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樱现象” 的回顾与思考.docx

杨红樱现象”的回顾与思考刘绪源“杨红樱现象”似乎已成为中国童书界乃至整个出版界的一个专用名词了这主要是因为她的作品畅销，而又被批评界视为艺术质量不高，并由此引发了长时间的争论争论的双方，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代表着出版界（具体说就是出杨红樱书的出版社）和文学界（主要是一群坚持儿童文学立场的作家和批评家） 因为这样的书在中国童书界还是一个新的现象，人们对它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争论一直未显明朗本文拟就此出版现象作一回顾，希望能看出端倪 几年前的争端最早对杨红樱的批评，也许出自阿甲发表于 2004 年 8 月 25 日《中华读书报》的《2004 畅销童书过眼风云录》 ，是一种淡淡的点到即止的批评文章在充分肯定《淘气包马小跳》的成功畅销，指出它在故事短小、插图丰富、贴近生活，并有浅浅的逗乐和轻微的教育意味之后，说了惟一的一句带有批评性的话：“虽然研究者或儿童文学爱好者可以从一些故事中轻易发现直接借鉴于其他经典儿童故事的段子 ”同年 9 月 22 日的同一报纸，刊出了署名阿川的《原创童书真的没有一点独创性？》 凡涉猎过学术批评的人，都知道“说有易，说无难” 阿川将论争对象所说的“有”换成了全称的“无” 。

文中颇多“上纲上线”的话，最后将阿甲的观点点概括为“那就是国外的童书都比中国本土的强” ，又是个全称判断，又是“都” 收尾的一句话是：“妄自菲薄可以休矣 ”2004 年 11 月 17 日，阿甲在同一报纸发表《我们应当呼唤怎样的畅销童书》 ，他没有回应阿川文章中那些上纲上线的话，但具体举出了杨红樱“直接借鉴” 《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 、 《淘气包埃米尔》等经典童话的一些例子 几乎在上述争论发生的同时，我写出了《试说杨红樱畅销的秘密》 （刊 2004 年第 4 期《中国儿童文学》 ） 我在集中研读杨红樱作品后发现，她的创作严重缺乏文学性，但具备了一些搞笑故事特有的畅销因素（颇接近于《故事会》杂志中的笑话栏） “这些故事从头至尾没有多少发展，除了马小跳年龄渐长，故事其实只有数量上的增加而已 ”“既然这是从文学中剥离出来的畅销书，它因甩脱文学的羁绊而更为畅销，如我们还硬要将其作为文学来评述，甚至要把它树为文学的样板，那就不仅无理，亦复可笑了 ”“打一个不伦的比喻，肯德基和麦当劳，够畅销了吧，但有谁会把最佳烹饪作品的桂冠，授给鸡柳汉堡或麦香鱼呢？这是两个向度上的追求 ” 邱建果在 2005 年 10 月 25 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杨红樱不必郁闷》 ，对杨红樱的畅销模式作了充分的肯定。

他的结论是：“我认为创作界历来就存在两种写作，一种是经典式写作，一种是商业化写作我把杨红樱的写作总体上归为后者 ” 2005 年 11 月 29 日《中华读书报》报道了北京一次会议上曹文轩的发言：“有些人批评杨红樱，说她的作品格调不高……我认为，当下阅读生态的失衡，责任不在杨红樱身上作为一个写作者，她完全有权利进行这种形态的写作我觉得需要检讨的不该是杨红樱，而应该是整个社会 ” 2006 年 5 月李学斌在《 中华读书报》发表《“杨红樱”该不该挨骂？》 ，批评了我的上述文章和另一青年评论家陈恩黎的文章“都拿优秀、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来对比杨红樱的创作” 他认为，对不同作品应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他提出有四种儿童文学：艺术的儿童文学、大众的儿童文学、商业的儿童文学和类型的儿童文学而承认多元，正确归位，所有的纷争就可以“烟消云散” 现在看来，我、邱建果、曹文轩、李学斌之间，有一点认识是相同的，即认为杨红樱作品无法与经典儿童文学相比（这正是我作对比和论证的目的） ；儿童文学界不必也不应对这样的作品“趋之若鹜” 至于将其归为哪一类，那还可作深入讨论（我觉得李学斌的四种分类还存在缠夹，如“类型”与“商业” 、 “大众”之间就有明显重叠） 。

