实践者和研究者，协助其进一步修正高考改革的政策作为服务对象的考生是整个高考改革体系的最末端，只有他们的主动参与，并对信息进行相互交换和反馈，高考改革才能像个完整的有机体一样完成良性“微循环”如果说在医学上微循环的功能正常与否是人体健康状态的重要标志，那么，服务对象的主动参与情况就是高考改革是否成功的主要指标。

在高考改革传统体系下，管理者和研究者处于优势地位，实践者和服务对象往往处于受支配地位而在循证实践框架下，实践者、服务对象可以对研究者的证据进行反馈，也可以参与研究甚至成为研究者这样，循证实践框架就能科学、理性地平衡了四方的关系四）管理者的协调管理者可以通过财政拨款、课题申报、论文著作的发表资助、组织专家对某个问题二次研究甚至相关问题的数学建模大赛等方式引导研究者优先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管理者可以要求研究者制定、评价证据，对证据进行科学分级并及时将成果分享给实践者；同时，可以构建循证实践平台，给研究者的证据搜集、评价、传播、实践、反馈提供便利管理者制定指南、标准或手册，实践者在其协调下进行操作，具体步骤依次为提出具体问题，捜集证据，按照研究者对证据的评价和分级，结合最佳证据制定方案并进行实施，评估、总结与反馈杨文登将此过程总结为五个A，即：“提问（Ask）、获取证据（Access）、批判评价（Appraisal）、应用（Apply）、评估（Assess）”[10]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教育类文献给大家的印象，还是本文前面的部分统计显示，关于教育的研究一直以来采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申请的基金也是以教育科学基金、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和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为主。

近期，教育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达成共识，将“在自然科学基金委专门开辟支持教育研究的渠道”，“意在推动以自然科学范式和手段，特别是让传统教育科学与信息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相交叉，研究教育基本理论，从而推动有关教育的科学发展”[11]这标志着教育主管部门已启动了“教育学”科学化的进程，旨在推动科教融合高考改革作为教育研究的一部分，管理者也应迎头赶上，推动高考改革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协调同步，加强高考改革的科学化发展，为高考改革创新发展提供科学支撑四、循证实践运用于高考改革的建议循证实践已经应用于多个社会科学领域1996年，剑桥大学教授戴维•哈格里夫斯（David Hargreaves）首次提出了循证教育的说法，标志着循证实践进入教育领域然而，循证实践经过多年的发展仅仅涉及教育学里的课程与教学方面，并没有向教育学的其他分支扩展，其影响没有波及高考改革这一重要工作如何在循证实践框架下进行高考改革工作，从高考改革的特点和循证实践的框架性质出发，应该注意如下几个方面一）定位高考改革的本源问题前面的论证解释了“为什么”要将循证实践应用于高考改革，在讨论“怎么做”之前，必须搞清楚高考改革“不是什么”以及“是什么”的问题。

高考最根本的职能应该是为高等院校遴选人才，即教育功能由于其教育功能的延伸，高考还发挥了文化、科技、政治、经济、生态等社会功能，这是高考的“次级功能”既然高考本源性的“初级功能”是教育，那么高考改革就应该围绕其教育功能展开然而，“高考的社会功能常常凌驾于教育功能之上，由此带来诸多问题，并使高考改革举步维艰”，“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高考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被无限放大，成为一切高考改革的出发点与评判改革成败的准绳”[12]，使得高考改革陷入困境在考虑高考改革时，我们应该“不忘初心”，明确哪些问题是高考的教育功能可以解决的、应该解决的，哪些是社会问题造成的比如由于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社会资源分配不合理、户籍制度、高校主管部门和财政来源的差异、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各省间录取率差异、异地高考等问题，就应正本清源，追溯问题的本质，而不是指望高考改革解决一揽子问题再比如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问题，究其本质是社会竞争压力使得教育异化为争夺社会资源的工具，而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客观存在无法改变，高考在社会压力和教育压力之间的传导作用，完全是由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而造成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能因为在高考中暴露就要由高考改革来解决。

既然教育功能是高考的初级功能，高考改革应该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要求，对照当前高考制度与国家对于教育的路线、方针、目标还有哪些差距，准备实施的改革是否与国家对于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相一致，是否为教育改革服务，已经实施的改革经过多年的运行是否达到当年制定的目标等等，这些都是高考改革急需研究和改进的问题只有回归高考的本源，尊重教育的规律，高考改革才能够科学有序的进行二）构建循证实践平台“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已建立了以牛津大学Corchrane协作网和Campbell合作网为支持的科研智库系统”[13]，可以实现证据的搜集、系统评价、证据的传播、实践、反馈等流程，形成了社会科学研究标准化、数据化的态势而我国循证实践研究刚刚起步，“2010年由华西医院中国循证医学中心建立的中国循证实践与政策实验平台（Chinese Clearinghouse for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nd Policy）是我国第一个类似的证据实验平台”[13]但是它仅收集医药卫生领域的证据，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没有形成循证实践的文化氛围，缺乏基于循证实践的平台。

