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召天下文学方术士”至“焚书坑儒”.doc

悉召天下文学方术士”至“焚书坑儒”摘要：在秦构建帝国一统的进程中，曾试图通过“悉召天下文学方术士”的文化怀柔而“兴太平” 然而，由于价值取向的分歧，秦帝国政权不断遭遇士人“异说” ，最终，帝国威权以“焚书坑儒”回击之这不仅宣告了秦帝国初期文化怀柔政策的转向，也揭示了士人与政权之间由春秋战国的“为帝王师”向专制帝制内的“为君之臣”的关系转变 关键词：秦政权；悉召文学方术士；焚书坑儒；士入；文化政策 在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帝国――秦朝“短命而亡”的批判中，其作为西戎之国的严刑峻法、文化专制往往是首要，而典型的例证则是“焚书坑儒” 其实，在秦帝国构筑大一统政权过程中所择取的文化政策，并非一开始即欲将士人置于政权的对立面两者之间实则经历了一个从怀柔与期待至冲突、对抗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既有帝国维护威权政治的考量，也有士人在社会已然转型过程中却对自身价值期待恒一不变的原由所致本文拟从此角度管窥秦政权与士人关系的演变 一、秦初“悉召天下文学方术士”的文化怀柔政策 　　成就帝国统一大业之前的秦作为关西一隅之诸侯国，在文化序列上往往被关东六国“比于戎、翟”而耻与之这一方面源于“内诸夏外夷狄”的认知，另一方面则是因秦重军功、尚耕战的文化传承与法家文化取向所致。

随着秦政治、军事上统一步伐日益彰显，其当政者也开始重新思考帝国文化意识上的方略，尤其是应如何将以齐、鲁为代表的关东六国悠久深厚的文化传承延揽入帝国政权具体言之，则是落实为如何对待作为承载诸子百家之学的士人问题 在诸侯纷争的战国， “士人”对于诸侯而言，可谓是制胜的重要法宝 “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 ，故战国时期七国虎争天下，莫不以招四方游士为要其时秦国虽还是地处西隅的诸侯国之一，但“自穆公至于始皇，皆能留心待贤，远求异士” 相较于关东六国，秦国举贤纳士的力度更大，范围更广，“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 ”秦重用四方宾客士人最终获得了丰厚回报：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最终，因着“听众人之策” ，秦实现了“乘六世之烈而吞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 所谓的“众人之策” ，即来自四方宾客士人的谋略建议我们可以看见，在成就帝业的过程中，秦国对于各方士人是倚重、礼遇的，即便在因怀疑“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而意欲“请一切逐客”时，最终考量到如若“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而“乃除逐客之令” 作为秦帝国的开创者，始皇还在其幼年之际，亦开始招纳士人， “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秦王……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 ” 其时士人在建功立业为帝王师的理想憧憬下，亦是欣然向秦的李斯，楚国人，却驰骛为秦王“舍人”： 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作为楚人，李斯却毅然前往西戎之秦，缘由在于秦强王贤，可以成就天下一统的帝业， “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

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扫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 ”成就天下一统的万世之伟业，不仅是统治者的政治憧憬，亦是渴望为帝王师的士人们的政治理想对于此时秦统治者与士人之间惺惺相惜的关系，有学者以为， “历史的嘲弄常常是双向的一方面，它固执地将秦的统治者铸于士的对立面，从而与东方那些温良谦逊、恭敬文雅的士的保护人、赞助者明显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自由度相对最大的战国末年，士人们几乎是完全自主地选择了秦王，向他献计献策，帮助他完成统一大业，甚至帮助他灭亡了自己的国家 ”这说明，在相当一段时间，秦政权虽然奉行商鞅重军功、尚耕战的法家思想，但对于土人是倚重、礼遇的，而士人对被视为西戎的秦国亦是心向的公元前 221 年，当秦最终扫定六国，建立起庞大的武功帝国后，为了弥补自身作为西戎之国在文化历史、文化内涵上的先天不足，秦在文化上实行了对关东六国尤其是齐、鲁之士开放、容纳及礼遇的政策这种文化怀柔政策主要表现在博士员的设置上博士， “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 ”王国维先生在《汉魏博士考》中指出，秦博士员七十人， “其中盖不尽经术之士……殆诸子诗赋术数方伎皆立博士，非徒六艺而已。