当然，也有论者对杨红樱作出了极高评价，李学斌文中就引用了白冰的话：“‘淘气包马小跳’系列是艺术含金量、文化含金量、市场含金量三者统一的优秀儿童文学原创作品 ”白冰文章尚未见，权将此话聊备一格 2004 年底，由团中央等七部委联合发起“未成年人发展论坛” ，在上海分论坛的发言中，方卫平首次提出目前国内的儿童文学创作正处于低谷，我在发言中作了响应，并作出进一步的论证许多媒体对此作了报道12 月 26 日《新民晚报》在“谈话”版刊出了会上发言，我名字下有这样的话：“儿童文学创作正处于近年来最低落的状态儿童文学创作没有出现特别重要的作品，也没有多少新人涌现少儿出版中的所谓畅销书，主要是两种：简单搞笑的系列书（如杨红樱的作品）或成套推出的‘青春文学’ （其实是写得相对干净的通俗软性读物） ，它们都不是真正的儿童文学 ” 至 2005 年夏，情况仍未有根本的改变，童书出版物在上述两方面的跟风克隆有愈演愈烈之势9 月中旬，在上海的一次研讨会上，作家彭懿指出：“刚刚结束的少儿图书订货会上，一眼望去，花花绿绿的几乎全是杨红樱的书 ”“杨红樱的图书是畅销书，充其量只能是读物我们不是要贬低杨红樱的书，但是，杨红樱几乎占了儿童文学作品的半壁江山，一个人的创作在整个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占有如此地位，这到底是好事还是一种悲哀？”我则重述了半年多前的看法，认为“中国儿童文学目前已经陷入最低谷” 。

9 月 20 日《新闻晨报》对此作了报道 这些发言很快受到反击在北京的一次会上，樊发稼“怒斥上海某些评论家无视儿童文学近些年来的进步，认为在他们眼中，国外月亮就是比中国圆，是自轻自贱” （见 2005年 11 月 29 日《 中华读书报》 ）并把他们称为根本不读作品却妄下结论的酷评家12 月 20日《文艺报》发表李东华的文章《2005，儿童文学的新声音》 ，文章一开头就说了一段与樊发稼几乎一样的话：“2005 年的儿童文学是沉稳的……不像一些不阅读儿童文学作品就敢妄下断言的酷评家所说的，我国儿童文学正处于低潮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年以前，阿川在批驳阿甲时，一开头就说的话：“阿甲先生是‘卖书人’ 、 ‘爱书的读书人’ 、 ‘阅读推广人’ ，也许是平时事务太多，加之童书又是‘相当初级的’ ，阿甲先生没有时间细读，或者是不屑于细读，他对原创童书所作的评判在我看来显得轻率和不负责任……”值得想一想的是：为什么一有人提出批评，马上就要断言他是“根本不读作品”或“没有时间细读”？这样说有根据吗？难道读了作品就只能说好不能说坏，不能有与自己稍稍不同的见解？ 关于童书评价体系的论争2008 年秋天，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一个有关杨红樱作品的研读会。

在所有新闻中突出报道的，多为浙江少儿出版社副社长郑重的发言 《中华读书报》10 月 15 日头版，刊发了题为《杨红缨引发书业界反思童书评价体系》的会议新闻，主要内容是郑重和北师大教授王泉根对杨红樱的评价报道中出现了一些很有趣的推论比如，郑重说：“在职业的出版人看来，如果作品不具备内在的特质，即使花十倍以上的推广力量，也不可能获得畅销；即使内容尚可的作品，在推广上不惜血本可让其畅销三五月，但绝不可能像杨红樱作品那样，畅销三五年甚至整个 2000 年代 ”于是他认为， “断言杨红樱的畅销仅是‘商业化的畅销’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这就很奇怪，为什么畅销时间一长，性质就变了，就不能再说是“商业化的畅销”？商业化就只能“三五月”？这是不是受了中国图书大多短命的影响？事实上，畅销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商品有的是就说咖啡吧，现在八十岁以上的人，有很多都能记得儿时听到过的麦氏咖啡“滴滴香浓，意犹未尽”的广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难道这种咖啡已不是“商业化的畅销” ，而真的转化成伟大精神产品了？真正的畅销肯定要有“内在的特质” ，靠人为硬做出来当然不行，但这是什么特质？还不就是畅销的潜质，亦即商业化的特质吗？ 当然，书业界有“畅销”和“长销”的说法，但概念的转换不能改变事物的性质。

