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 词与物 节选.docx

词与物1(节选)葆 朴2“然而，能够说明一切的关键部分，是各种语言的内在结构或者说是比较语法；它 同为自然史带来了一片光明的比较解剖学一样，为我们研究语言谱系提供了一些全新的 解决办法3[3]施莱格尔4[4]十分明白，语法领域中的历史性的建构与关于生命物的科学中的历史性的 建立依照的是同一种模式说句实在话，这里面没有任何令人惊奇的东西；因为在整个古典 时期，被认为是构成了各种语言的词语与被试图用来建构自然序列的特征都一致地具有同一 种身份：它们的存在仅仅是凭借着它们所拥有的表现价值，凭借着它们的那种被承认的、相 对于被表现事物而言的分析、重叠、复合和排列成序的力量首先是伴随着儒绪厄5[5]和拉 马克，然后又伴随着居维叶，特征丧失了自己的表现功能，或者更准确地讲，如果特征仍然 可以“表现”、仍然可以使毗邻关系或亲缘关系的建立成为可能的话，那并不是单单凭借着 它拥有的可见结构以及构成了它本身的那些可描写成分：它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在这之 前它已经首先地与一个整体性有机结构、与一种机能——它以直接的或间接的、主要的或属 附的、“首要的”或“次要的”方式保障着这种机能——发生了联系在语言领域中，词也 几乎在同一时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诚然，词仍然拥有某种意义，仍然能够在使用它或听到 它的人的精神中“表现”某种东西；但是这种功用已经不再构成词的存在本身和词的基本构 架，不再构成那种使词能够在句子内部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使其能够在句子中与其它多少有些 不同的词联系起来的东西了。

如果说词今后还能够在一篇它想在其中讲出某件事情的话语中 出现的话，那将不再是靠着它自身理所当然、生来具有的某种直接的推论性了词所以能够 这样，是因为恰恰在自己的形式当中，在构成了自己本身的那些声响中，在自己因行使的语 法功能不同而经历的种种不同的变化中，最后在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顺从的那些改变中， 它都服从着一定数目的严格规律，这些规律以相似的方式支配着同一语言的其余所有成分； 结果，从今以后，词只有在首先已经是语言用来确定和保障自身的一致性的语法结构体之一 部分肘，才会依附在表现之上为了使词能够讲出它讲的东西，就必须让它从属于一个语法 整体，这个整体相对于它来说是第一性的、基础性的和决定性的词的这种位移，这种向后的，脱离开表现功能的跳跃绝对是18 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中的 重要事件之一它同样也是发生得最隐蔽的事件之一通常，大家总是愿意把注意力集中在 政治经济学的最初时期，集中在李嘉图对地租及生产成本的分析上：在这里他们承认，这一 事件产生过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渐渐地，它不仅使某种科学得到了发展，而且还导致了某 些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跃变同样，人们也没有太忽视自然科学所取得的那些新的形式；即 使他们事实上是基于以今度古的幻觉而在牺牲居维叶的基础上过高估计了拉马克，即使他们 事实上不大清楚“生命”已经随着《比较解剖学教程》第一次抵达了其实在性的门坎，他们 至少也还是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西方文化自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以新的目光来观看生命物的 世界了。

相反，印欧诸语言的分离、比较语法的建构、词形变化的研究以及元音交替和辅音 变化之规律的表述——简言之，格林、施莱格尔、拉斯克6[6]以及葆朴的全部语史学成就却1[1]译自 M．Foucault：Les roots et les choss，Gallimand，1966．2[2]葆朴(Bopp,1791—1867)——法国语言学家，首次在动词与名词的形态中发了名副其实的功能形式系统, 由此成为无可争论的现代语言学之父——译注3[3] F.施莱格尔：《论印度人的语言和哲学》法译本，巴黎1837年版，第35页4[4]施莱格尔(Schlegel，1772—1829)——德国作家、语史学家、文学批评家——译注5[5]儒绪厄(Jussieu，1686—1758) 法国医生、教授 译注6[6]拉斯克(Rask，1787—1832)——丹麦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法以及现代普通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 译注依然停留在我们的历史意识的边缘，就好像它们仅仅为某种略显艰深，颇似左道旁门的学说 提供了基础——就好像实际上通过它们发生了改变的，并不是语言的（而且是我们的语言的） 整个存在样式也许，我们在想方设法为这种遗忘寻找理由时不该置变化的重要性于不顾， 相反我们却应该以这种重要性为基础，以这一事件一直不让我们的双眼——它们依然被自己 所熟悉的光线笼罩着——看到的那种接近为基础。

