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事学看杜甫诗歌的诗史特色.docx

从叙事学看杜甫诗歌的诗史特色一、杜诗在中国叙事诗中的历史地位笔者按照叙事的特征和基本要素（事件、情节、叙事者、人物行为者、时间、 空间等）｛1｝，对《杜诗全集》一千四百多首诗歌进行了初步梳理，发现有以下特 点：一是杜诗中完全具备叙事因素的叙事诗大概只有五十多首左右，在其全部诗作 中，大概占到了3.5 %左右;二是单个事件的叙事诗歌大概有六十多首，占到其全 部诗歌的4.4 %左右;三是感事、抒情的篇章大约占了全部杜诗的60%以上，是杜诗 的主体，即大部分杜诗叙事诗的叙事性比较微弱杜诗虽然不像西方史诗一样具有 严格的叙事要素，但却是一部拥有精炼的具备叙事基质的几百首叙事短诗的集合 体，尤其是他创造性地赋予了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的叙事功能尽管 具备了叙事特性的诗歌只占了杜诗的极少部分，但杜诗的叙事特征极大地展现了中 国古典叙事诗歌的特质，在中国叙事诗中占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二、难解难分的“我”与“他”叙事“视角”和“聚焦”是叙事学的重要理论基石如果说“视角”是关于文 本“谁在叙述”，即谁在运用语言的问题，那么“聚焦”则是文本中具体的“谁在 看”、“谁在感受”事件的问题对杜诗的叙事诗歌进行视角和聚焦的研究是十分 必要的，因为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叙事视角和聚焦能显示出作者看待事物不同的方 式和价值观，从而使一首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占据独特话语结构的独特的“这一 首”，并散发出其隽永的艺术魅力。

杜诗叙事诗中存在着作者与叙事者之间自由转换的现象杜甫本人有效地利用 了各种各样的叙事者来进行叙事，如胡应麟赞他写人：“每读篇，无论其人履历， 咸若指掌，且形神意气，踊跃毫楮，如周■写生，太史序传，逼夺化工 ｛2｝尤 以“三吏”、“三别”为代表，《垂老别》和《新婚别》，分别涉及婚礼和老人， 它们以人生最重要的婚礼和最应该尊重的老人的遭遇为代表，典型地说明了当时整 个社会纲常的破坏程度以《新婚别》为例，首先是“我”的总的看法，“兔丝附 蓬麻，引蔓故（一作固）不长”;然后清晰表明了叙事者的转变和游动，叙事者从“我”转移到新娘，“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这样的转变表现了从全知视 角向限知视角的转移，全知视角通常表现为外在于文本的叙事者（作为“作者的第 二自我”）清楚所有事件的前因后果，而限知视角则常表现为诗人在文本中主动暴 露自己的身份（作为事件参与者身份出现的“我”）通过这样的转变，作者把信息 的控制和发送的权力交给了诗中的“新娘”，假托她的眼光来叙事和评价这样， 以新娘自己的出场，以新娘自己的话语来叙事，视角得以实现从全知的作者到限知 的新娘的转移，从而为同一事件增加了两种视角，传达了多个社会层次的人对现实 的感受，达到了他们之间情感相互印证的目的。

显然，视角的转变增强了叙事诗的 真实感和可信度而《垂老别》“通篇皆作老人语”，是以某个老人作为叙事者的 第三人称叙事和评价该篇中作为作者的可靠叙事者“我”始终没有出现，而是以 一个虚拟而概括的“老人”的限知视角来叙事和聚焦末尾老人自我劝慰、论及生 死，“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摧 肺肝”，这样的叙事从一个老人口中娓娓道来，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其效果明显比 使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者“我”更加直指人心，胜过了 “我”再出场的累赘《征 人》也是化为“征人”语，以假托的“征人”来叙事而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中，则是直接出现叙事者“我”，写“我”的经历和感受其中也能辨别出由作为 叙事者的限知视角的“我”到全知视角的叙事者的变化（如最末一段）此时，作 者、叙事者、行为者在话语和故事层面实现了直接和高度的统一 《佳人》 也是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自由转换的一个典范比如首句“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 谷”，是全知全能的外在叙事和聚焦紧跟着“自云娘家子，零落依草木”则转变 为“丽人”的“她”的叙事，聚焦也从外在聚焦转变为“她”的内在聚焦：“关中 昔丧乱，兄弟遭杀戮而接下来的“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

世情恶衰歇，万 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自宿”，这几句似乎 可以看做是“佳人”向作者的哭诉，是佳人的叙事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可能是佳人的感叹，但更可能是“我”的总结和评 述待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这又是“佳人”的叙事，而“摘花不插发，采 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则转为“我”的评价，叙事者再从内转向 外叙事者和作者的感受与情感始终呈现为相互环绕、相互印证的状态这样的叙事特点与西方叙事学对叙事者的认识是有些背道而驰的：“一部叙事 作品的（实际的）作者绝对不可能与这部叙事作品的叙述者混为一谈｛3｝而作者 和叙事者之间难解难分的现象在杜甫的叙事诗中普遍存在在德里达宣称“本文之 外没有任何东西”，罗兰 巴尔特宣告“作者死亡”之时，本文仍执著于通过建立 叙事者与作者之间的真实关联，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恰恰是因为抛开在普遍文本 分析模式下强调叙事者、轻视作者的过度分析，使得我们相信杜甫诗歌里所叙述的 历史、政治、事件、人物、感情和经历并非只是西方经典叙事学“语言决定论”视 野下的一个具有融通一致性的符号系统，而是带有人类心灵感验的全方位性的视 界，只有严肃地、设身处地地去体认这种作者的自我概念，才能体验到那种虽无缘 得见、却深蕴其中的“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

