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所面对的文化传统与外来挑战.docx

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所面对的文化传统与外来挑战　　要想建构一种既适应时代要求、又具有自身特色的当代中国哲学，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梳理清楚自身固有的思想传统和外来文化的现实挑战在当今时代，我们自身固有的思想传统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种：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种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二是马克思主义，而我们必须面对的外来文化挑战主要是指西方后现代文化和宗教信仰对于中国思想界的深刻影响在这些传统思想与外来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当今中国在思想方面呈现出极其复杂的面貌，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只有在厘清自身传统和外来挑战所造成的各种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建构‘生义”创建具有民族气派的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　　　　虽然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文化，本不属于中国文化自身固有的思想传统，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就被树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且落实到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己经取代了传统的儒家思想而成为每一个接受教育的当代中国人都必须掌握的基础性的知识系统和实践指南这种主导化和普及化的做法，曾经在中国产生了非常显著的思想统一效果，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深深地融入中国人的观念体系之中。

但是到了改革开放时代，随着中国人视野的拓展和西方各种后现代思潮的涌入，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人、尤其是新生代的语境中开始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处境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它对于中国人的效用性是随着时代精神氛围的变化而变化的对于创建共和国的那一代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官方意识形态，它的权威性和真理性是不容置疑的；对于与共和国基本同龄的那一代人来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虽然在对中国政治运动的深刻反思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质疑，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本身却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真理性；但是对于那些在网络世界和好莱坞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新生代来说.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虚拟性.它象征着一个遥远时代的神奇梦幻.与他们的当下生活没有任何关系虽然由于中国教育体制的规定.新生代们仍然必须在课堂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但是这种模式化和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他们心中不仅不再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甚至连客观的知识性本身也受到了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面对和发扬马克思主义这种新中国的思想传统.当然也就成为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

　　　　在这里.有两个理论上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刻反思第一个问题是.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模式化的理论体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精神？按照我们现在通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科书.马克思主义被切割成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三大块.每一块又都被规范化为一些看起来似乎是逻辑严密的条条框框在这样一种模式化的知识体系中.人们可以看到条分细缕的章节体系和理论脉络.但是却体验不到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内涵和批判意识.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而从一种批判性的自由精神变成了一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从引导时代先锋们披荆斩棘的火炬变成了跟在社会问题后面救死扶伤的救护车虽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刻板化和模式化的始作俑者是苏联人.这种做法近年来己经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普遍批评.但是它的影响至今仍然未被消除事实上.只要一种思想理论被确立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它本身就己经被注定了模式化的潜在可能性再加上中国古代素来有官学的传统.学术从来就不具有真正的独立性.一种具有自由性灵的思想一旦被定于一尊.就必定会逐渐蜕变为一些理论上的权威条文和实践上的清规戒律.从而成为自由精神的严重桎梏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综合体.是西方哲学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

正是在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把眼光从天国转向了人间.从对宗教神学的批判转向了对政治和法的批判.从而把无神论思想推进到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实践众所周知.萌芽于17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的首要内容就是宗教批判.经过18世纪激进而浅薄的法国无神论的中介.　　　　是精神.费尔巴哈进一步揭示了精神的实质就是人.而马克思则更加精辟地指出.人的实质就是他的实践活动得以发生的那个现实世界.就是他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因此.只有通过对现实国家和社会的批判.才能真正有效地进行宗教批判；只有首先扬弃人在实践领域中的异化状态.才能彻底扬弃人在理论形态中的异化状态这样一来.马克思就第一次把批判的矛头从纯粹的理论形态引向了现实的社会生活.引向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从而实现了从宗教批判向政治革命的转化　　　　马克思主义是从黑格尔主义的阵营中脱颖而出的.但是与黑格尔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不在于建构体系以解释世界.而在于批判现实以改变世界。

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髓就在于实践性和批判性无论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的奥秘的分析.还是马克思在一系列政论性著作中对各种社会力量和现实形势的考察.都充满了实践性和批判性的鲜明特点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点己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的认同.有些学者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实践唯物主义.他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这一特点无疑要比以往单纯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来强调的阶级性更加具有普遍性的价值但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这一特点.尤其是这一特点的现实意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都讳莫如深.或者仅仅热衷于谈论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意义.而无视其对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其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被模式化和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批判意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的思想理论.其普遍性的价值并不在于它对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这样一种有限时空范围内的社会现象的批判.而在于它本身所包涵的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即对于一切异化社会及其异化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当今时代.当充满血腥味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己经被共同富裕的福利社会所取代.当社会主义己经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个历史阶段变义也由西方社会的一种批判哲学变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时，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既不体现在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观点、也不体现在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预测中，而是体现在对现实社会中的一切非人性的和异化的事物的批判意识中。

