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东亚家族企业的社会功能与发展趋向.docx

东亚家族企业的社会功能与发展趋向 战后东亚普遍存在的家族企业与西方国家的家族企业在文化背景、成员关系和历史作用等方面存在本质差异由于缺乏自由结社传统和信用制度，东亚需要传统的家族结构和理念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组织资源，东亚发展型国家也需要家族企业成为其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得力助手家族企业是战后东亚本土资本形成和积累的主要组织形式，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东亚家族企业的产生，经历了以旧的以土地为经济基础的血缘共同体向新的以资本和劳动收入为经济基础的血缘共同体和拟血缘共同体的转变，而其最终发展，则在于突破自身的局限，实现向现代经理制企业的转变 东亚家族企业及其特殊性 1、东亚家族企业的基本形态 东亚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在家族关系或家族理念的基础上组建和运营的家族企业从东北亚到东南亚，许多新型企业的外形结构虽已具备现代企业某些特征，但其内在结构的根基，却依旧成长在本土以家庭关系和家庭伦理为核心的社会和文化 日本企业重视家族理念，公司像一个家庭，雇主是家长，雇员都是家庭的成员，即便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血缘关系或亲缘关系在日本通常被看作重要的和基本的人类情感的血亲关系，似乎已经被工作集团里的人伦关系所取代。

[1]家族主义被高度升华为一种高度负责和献身的精神：雇主和雇员共同以作为“家”的企业共同体的延续为己任，坚信个体有限的生命为只有溶入企业无限的生命中才能获得永生与这种理念相一致，日本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内容包括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论资排辈晋升制、实施岗位轮换和多技能化、强化经营观念和经营目的、弹性经营、集体决策、集体负责、重视人际关系、采用传阅审批制度、经营者与一般职员之间地位差别的最小化、开展小组活动等[2]日本企业家族式的经营对战后日本经济振兴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世界范围产生广泛影响 东亚其他国家的家族企业虽然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超越血缘、亲缘关系的家庭式的情感因素，但血缘、亲缘关系往往是企业维系的根本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等要职之间大都具有父子、兄弟、配偶等血缘和亲缘关系，家族的其他成员及其亲属也大都容易受到重用如韩国早期诞生的企业大都是属于创业者个人的企业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家庭和家族成员的参与，这些企业逐步演变了成家庭企业或家族企业，企业的所有权和主要经营权主要掌握在创业者家族和亲族手中这种情况直到最近依旧得以维持哈佛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研究发现，韩国财阀现任主要管理人员中，61.4%是公司的创立者，7.9%是这些创立者的直系后代，12%是创立者的亲属，仅18.8%与创立企业的家庭毫无关系。

[3]战后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企业也多是家族企业，企业最高领导者常常只根据私人关系分配职位，以家族、同乡等纽带维系企业或企业集团东南亚的华人企业也大都采取家族经营方式，经营权和所有权不分并由家族成员继承，给亲族以优待，重视温情主义的劳资关系，带有浓厚的地缘色彩，即对有共同出身地、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格外信任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批涌现的民营企业同样多以家族为核心创办和经营一些家族企业已经成长为声名显赫的大公司，如四川刘氏（刘永好）家族、北京用友软件（王文京）和深圳的太太药业（朱保国家族）家族控制的财产或股份的总市值都超过50亿人民币目前中国许多乡镇企业、股份制企业甚至国有企业，或在组织结构上，或在经营管理上，也在不同程度地带有“家族主义”或“泛家族主义”色彩，如在要害部门任用家人和亲属，依据家族内的逻辑实施家长制管理，将企业骨干予以家人化（带有人身依附特征），成员间的关系比照家族内的关系加以人伦化等[4] 的确，东亚已经有了资本主义以及相对独立的工商阶级，但至少在目前，还不宜把东亚的资本主义和工商阶级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和工商阶级划等号东亚社会视公司为法人的想法比较淡漠，公司事务往往是同某些家事纠缠在一起的。

这里几乎不存在冷冰冰的、不讲人情的、与家庭和家族无关的、只受法律和合同的一般原则约束的商务关系商务关系只是建立在家族伦理上的整个社会关系网的一部分 2、东西方家族企业的差异 西方在工业革命初期，普遍出现了企业和家族关系相结合的现象帕森斯甚至说，在20世纪以前，西方经济组织的核心主要是“家庭公司”[5]许多国内学者以此为据得出结论：家族企业是任何国家和任何地区的现代化、产业化必经阶段，在经济组织领域同样只有古今之异，而无东西之分如冯有兰在所著《新事论》（1940年）一书中，就明确主张：凡未经过产业革命的地方，生产方式在一定阶段内都是以家庭为本位，即所谓生产家庭化在经过产业革命的地方，主要用机器生产，即打破了以家为本位的生产方法，开始以社会为本位进行生产，即所谓生产社会化所谓产业革命，即以社会为本位的生产方法替代以家为本位的生产方法，以社会为本位的生产制度替代以家为本位的生产制度[6] 家族企业在目前世界上广泛存在的事实，则成为学者主张东西方发展道路并无不同的新证据据克林盖尔西克等人的研究，由家庭所有或经营人企业在全世界企业中占65%至80%之间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由家庭所有或经营。