三、“他”为“我”言的叙事方式这个问题实际已经受到了历代学者的关注如王嗣赞杜诗叙事：“非亲见不能 作，他人虽见亦不能作……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年之泪｛4｝这说明 了作者本人亲历与感受力、认识深度的重要性，提出了作者本人重要性的问题如 刘开杨的《论杜甫的“三吏”、“三别”》｛5｝中关于《潼关吏》“请嘱防关将， 慎勿学哥舒”的“嘱”究竟是谁发出的争论，以及《石壕吏》中诗人本人以及其他 诗中人物“真实”问题的争论无疑，“叙事人”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区分素材和文本的意义更加明显文 本的叙事人和文本的作者是存在差异的作者常需要委托叙事人来叙事，事实是作 者只可能是一个（或综合的一个），但杜诗中的叙事人却是复杂多样的，在文本中呈 现为无数的“他”，而作为叙事者的“我”也只是无数的叙事者中的一个叙事者 是话语的掌控者，叙事者自己的逻辑和话语才是他希望表达的“真实”内容要达 到“真实”叙事，让叙事人按照自己的习惯方式、生活背景、身份特点、男女性别 等来言说就是文本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而杜诗善于把直观的叙事者直接引入叙 事，让“他”来组织整个叙事，选择其他叙事者，连接所有事件的功能;而把隐含 的作者暗暗镶置于文本，赋予作者实际掌控话语的权力，实现对思维逻辑、价值意 义和情感走向的最终评判。

其特点是作者可以随意选择所需素材，叙事者组织这些 素材，可以自由进出于文本中，可以随意对文本中的事件进行评价和总结，以保证 作者的声音通过叙事者最终达成表达“真实”的需要由此，杜诗叙事文本的叙事 似乎同样可以简化为如下的公式：｛我叙述：［我认为：（我听说的这件事情 是……）也就是说，叙事文本尽管表现出了复杂的众多叙事者的声音，但最终通 过这样的公式揭示了，所有的叙事文本实际上都是“我”在叙事这种外显的“他”内蕴着“我”的结果是，使得作为叙事主体的“我”和 “他”、“他们”常常发生交叉和重合杜甫怀古写人，“往往不以所赋昔人为 主，只是就中拈到与自己的生活思想相契合的一节，从而写出抚古伤今的怀抱” 这也就是说，“他们”常常是“我”，而 “我”也常常就是“他们”这样， “才能够把古人舒臂夺来，作自己诗中的宾客｛6｝在《兵车行》《佳人》和 《北征》等作品中，作者借用 “行人”的口吻进行描述这样的问答“似乎只是 借鉴赋的主客问答体，把自我分成两部分，一借‘行人'口吻述世情，一以诗人身 份发感慨｛9｝这样，类化的人物毋宁说是作者的另外一部分而已之所以要使 用类化的人物，无非是利用其他叙事者的出场，通过他们来讲自己的话和感受。

也 就是说，这样的类化人物的存在是为了证实扩大的“我”的合理性他们的经历和 情感始终围绕“我”要叙述的经历和情感展开所以，在这类的文本中，“他们” 的存在是为了“我”而存在的于是，杜诗叙事者缠绕在“我”和“他们”之间，诗人对叙事者“我”的定位 始终是现实可感的真实存在我”一会儿是作者的第二自我，一会儿是叙事者， 一会儿是聚焦者叙事者在文本和素材层次，在话语和文本之间游走，呈现为一个 “我一他一他们”的联结状态、关系状态他”人之事与“我”的感受是密切 结合的，“他”人之事即是“我”之事如《过宋员外之问旧庄》中以“零落”作 为连接二人的相似点这样的特点也可以从上文对《佳人》的分析中看出又以 《石壕吏》为例，诗中通过老人、征人的“他”进行叙事，《兵车行》将千万个 “征人”集中于某个虚化人物来叙事虽然，其中没有“我”的明确出场，表面上 看来这仿佛脱离了作者，但却深刻表达出杜甫所关注的并不是一个或单个的人，而 是对于整个社会文化事件和百姓疾苦的强烈注视这里的“他”其实是 “他 们”，是对叙事人和聚焦者的具体心理、情感的参与性和模仿性的体验这样的叙事方式和特点，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更接近现实的历史的作者，另一方 面则从多个视角开启了我们对事件历史的多角度的真切、完整的体验和认识。

自传 不再完全是“自传”，同时也可能是“他传”;作品不再仅仅是作者的，也是“他”的和读者的，作品的叙事感染力因此得到增强这种“我一他一他们”转换 流动的叙事主体的运用，成为“诗言志”和“诗缘情”相结合的绝佳方式我们在 读杜甫的叙事诗时，常常犹如在看一部“戏中戏”，远景是人生如梦般的戏台场 景，近景是梦如人生的鲜活世界，所谓“诗史”之包容性、展演性、历史性、情节 性皆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