我国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人文精神，虽然有助于克服科学的负面作用，却不利于科学素养的培养[14]我国多年以来高考文理分科也许就是自然科学与儒家思想矛盾的体现，这也进一步造成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对独立甚至对立的局面近年来推进高考改革不分文理的政策，就是希望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中能够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加强学科交叉，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者能够更多地掌握和应用科学的方法，有自然科学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能够参与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去作为高考改革的管理者、高考政策制定的参与者，教育主管部门应主动担负起循证实践平台高考改革部分的构建责任目前，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已经陆续建立起本省的高考大数据平台，教育主管部门应在汇总各省数据的基础上，增加对中学在校生、大学在校生的数据采集，并导入国内外数据库对于高考方面的文献资料同时，应组织研究者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证据的中国标准目前，国际上对高考的证据研究还未形成体系，我们应抓住机会，迎头赶上，争取实现“弯道超车”三）高等院校招生机构应加强学术性和专业化建设作为高等教育的实施主体，高等院校必须责无旁贷地参与高考改革中去循证医学的成功离不开医疗机构的努力，循证实践框架下的高考改革同样离不开高等院校招生机构的研究和推动。

循证实践的构架给高校招生办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挑战一般来说，高校招生机构的工作分为考试和录取两个部分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统一高考的实施，使得高校无需对选拔人才做过多的工作，仅仅在保送生、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录取、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艺术团、体育艺术类专业等特殊类型考试上按照规定和高校自身对人才的需求导向做一些选拔高考录取过程中，由于需要省级招生主管机构负责考生的志愿填报和电子档案的整理及发送，高校招生的自主权十分有限，录取工作往往成为了例行公事长此以往，高校招生办最主要的任务仅仅是招生宣传、录取和部分特殊类型考试，而这些工作技术含量并不高，无法体现学术和专业能力，造成的结果是，“无论是工作范围还是工作性质，无论是工作内容还是工作结果，和美国顶尖大学相比，中国大学招生机构在各个层面上都存在巨大的差距”[15]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什么，高校的定位和特色是什么，各个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什么，如何根据高校的定位和各专业的培养目标选拔学生，如何在录取过程中助力“宽口径，厚基础，重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才应该是高校招生办工作的重点相比国外高校的招生机构所做的大量研究和探索，我国高校招生机构一方面由于自主权不够而无法从根源上获取这方面的数据。

另一方面，统一招考也使得很多招生机构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高校予以重视高考改革中高校必须有自己独立思考的意识和作为，必须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不是“声轻势微”，毕竟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体，高考本质上是为了高校选拔人才而服务的其次，迫切需要高校招生机构加强在教育学、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以及教育评价与测量方向上的学习和研究，招生人员应接收系统化的专业培训以保证人员的专业性高校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主体，“如果高校不能发挥主导作用，高考改革就难以取得真正的突破”[16]高校招生机构应责无旁贷地挑起高考改革中的大梁高校招生机构加强学术性和专业化建设，有利于解决高考改革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有利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是高考改革研究繁荣的需要，也有利于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师范类高校，因为其学科齐全，与教育、管理相关的学科实力雄厚，招生类别众多甚至齐全，与基础教育沟通较为便利，同时也肩负着向中学传递高考改革研究动向的职责，其招生办如果能够走在高考改革的前沿，将更加有利于改革的实施五、结语循证实践的应用，需要一定的物质保障、制度保障，还需要营造合适的文化氛围刘海峰教授曾经谈到，当今人们对于高考这么一项影响重大、万众瞩目的重要制度的看法见仁见智，总体而言是“三多三少”，即新闻报道多，理论研究少；一般议论多，深入分析少；零星探讨多，系统研究相对较少。

而在对高考改革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中，也体现出推理多，数据少；论证多，统计少；主观多，客观少的“三多三少”[6]要改变这样的现实，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需要研究者、实践者、服务对象、管理者乃至整个社会转变观念和思维方式，逐渐形成循证的氛围高考改革研究被定性研究主导而陷入上升瓶颈中，政策的制定急需科学、客观的证据，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入循证实践的方法十分必要循证实践一方面协调各方的矛盾，另一方面可以为定性研究提供数据分析、统计，从而为决策提供证据、寻找解决方法这并不是对定性研究的否定，而是一个必要的补充，提供另一个解决方案，开辟了科学化研究的道路，有助于在质性研究方面更上一层楼在高考改革科学化的进程中需要防范一个极端，避免因为过度依赖科学而泛科学化，不能机械不加思考地执行实践标准或指南、将科学凌驾于价值之上、以科学压制创新创意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同样重要，两者的融合是推动人类发展的动力，也是高考改革中必不可少的两个重要方面参考文献[1]D L Sackett，W M C Rosenberg，J M Gary，et al. Evidence Based Medicine：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n’t[J].British Medical Journal，1996（312）：71-72.[2]L Trinder and S r Reynol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