家族企业创造了美国生产总值的一半，雇佣的劳动力也占一半在欧洲，家庭公司支配着中小规模的公司，并在一些国家里占较大公司的大多数据此，有学者主张“从世界范围看，各国的经济活动都为家族企业留下了比较广阔的空间大量的家族企业的存在是任何经济结构中不可缺少或必然应有的内容[7] 这些观点的重大缺陷在于没有看到东西方家族企业在文化背景、成员关系和历史作用等方面存在本质差异 西方基督教文化是在与家庭对立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东亚儒教文化则是在家庭的基础上，以伦理为本位建立和维系的基督教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结社，教会的凝聚力以及救赎预言的实现，须以家族凝聚力和家庭生活的一定牺牲为前提耶稣公开声称：“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胜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女儿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8]新教教徒与他的上帝的联系还是在深深的精神的孤独中进行的班扬在《天路历程》中对基督徒有这样的描写：当基督徒意识到他是生活在毁灭之城时，当他受神感召要他开始天路历程时，妻子子女试图依附于他，基督徒用手指堵住耳朵，高叫着：“生命啊，永恒的生命，”踉跄着走向原野。

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如何使自己得救[9]韦伯指出：“如果说救赎预言创造了纯粹宗教基础上的共同体，那么，使这种预言陷入冲突之中并由于这种预言的出现而担心自己会失效的第一种势力便是天生的宗族共同体[10] 与基督教截然相反，儒教的实质就是本“天地君亲师”等关系形成的一种“伦理教”在儒家学说中，“各种关系都包括在伦理关系中，形成重情谊的交光网，家庭就是交光的中心焦点[11]忠、孝、仁、义、礼等这些儒学的核心概念，都是协调家庭关系的法则、礼仪及其在社会、政治领域的推广儒家不允许任何超越以家族关系为基础的特殊主义的理论和学说的成立，例如，孟子既反对扬朱的“为我”，又反对墨子的“兼爱”，[12]根本原因，明显在于这两种学说本身的抽象性质已经超出了家庭范围佛教本来是反家族的和非家族的，但只有在改头换面，被赋予一定的家族色彩后，才得以在东亚真正获得传播[13] 文化底蕴的不同，决定了东西方家庭在各自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的不同在西方，个人所负救赎义务，远远超过家族的要求；基督教徒经过一千多年教堂生活的训练和熏陶，培养了超越家庭的群体生活能力（与陌生人合群的能力与自由结社的传统）而在东亚，家族一直是各种关系和活动的中心，家庭角色是个人永久性扮演的角色。

人们非君既臣、非父既子、非夫既妻、非兄既弟，而没有职业的和其他带有独立性的社会角色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欧洲家庭系统的特征是晚婚、结婚年龄偏大，雇佣经常发生在家庭之外，婚后家庭经常发生裂变而亚洲的情况通常是早婚，以户为单位的生产以及婚后依旧与家庭其他成员生活在一起欧洲的家庭模式有利于个人较早地独立于家庭之外，从而对公共机构的发展有利，对控制生育和发展工业有利[14] 东西方在这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家族企业，其性质和内涵自然也泾渭分明日本以年功序列制和终身雇佣制为基础的国家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明显与强调对国家（或君主）的“忠”、对父母要“孝”、对年长者要“敬”的儒教意识形态有关[15]而西方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则明显与强调个人救赎的西方基督教意识形态有关 西方在产业革命前，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自由、平等和契约的概念已经开始进入家庭领域，家庭成员间已经开始形成契约的、自主的和平等的关系卢梭在他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的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然而孩子也只有在需要父亲养育的时候，才依附于父亲这种需要一旦停止，自然的联系也就解体。

孩子解除了他们对父亲应有的服从，父亲解除了他们对孩子应有的照顾以后，双方就都同等地恢复了独立状态如果他们继续结合在一起，那就不再是自然的，而是志愿的了；这时，家庭本身只能靠约定来维系[16]东亚家庭长期受儒教“三纲五常”等血缘宗法观念和制度的影响，家长的权威至高无上，家庭成员之间不存在契约关系，夫与妻、父与子、兄与弟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也几乎没有独立和自由可言这种情况，至今尚难说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例如，近来一些研究仍表明欧美家庭以夫妻为轴，中国家庭以父子为轴亚洲青年和亚洲儿童本质上是纵向关系取向（威权取向），美国青年和美国儿童本质上是横向关系取向（平等取向），而不是纵向关系取向[17] 这种差异同样会影响到家族企业内部的人事关系在西方主流社会（即主要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社会）的家族企业中，与家庭中现实存在的关系相一致，“在商言商”，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契约的与平等的尤其是今日西方发达国家依旧存在的家族企业，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乎都“徒有其名”，血缘的、亲缘的以及情感的因素已经十分淡薄东亚的家族企业也与现实存在的家庭关系相一致，重视血缘的、亲缘的以及情感的因素，最高领导人权威至高无上，契约和平等观念不够明晰。

而且，在许多企业，即使与企业不存在血缘、亲缘关系的员工同样也拥有“以公司为家，与公司休戚与共”的观念，不仅把自己，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命运与公司的命运紧密相连，如日本和韩国的许多公司的员工都要求公司发放家庭补贴、子女教育补贴等 家族企业在东西方现代化产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极其不同东亚的现代化产业化需要借用家庭和家族的形式引进工业化和市场经济，而西方需要通过破除家族和家庭的形式发展产业化和市场经济在东亚，没有对家族关系的借用就不会有产业化和市场经济，在西方，没有家族和家庭关系的削弱就不会有产业化和现代市场经济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18]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指出：“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如若没有其他两个重要因素就是不可能的，这两个因素就是：把事务与家庭分开，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合乎理性的薄记方式。

[19]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又指出：“持续演变为资本主义的获益成为一种分离出来的、在一个‘企业’内部从事的‘职业’，企业通过特殊的社会化，日益从家族共同体的行为中分离出来，使得原有的家庭、工厂和帐房的三位一体瓦解了[20]显然，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