这是因为这一事件早在自己产生的那个时 代就已经如果不是完全秘密地、至少也是相当审慎地被包裹起来了语言存在样式中的那些 变化或许类似于那些影响到发音、语法或语义的变化：它们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讲话者 们永远也不可能清楚地领会它们，但他们的语言却已经运载着所有这些跃变；它们只能间接 地、偶尔地被意识到；进而，人们的判定最终只能以一种否定的方式——通过对以前使用的 语言的彻底的、直接可见的废弃——被指示出来也许，一种文明不可能以主题的和实证的 方式意识到，它的语言对于它的表现来说已经由于变得致密和获得了自身的分量而不再透明 了当人继续他的话语行为的时候，他怎么能够知道——如果不是通过若干得到了勉强的并 且很坏的译解的迹象的话——语言 （他所使用的那种语言）正在获得一个不可简约成纯粹推 论性的维度呢?也许正是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语史学的诞生在西方的意识中一直要比生物学 和政治经济学的诞生隐蔽得多——尽管它是同一场考古学剧变的一部分，尽管它带来的种种 后果在我们的文化中，或者至少在贯穿着，支撑着这一文化的那些潜层中伸展的还要远得多这种语史学实在性到底是怎么构成的?四个理论片段向我们展示了它在19 世纪初叶，也 就是在施莱格尔发表其《论印度人的语言和哲学》 （La Laugue et la philosophie des Indiens. 1808）,格林发表其《德语语法》（Deutsche Grammatik, 1818）,葆朴出版其《论梵 文的动词变位系统》（SystQme de conjugaison du sauskrit, 1816）的时代的建构情况。

1.这种理论片段涉及一种具体语言得以从内部显示自己的特征并使自己区别于其他语 言的方式在古典时期,人们可以依据多种标准来确定一种语言的个体性,这些标准包括： 被用来构成单词的不同声音之间的比例 （有一些语言以元音为主,另一些语言则以辅音为 主）,给予某一些类别的词的优越地位（具体名词语言、抽象名词语言,等等）,表现种种关系 的方式（通过介词或通过名词变格）,为把单词排列成序而选定的配置形式（或者像法国人那样 把逻辑主语放在首位,或者像在拉丁语中那样,给予最重要的词以优先位置）；就这样,人 们区分开了北方的语言与南方的语言,区分开了情感的语言与需求的语言,区分开了自由的 语言和奴隶式的语言,区分开了野蛮社会的语言和文明社会的语言,还区分开了逻辑推理的 语言和修辞推论的语言：各种语言之间的所有这些区别所涉及到的,从来都仅仅是使它们得 以分析表现进而把表现的各种成分组合起来的方式然而从施莱格尔起,各种语言,至少是 从它们的最一般的类型上来说,已经由它们把那些构成它们自身的那些纯词语成分彼此联系 在一起的方式所决定了；毫无疑问这些成分中的某一些是表现性的,它们总而言之拥有一种 可见的表现价值；但其他成分却不包含任何意义,它们的唯一用途是通过某种组合关系来确 定话语统一体中的另一个成分的意义。