这种源于黑格尔的自否定思想的人性异化-扬弃观点和自身批判意识,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宝贵的精髓所在　　　　自从17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中所产生的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理论都把批判性作为自身的本质特征；一旦当它走向体系化而丧失了批判性的特点，它自身就成为一种新哲学的批判对象在这方面，笛卡尔哲学、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都是明显的例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理论也不例外，要想避免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沦为一种被批判的僵化体系和哲学教条，惟有发扬它内在固有的批判精神因此，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模式化和权威性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重新成为一种具有自由性灵和批判精神的哲学方法论，这是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迫切任务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毕竟马克思所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社会理想然而后来的历史实践却表明，马克思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设计的未来发展方向，却在东方那些落后的、甚至根本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国家里成为了现实这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还是一种理性的狡计？然而,无论人们把这种历史结果褒义地称之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是贬义地称之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他们都必须面对这个历史事实，因此毋宁用马克思主义的适应性改变”这个价值色彩较弱的中性概念来说明它在东方的历史遭遇更为恰当。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这种适应性改变”的产物,就是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结果然而，我们不仅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生了适应性改变，而且更应该了解这个适应性改变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换言之,我们必须弄清楚‘中国特色”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内涵，弄清楚在马克思主义的适应性改变过程中，哪些‘中国特色”是应该坚持的，哪些‘中国特色”则是应该批判和超越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事实上由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我们现在无法的‘中国特色”也说不清楚，只是一般而论地把‘中国特色”变成一个包罗万象的魔法盒，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自欺欺人了因此,如何把以批判性为其精神实质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有效地结合起来,就成为建构具有民族气派(或‘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哲学的首要之义　　　　二、儒家思想的弘扬光大和自我更新　　　　谈到中国特色,就思想文化（而非现实政治）而言，自秦汉以降,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莫过于注重道德修为和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了作为两千年来从官方到民间大力弘扬的一种意识形态，儒家思想确实对传统中国人的安身立命起到了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无论我们今天对儒家思想持一种否定态度还是赞同态度，我们都必须承认这个基本事实。

儒家思想所包含的许多优秀价值因素，如仁义礼智等道德良知、孝悌友信等行为规范、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忧国忧民的政治胸怀,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是自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不仅在中国思想界成为显学，而且在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与专制政治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倚重的关系，成为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重要精神支柱儒家的一些优秀价值因素也在权威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逐渐蜕变为压制自由精神和民主意识的思想桎梏，演变为摧残人性的封建义务和礼法制度②正因为如此，当近代中国的觉悟人士在经历了器物层面变革(洋务运动）和制度层面变革(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之后,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就开始把批判的矛头深入到思想层面，将儒家思想斥为两千年来中国专制制度的罪魁祸首　　　　正因为儒家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包含了相互矛盾的东西，它的思想性价值与政治性因素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所以在当今时代它遭遇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赞同者们打着新儒家(甚至老儒家）的旗帜，以返本开新、弘扬国学为口号，要求重振自五四”运动以来屡遭挫伤的儒家思想,恢复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地位（这个观点在一些新儒家学者那里虽然未曾明言，但是从其所倡导的价值取向来看是不言自明的反对者们则继承五四”时期激进知识分子的遗风，把中国现实社会的一切弊端都归咎于儒家思想, 主张彻底肃清儒家思想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 从西方文化中寻找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精神根基。

　　　　关于儒家思想是否应该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精神根基的问题.固然存在着见仁见智的分歧.但是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取决于如下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分别涉及到可能”与‘如何”第一问题是：在全球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中.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在经济一体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是否必须实现文化趋同化.必须纳入到以西方文化为楷模的统一轨道之中？抑或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可以在实现经济一体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同时.在文化方面坚持自己的传统.开创一条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道路？从18世纪西方殖民化浪潮日益高涨以来.一直到二战以后全球殖民体系迅猛崩溃时为止.西方世界和殖民化世界的人们对于这个问题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前面的答案.认为西方社会无论是在器物、制度还是精神文化层面都为世界各民族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绝对的参照系；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政治意识形态冲突消解、冷战时代结束以后.非西方世界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