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与《刘申叔遗书》【文化研究论文】.doc

文化研究论文-钱玄同与《刘申叔遗书》1936 年印成的《刘申叔遗书》，收刘师培著述 74 种，迄今为止，这是唯一的一种刘师培的全集，即“宁武南氏校印”本[1]，也是其时同类书籍中更为成功的一种该书虽由刘师培的旧友南桂馨出资印行，但总其成者，实为钱玄同近年出版的六卷本《钱玄同文集》，收录了钱玄同就编辑《刘申叔遗书》给任该书校对的郑裕孚先生的信共 68 封，使我们有可能看到了钱玄同躬亲此役的许多历史细节，包括他所坚持的指导原则、体例构想和经历的艰辛不仅如此，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钱玄同曾以思想激进、言论偏激，著称于世；但他在指导该书编辑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于故友的深情、对于学术持有的大视野、以及知人论世的客观与平和，又说明他是一个至情至理、平实通达的人所以，探讨钱玄同与《刘申叔遗书》，实为进一步认识钱玄同，尤其是他晚年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既是晚清著名的革命党人，又是传承家学的著名学者，被誉为是清代杨州学派的殿军刘师培后归清督端方，叛变革命；入民国后，复附逆袁世凯，加入筹安会，再度失节后经蔡元培推荐，为北京大学教授，用其所长，但不久病故。

刘师培身后萧条，著述等身，却无由整理出版1934 年，旧友南桂馨愿出资刊行刘的遗书，委托郑裕孚为校勘，吴晓芝主承印代销时黎锦熙恰与吴同为立达书局的董事，故在介绍吴、郑与刘师培的弟子刘叔雅（文典）认识的同时，复积极动员同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的钱玄同参予是役，获欣然同意所以，他后来不无自豪地写道：“他慨允，岂料后来是钱先生给他一手编成的！”[2] 黎锦熙所以力荐钱玄同，是因为在他看来，为人结集著述，友人优于弟子他说：“虽然弟子之于师，不若友之于师也盖为人结集著述，第一义在存其真，不宜因有所讳而芟饰，有所主而偏重，此必其相与久而相知深，又具通识博闻见，而不阿所好者，乃能任之[3]而钱玄同正是最佳人选这是有道理的：其一，钱玄同从 1903 年起便开始接触刘师培的著作，心仪久之，且因“有世谊，愿与订交之心甚帜”1907 年在日本章太炎处第一次与刘师培见面，直到次年秋冬间刘归国，过往甚密他说：“自尔遂恒与刘君谈论，获益甚多”1903-1908 年间刘的著作，除登在“芜湖白话报”上的以外，“余尝尽读之”[4]足见钱之与刘，“相与久而相知深”；其二，钱玄同为章太炎的高足，学有根柢；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骁将，深具现代科学与民主的素养。

他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北大教授，讲授“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课程，学问博大精深，早已是声名卓著的大家在北师大历史上曾多次出任院（校）长的黎锦熙后来在《钱玄同传》中写道：“先生教授北平公私立各大学，以音韵学为主，本其师传，复运以科学方法，参以新获材料，卓然成当代大师”所授各门课程，“皆能以历史眼光，整理，评判，以求真为主，力矫从来‘泥古’与近今‘蔑古’之弊”[5]足见钱玄同又是一位“具通识博闻见，而不阿所好者”当然，钱玄同所以慨然应允，也有自己的理由一是刊行刘师培的遗书，符合自己的心愿他与郑裕孚书说：“刊行刘书，本是十余年来，弟时萦梦寐之事今年欣逢南先生与先生古道热肠，为亡友刊刻全书，故极愿赞助，俾得早日完成[6]二是时机合适是时距刘师培病逝虽已 15 年，但并不算太晚，蔡元培、章太炎、黄侃以及包括他自己在内，刘的许多故旧还多健在，资料的收集尚易着手他对郑裕孚说，刘在东京写的文章，自己多能识别，“彼时弟与申叔同在东京，何文为彼所作，弟能知之”，[7]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时，15 年时间也不算太短，刘师培晚节有亏曾激起公愤：“申叔在时，因其前后主义之违异，有许多人对彼颇不满，不但同盟会、国民党一方面，即旧派诸老亦对他不满”，[8]但经时间的冲涮，毕竟已渐归淡化，人们有可能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来认识刘师培。