被种种语言结合在一起以便构成命题句7[7]和句子的, 正是这种材料——这种由名词、动词,由一般意义上的词,同样也由音节、声音构成的材料 然而,这种由声音、音节和单词排列构成的物质统一体并不单单地被表现成分的组合规律支 配它拥有自己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又因语言的不同而各不相同：语法组合具有自己的规则 性,这些规则性对于语言的意义并不透明,再者,由于意义几乎可以完整地从一种语言进入 到另一种语言当中,所以使一种语言的个性得以被确定的,正是这些规则性每一种语言都 具有一个自立的语法空间；我们可以侧向地,也就是说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地对这些空 间进行比较,却不必经过一个公共的“中心场所”——那片由表现及其所有可能的更细微的 分切构成的疆域语法成分之间的两种重要组合方式立刻就可以被轻易地区分出来第一种方式是把这些 成分并置起来进而使它们彼此限定；在这种情形中,语言是由许多通常都十分细小的尘埃一 样的成分构成的,这些成分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组合,但这些单位中的每一个都保持着自 己的自立,因而也就保持着截断它刚刚在一个句子或一个命题句内部与另外一个单位之间建 立的那种暂时的联系的可能于是,语言就被它的单位的数目、被这些单位可以在话语中构 成的所有可能的组合所规定；因而这里涉及到的,是一种“原子的汇集”是一种“由外部靠7[7]在这里，“命题句” （proposition）一词既有逻辑上的“命题”的意义，又有语法中有“短句”的意义。

一—译注近而造成的机械性的聚合”8[8]在一种语言的各个成分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联系方式， 即词形变化系统；这种系统从内部改变那些最重要的音节或词——那些主干形式这些形式 中的每一个都自身携带着一定数目的、事先就被规定好了的可能变异；相应于句子中的其它 词，相应于这些词之间的各种依赖关系或关联关系，相应于不同的毗邻关系和组合关系，这 样一种或那样一种变异形式将被选用从表面上看这种联系方式不如头一种方式丰富，因为 它拥有的组合可能性从数目上来说要小得多；但在实际上，词形变化系统从来都没有以纯粹 的、最干瘪的形式存在过；词干的内在变化使它能够附加地获得一些本身可以从内部发生改 变的成分，因而“每一个都实实在在地是一个有生命的胚芽；因为，当各种关系被一种内部 的变化所指示、词的发展又获得了一片自由天地的时候，这个词就可以以一种无限的方式伸 展开来”9[9]与这两种大的语言结构类型相对应的，一方面是汉语：在这种语言中“所有指称着时间 或人称的变化的质词(particules)都是一些自身很完整的单音节词，它们独立于词根而存在 着”10[10]；另一方面是梵语，“它的结构完全是有机的，也就是说这一结构可以借助词形变 化、借助词根的内部变化和多种多样的交织方式而派生出许多分枝。

11[11]其他所有语言， 不管是何种类型的，都可以被排置在这两种主要的、极端的模式之间；每一种语言都必将拥 有一个结构整体，这个结构体或者使它靠近两种极端模式中的一种，或者使它与两种极端模 式保持等距而处于被如此规定的疆域的中央离汉语最近的，是巴斯克语(basque)、科普特 语(copte)以及美洲的各种土著语言它们把分离的成分彼此连结起来，然而，后者已经不再 像相同数量的不可减约的词语原子那样总是处于自由状态之中，它们“已经开始融合在词当 中了”阿拉伯语的特点表现为它是词缀系统和词形变化系统的一种混合;克尔特语(celtique) 几乎纯粹是一种词形变化语言，但在它那里却依然可以找到“词缀语的残余”人们也许会 说，这种对立早在18世纪就已经是尽人皆知，大家自很久以来就能够把汉语词的组合与拉 丁语和希腊语这样一些语言的变格和变位区分开人们还会反驳说，施莱格尔建立的这种绝 对的对立很早就遭到了葆朴的抨击：在施莱格尔看到两种根本不可能相互同化的语言类型的 地方，葆朴却寻找着一个共同的起源;后者试图证实12[12]种种词形变化不是原始成分的某种 内在的、自发的发展，而是一些堆积到主干音节(syllable radicale)上的质词：梵语中第一人 称的m(bhav^mi)或第三人称的t(bhavati)是将代词m^n(我)或tarn(他)添加到动词词干上造成 的结果。

然而对于语史学的构建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去了解那些变位成分是否在或远或近的 过去曾得益于某种具有自立价值的孤立存在;根本的东西，那种把施莱格尔及葆朴的分析与 18 世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