何况杨红樱的畅销记录并不是指她哪一种书，而是她历年所写各种书的总和，所以，说“高产加畅销” ，也许更准确些 王泉根教授说得更实在，他的开场白是一个实例：“前不久在江西南昌举行的全国少儿图书交易会上，一位民营书店经理说：‘杨红樱三年不写书，我们卖什么？’ ”这太说明问题了：作者快写，出版社快出，零售商快卖，这不正是典型的商业行为吗？ 应该说，杨红樱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拉动了中国童书的出版和销售，这是一件大好事，零售商和出版社感谢她，更是无可非议然而，因为她商业上的成功，就一定要“反思童书评价体系” ，要承认她的作品是“优秀的儿童文学” ，要文学批评界改变“评价标准” ，这就有些荒唐了我甚至觉得，其荒唐程度不亚于一个人当了总统就一定要高等学府授予他名誉博士学衔事实证明，这些出版者对于过去有的评论家（比如邱建果、李学斌等）把杨红樱定位于“商业化写作”是并不满意的，它们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将其树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样板” 其实，商业上的成功，与作品文学性强不强，本来就是两回事文学性要通过艺术分析来把握，商业成功要通过市场来把握想通过市场来把握文学性，是不可能的市场上畅销的书既有文学性强的，也有正好相反的，这一点也不奇怪。

文学性并不是畅销的必要条件所以，你可以怀疑批评家对作品的艺术分析有问题，但你还是要通过更有说服力的、更深入作品实际的艺术分析，来取代那种过时的不合理的批评，而不是借用市场上的成功来说事，更不能用零售商要货的话来取代艺术分析对《哈利·波特》那样的作品何尝不是如此？谁也没有因为它的全球畅销就说它文学性强；我倒是写过赞扬它文学性的文章，我用的也还是艺术分析，并不与它的畅销混为一谈但面对商业性和文学性都远不能和《哈利·波特》相比的杨红樱的书，出版者却提出了非分的要求 郑重有这样一段话：“为什么在严肃的儿童文学评论体系指导下，作家们并没有写出很受欢迎的作品？而能让亿万小读者疯狂着迷的作品却恰恰受到主流评论界的批判？”这实在是很大的误解批评家并不能指导创作，创作是作家的工作批评总是第二性的，批评家的作用小得很，他只能在创作发生后，作一些分析而已，也许相当于化验师吧通过投入的审美体验和艰苦的论证（其中包括对大量作品和过去的审美经验作细致比较） ，发现作品的美点和独创性，指出它艺术含量的高下，当然也可指出由艺术所表达的思想的含量，这就是他的工作提醒一句，那些不以艺术分析为基础而经常下一些空洞的大结论的批评家，往往是可疑的；那些自以为是创作指导者而爱在作家面前指手画脚的批评家，更不要轻易去相信。

或者也可以说，批评家相当于品酒师，你不能因为没有酿出好酒，就迁怒于品酒师的存在你也不必因为品酒师说你的酒味不醇，就怒不可遏他公布的不过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你完全可以设法把酒味搞得更好些如果一桶酒卖得很好，而品酒师说不好，也不要一定以为是品酒师的错他有自己的工作准则和工作尊严，他的工作具有独立的性质，他不是你的推销工具很可能有些品酒师为生产商所买通，什么酒都说好，但这样的人总是长不了的，因为他已沦落为酒商的跟班 既然有不同的打分，就有人爱判定对错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有一种危险的倾向，就是现在的很多人，总以为市场是第一的，或惟一的：什么东西，市场好，一切好；与市场有矛盾，那一定是另一方的错这种思路的实质，就是我们过去常常批评的“金钱至上”和“金钱万能” 上海作家孙顒在一次发言中说，现在对于金钱至上的批判太不够了，甚至还不如 19 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们这一提醒非常及时，简直可说是如雷棒喝因为商业的需要，就希望文学批评能改变声音，这事实上是要将批评纳入整个商业运转中去（就像现在有的批评家正做的那样） ，这种非分之想正是金钱至上的典型表现 “商业童书”的来临我发现，在此之前，我们其实并没能对杨红樱的作品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位。

它代表着一个新的事物，这是随着书业的高度市场化，随着出版社的改制而到来的它的最合适的名称，应该就是商业童书 本来，儿童文学都是为儿童而创作的，是“为了儿童”的在这一点上，大家的起点一致市场经济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