此时刊行刘的遗书，已不会有太大的阻力钱玄同分析，时人对刘师培变节一事的态度，可分为三派：甲派“始终谅解”，以为刘无非受小人拖累，不能自]拔，“然非其罪也”；乙派“始恶终谅”，先是愤激，欲至诋毁，逮革命既成，时过境迁，敬其学问之渊博，谅其环境之恶劣，更念及旧谊，“释怨复交，仍如曩昔”；丙派则“始终敌视”，“至今仍不屑齿及申叔者也”[9]他认为自己属于乙派，现时虽仍有不能见谅者，但多数人毕竟释怀 所以，也惟其如此，尽管钱玄同说，“此次征稿等事，有一部分人处，弟均不敢往询”，实则，他所最担心的还不是外部仍有不能见谅者在，而是内部即参予工作的刘师培旧友门生不能摆脱情感的羁绊，从而有违实事求是，影响所要编辑的刘师培全集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所以，工作刚刚开始不久，钱玄同即在与郑裕孚的信中强调指出，编辑刘师培遗书必须遵循一个基本的原则：尊重历史，表彰学术他说：“吾侪此时刊行申叔遗书，首在表彰其学术，次则为革命史上一段史料[10]刘师培的遗书已成历史，不容改易，也无须讳饰，故当实事求，以尊重历史；其学术成就自有价值，需要继承，故当首加表彰钱玄同不仅提出了这一原则，而且敢于坚持，一以贯之 在是否收录《攘书》问题上，钱玄同与诸人的分岐就集中说明了这一点。

《攘书》是刘师培早期藉学术宣传排满革命最具代表性的重要著作之一，被时人誉为是精辟阐发国人“类族辩物”和“春秋内夏外夷”之义的“伟著”，是“国民有欲饮革命之源泉”者，不可不读的书[11]风行一时，影响甚大但是，刘的门生刘叔雅反对收录该书，理由是担心“因申叔晚节之有亏，恐人见其早年之鼓吹革命而讥其后之变节”1934 年 4 月 18 日，钱玄同致书郑裕孚，力持异议他认为，刘师培早年革命乃光荣的事情，“于理固不当讳”；此一事实，刘的许多著述多有反映，章太炎等人的著作以及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党史稿》也多有这一方面的材料，“而于事实亦无法讳”夫始革命而后不革命者，其人亦多矣一人因思想感情、环境等等之异，而前后主张及宗旨变易者，亦多矣”梁启超始而保皇，继而立宪，与革命党激烈论战，而民国后乃拥护共和但其刊布的全集，前后文章一一列入，未尝自讳，也很少有人讥其前后宗旨不一至于国民党中有部分人始终不满于梁，那是另外的历史恩怨所致刘的变节，在 20 年前确实令人愤慨，但时过境迁，相信多数人的评论实已趋于理性不认识刘者，对于此事则或不知其事，或得诸传闻，不将全部资料刊布，“彼等又乌知其真相耶”？但是，最重要的理由，还在于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它虽取义于“攘夷”，实则全书主要内容还在于谈学术，“内容甚精，对于古代学术及历史发明甚至多”。

即便是发挥“攘夷之义”，也绝非如今之标语宣传的文字可比，“类皆源本学术，根柢遥深，皆粹然学者之言也”钱玄同不仅晓之理，坚持说依从表彰学术、保存史料的原则，“攘书均以刊行为宜”；而且动之以情：叔雅与申叔固为师弟，而自己与申叔“亦谊兼师友”昔年同为同盟会员，对申叔敬爱有加，对其后来的遭际也不胜悯惜申叔去世十多年了，今有幸刊行遗书，“弟幸获在顾问之列，以为凡申叔有价值之文章，必当乘此机缘，为之刊布，故不愿意独缺此攘书一种也”[12] 应当说，钱玄同的上述意见，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但是，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对方不予理睬，故次年 3 月 9 日钱玄同致书郑裕孚，重申自己的意见：“总之，刘君之学，近世所稀有，而其晚节实有可议叔雅虽欲讳饰，固不必，而如某君（非指马君）之必欲彰其过失于报端，弟亦极不以为然[13] 约半年后，郑裕孚忽托人传话说：“《攘书》不印了”，因为“其中有排日语，不便印”钱玄同不胜惊诧，复信指出：“弟以为《攘书》实宜印入丛书中，……排日,绝无此事庚子以后，辛亥以前，此十年中，国内新党，无论保皇、革命，无不联日者抗日之事，始于民四之廿一条，而极于民廿二长城之役刘氏书中绝无排日抗日之论也。