”即是说，秦帝国置博士，有儒学之士、亦有方术、道家等其他诸子之士博士员的设置，是帝国统治者拟图将春秋战国的私家养士制度一变为王朝养士，将以儒生为代表的士人延纳进入大一统的体制之内，从而与帝国政权一统相适应的文化政策上的举措 除了“广置博士员”外，秦帝国的文化怀柔还表现在最高统治者的不断向东巡游秦始皇在位十多年，很重要一事项是巡游四方，尤其是向东巡游在帝国建立后的五次巡游中，有四次是在东南方之濒海地区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于是乃并渤海以东，过黄、睡，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 　　二十九年，始皇东游……登之罘……刻石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门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至钱塘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 　　在舟车极其不便的古代，这么频繁的出巡，政治目的十分昭显始皇的这一行为，一方面是彰显了其“对东方宗教文化的一种礼尚之意” ，但更“应当是始皇试图文治天下，兴太平，拉拢关东六国土人的政治宣传与举措” 或许正是秦帝国之初的这种文化怀柔，加之其成就的“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统一伟业，故士人们对这一新的帝国是充满期待与认可的 “天下之士” “斐然向风” “罔不宾服” 。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此翻称诵者，不仅有法家者李斯，亦有儒学之王绾， “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皆日” 一定程度上言之，在帝国之初，政权与士人之间这种双向期待与认知应该算是较为同步的 二、士人“异说”挑战帝国威权 历经“周秦之变” ，国家一社会从二元一体变为二元对立 “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 ， “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这是绝对服从、秩序与专制的政体形式，是一种与“处士横议”的春秋战国迥乎不同的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表现在政治领域是血缘政治的淡化，思想领域的表现则是承担意识形态功能的礼乐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脱节，出现意识形态危机 　　意识形态是社会对自身的自我意识与自我表述，是受到权力支持的占支配地位的信仰系统，其功能是为既存的或构想中的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作解释和论证，并为之实现提供策略，它是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为此，代周而立的秦帝国需要一套能够论证、支持自己统治的信仰系统，这个系统不强调统治的有效性（实然）而是它的合法性（应然） ，这就需要从道义层面来解释、论证秦帝国的合法性。

然则，其时帝国采纳的用来论证新帝国合法性的阴阳家的五德始终论不仅忽略了对于权力道德来源的论证，且其“五行相胜”的结果是对法家思想的坚持之所以要强调权力的道德来源，是因为历史地看，经过周秦之变，西周的宗法制在表层政治结构上被郡县制所取代，但在社会的深层结构中依然具有宗法势力继续存在的土壤，宗法制社会形成的民众心理对王道政治伦理还保持着相当的认同感正是这种认同感，造成了秦帝国中的以儒生、方士为代表的士人“异说” 首先，随着秦帝国的建立，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作为儒生们安身立命的礼乐文化也遭遇为新生帝国立论的五德终始论和法家文化的排斥在面对“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秦帝国政权的如何建构上，儒生作为西周宗法礼乐文化的承载者，对于滋养礼乐文化的分封制自然青睐有加为此，儒生们一再向帝国统治者禀呈分封制的合法性 　　帝国之初，作为儒生的丞相王绾就进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 ”儒生们希望新生帝国与故周一样，分封天下与之相反，作为法家代表的廷尉李斯则日：“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

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两种体制的择取分歧，实则是各自所代表的文化取向（礼乐文化与法家文化）在政治体制上的显现而始皇帝最终“廷尉议是”的首肯则明确表明了统治者的择取意向只是，这并没有让儒生士人就此止步，依旧固执的呈己所见乃至其后当仆射周青臣进颂“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时，博士淳于越驳斥其为“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此处，分封与郡县的政见分歧已经演化为政治道德评判 郡县制并非秦帝国的产物早在战国诸侯纷争的时候，作为关西一隅的秦国就已经实行之 “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 ”相对于分封制而言，郡县制更能有效的保障最高统治者意志的贯彻与执行，因为在郡县制下，各级官吏不再单纯从血缘亲属中产生，而由皇帝直接任命，对皇帝负责官吏与皇帝之间首先和主要的是君臣关系故对于专制集权的秦帝国而言，这是历史的自然的逻辑的选择然则，固守西周礼乐文化的儒生士人却依旧沉湎于分封制所带给他们的“处士横议”的价值存在感，在天下已然一统的政治土壤上依旧喋喋不休的宣讲着分封制，这自然成其为“异说” 。

儒生们不仅在体制上屡出“异说” ，而且还对象征帝国威权合法性的“封禅”讥议之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 ”招揽儒生议决封禅祭祀之事，一定程度上显现了帝国统治者对于儒生以及儒生所承载的礼乐文化的重视然而，儒生关于封禅却是人言人殊，不仅“繁琐” ，且“各乖异” “难施用” ，因而受“绌” ， “不得专用于封事之礼” 对此，儒生则以舆论话语的“讥之”回应“既绌” ，“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儒生讥议封禅这一行为，不仅是对始皇帝所开创的“自上古以来所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伟业的否认，更是对于秦帝国一统太平合法性的质疑，因为“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 ， “易姓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 封禅，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宗教祭祀活动，更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昭告儒生这一继分封“异说”之后的“封禅”之讥，无疑是直接挑战了帝国一统的政治威权 士人除却对于秦帝国体制、合法性上进行异说讥议外，还对于帝国最高统治者――始皇帝进行道德品评与非议在帝国统一大业的推进过程中，其时还是秦王的始皇对于大梁人尉缭表现了相当的礼遇，不仅“从其计” ，还“衣服饮食与缭同” ，可谓“亢礼” 。

然则，作为士人尉缭的回应却是，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 ” 　　而曾经被始皇帝施与重金寻觅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