[14]时值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排日”自然是敏感的问题，但《攘书》确实是“绝无此事”，那么，对方何以提出这样的借口呢？这显然与钱玄同上年 4 月 18 日的信中的下面一段话有关：“夫泛言攘夷，此在任何时代，皆不失其价值即以今日而论，抗日非攘夷乎，打倒帝国主义非攘夷乎？四万年后，或者有打破国界之大同世界，至彼时则攘夷之义始失其价值[15]此话并没有错，但对方竟附会出《攘书》有“排日”的言论，足见其心劳日拙，固执之甚不过，此后问题毕竟是解决了，对方最终同意收录《攘书》，且归钱玄同负责校勘 如果说，钱玄同坚持收录《攘书》是反映了他不阿所好、实事求是的精神；那么，他不隐讳自己与刘师培间学术思想的分岐，拒绝“ 谦”，则同样是反映这种可贵的思想品格《刘申叔遗书》虽印成于 1936 年，但其正式发行要晚到1939 年在正式刊行前不久，郑裕孚送来了由友人郭某代他拟的全书《后序》稿，请钱玄同过目钱玄同虽然一再肯定过刘师培的学术地位和自己早期受过他的影响，但他坚决反对《后序》稿无原则抬高刘师培，无视自己与刘师培间学术思想的分岐，擅代自己做自我贬抑式的“为谦”1938 年 3 月 1 日钱玄同在给郑裕孚的信中，这样写道：“弟与申叔，朋友也，非师生也，亦非前辈后学也。

少读其文，固尝受其影响，然自申叔于戊申冬回国以后直至己未冬作古，此十余年中，弟对于申叔之学，说老实话，多半不同意，非因其晚节有亏也，实因其思想守旧，其对于国学之见解与方法，均非弟所佩服也近二十年来，弟读书稍多，不特对于申叔所论，不同意处甚多，即对于先师章公太炎之著作，亦多有不敢苟同者矣故郭君之文中未免太代弟 谦，弟对于申叔不愿持此态度也……近二十年来,国学方面之研究,有突飞之进步，章刘诸公在距今前二十年至三十年间，实有重大发明，理谊表彰，但亦不可太过三十年前之老辈，惟梁任公在近二十年中仍有进步，最可佩服，其他则均已落伍矣弟虽无似，亦不敢以二十年以前之故步自封故对于申叔实不愿太 谦也郑裕孚曾说，“郭君撰稿，多不愿他人改易”，讽示此稿不宜改动钱玄同回答说：“但弟亦不愿他人代我 谦”他最后断然表示：“申叔晚年之学，弟实不‘服膺’’，而‘拜见’一语，弟即对于先师章公尚不愿用，况申叔乎故此两处不能不改[16]在钱玄同的强烈要求下，稿子后来作了修改显然，这里钱玄同的态度不是不“谦虚”，而是坚持不愿做违心之论他的意见既符合历史实际，更体现了自己立下的编辑亡友遗书的基本原则 从“尊重历史、表彰学术”的指导思想出发，钱玄同从一开始便建议，应尽可能让更多熟悉刘师培的旧友在未来的遗书中留下自己的文字，尤其要找到一两位学术深邃的革命元老题字写序，以增加全书的历史厚重感，引导人们正确解读这位醇驳互见的传主和扩大本书的社会影响。

他在致郑裕孚的书中说：“故弟始终欲得一二革命元老（且必须学术精邃者），为此书撰序题字，使世人知刘氏行为虽有可议，而其学决不可因此而埋没，且决非一二不甚认识中国字之西教徒如某君者所可妄肆诋毁者也在钱玄同看来，其最佳人选，又非蔡元培、章太炎莫属他认为，蔡对刘师培始终如一，情深谊笃，其人品学品，无人不表敬意，且为党国元老，若能争取他的支持，影响实巨他亲自写信请蔡元培撰序并题写书名：“刘申叔先生遗书”，后者果然很快应允，并表示大力支持但对于章太炎，钱玄同却颇费斟酌章、刘定交甚早，1908 年之前，二人革命宗旨与学术旨趣，均相契合，过往甚密章爱惜刘之才华，即便是在刘变节之后，还一再对他表示深切的关爱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其时章门弟子遍布大江南北各著名学府，同样一言九鼎由他出面撰序，自然也是最合适的但刘师培晚年二度失节，终令章心寒，从此耻与为伍章曾为苏曼殊、黄节、黄侃等许多故旧的辞世送去挽联，寄托哀思，于刘独无所表示；自定《年谱》忆及多少友人，于刘却讳莫如深反之，分别写于 1914 年、1934年的《苏元瑛记事》、《黄季刚墓志铭》，却一反过去，对刘的变节与附逆一再作鞭挞，足见其失望之深钱玄同自然深知这一点，他既表示晚年的章太炎于“过去恩怨或可淡然若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