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阶层衰落化过程中的乡村政治.doc

士绅阶层衰落化过程中的乡村政治作者：李涛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1 期本站发布时间：2010-5-23 9:39:58阅读量：76 次摘 要:士绅阶层是影响乡村政治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在晚清科举废除过程中,其作为社会文化重心的独特地位逐渐被动摇随着民国时期新教育的不断扩张及新知识阶层离乡步伐的加速,乡村士绅出现了严重的侵蚀化现象优秀分子的离开及乡村管理者的食利倾向使得士绅群体迅速劣质化,整个乡村政治处于破产和崩溃边缘 关键词:士绅阶层;乡村政治;乡村整合作者简介:李涛,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省情研究所教授 310012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说过,“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传统社会的中国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诗人白居易曾在《朱陈村》的诗中描述了传统乡村聚族而居的景象:“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黄鸡与白酒,观会不隔旬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由于聚族而居,人们共处于一块土地,分享有限资源,并以血缘为纽带,皇权、士绅与乡民,相互制约,形成一种动态平衡实际上,“直到近代……在中国乡村,小传统并没使价值观和城市上流社会的大传统产生分离”[1]33。

广大乡村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几千年来的城镇不过是这汪洋大海中零星散处的岛屿,基建于乡村社会而存在一、 传统乡村士绅阶层的基本形态我国传统乡村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性的组织系统,即以保甲制为代表的官方政治组织与以宗族、士绅为代表的非官方教化组织共同构成为了推行“教化为本”的原则,早在顺治元年(1644),保甲制就已开始在各地推行虽然清代保甲“重在户口、警察、收税三端”[2]204,但在实际生活中,亦承担着劝善惩恶、化民成俗的教化作用保甲长有宣喻教化本地乡民的责任,凡“读书苦斗之士”、“耐贫守节之妇”、“乐善好施之人”、“孝顺之子孙”等善行,保长要向知县公举凡违背教约,素行不检者,保长向官府检举后,官府“先以训饬,继以鞭笞,于户口簿内注明其劣迹,许其自新”保甲制对乡民教化起到了强制作用,“扶儒法之中心,备刑教作用而有之者,厥为保甲之法制[3]从这一角度讲,清代的保甲制实际上成为乡村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从思想上控制乡村社会民众,清王朝还建立了一系列民间组织来承担社会管理职责,主要是以士绅为核心的宗族组织作为一种在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建立起来的地方社会组织,宗族实际上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虽不属于行政体系,但所起的作用是行政组织远远不能比拟的”[4]11。

作为宗族组织的核心,广大士绅耕读在乡村,关心的事务也是乡村,包括意识形态教化、精英分子的养成都以乡村为中心清代一朝,浙江由士绅捐办书院的比例一直居全国第一例如余姚的朱氏饶有资财,广建义庄,还在绍兴府城建立专供族中子弟应考暂住的试寓在传统旧学教育制度下,整个教育一直以乡村为核心,“士兴于学,民兴于业,义田义塾之设,比比皆是”[5]354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国家政权对农村的整合控制能力有限,政权机构只到县一级,政府权威必须通过保甲制度与乡绅阶层的有效结合才能抵达乡村作为官方代表和村民代言人,士绅既能起到沟通上下的中介作用,又能维护基层社会的秩序长居乡里的士绅们往往成为乡村社会稳定的重心,尽管不担任公职,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在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可能比地方官员要大得多可以说,这些人成为了乡村政治的核心由于宗族在清朝社会的广泛存在,它对教化民众起了极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权力的空隙,成为农耕时代一个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的重要角色所以秦晖等人认为,传统的中国其实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6]3作为传统乡村的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士绅不仅是封建礼教文化的代表,也是政治权力的象征。

在地方上对声望、文化、经济等资源的垄断,使其成为占据乡间生活中心并拥有某种权力的魅力型人物学者顾公燮曾描述明代缙绅:“前辈两榜乡绅,出入必乘大轿,一如现官体统盖用锡顶,异于平民也[7]97 即使最低微的生员,也会在社会生活中拥有普通人没有的威慑力士绅与平民不断在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中区分彼此,从而共同维护各自在权力关系中的身份人们希望成为士绅群体中的一员,并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权力的合法性及权力关系本身因此,士绅权力下的每个家族村落都是一个天然的“自治体”这些结成为“蜂窝状结构”(Honeycomb-structure)的“自治体”共同构成了散漫、和谐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国传统科举是一种与皇权结构相互支持的选官制度,是传统社会一种独特的整合与凝聚机制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基本依循“贵而富”(即由社会权利而获取财富)的方向发展,“学而优则仕”固然可以立于庙堂之上,学而不优也可凭借已有的身份回到乡村社会控制基层权力,“二者巧妙地运用使中央和地方都能受统一阶层的支配”[8]167为此,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在研究中发现,明清时代宁波鄞县 48 个望族,总共产生进士 186 名,约占鄞县进士总数的 43.9%;这些家族的兴旺期平均长达 220 多年,一些家族的兴旺期甚至近 500 年。

他认为,士绅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主要基于家族传承与文化霸权两种策略长期以来,士绅大家族几乎整个占据了宁波政治领域的中心,正如家庭史专家 W.古德所说的:“在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9]166事实上,在我国传统乡村社会中一直存在着两种秩序与力量:一种是“保甲制”秩序或国家力量;另一种则是乡土秩序或民间力量前者是皇权的延伸,以官治为主体,是自上而下形成的等级分明梯形结构(Trapezoid-structure)的基础;后者以家族(宗族)为中心,以士绅为主体,是保甲官治与村落自治链条中的中介和枢纽作为大小村落中地方权力的实际代表,士绅阶层是一个“近官而又非官”的特殊群体他们往往以在野的政治权力参与或干预地方政权,其与国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对乡村社会整合与控制的有效性美国学者萧公权认为,士绅是乡村组织的基石,没有士绅的村庄,单凭借保甲力量是很难有任何高度组织性的有效活动实际上,即使是到晚清时期,在地方政权重建过程中,乡绅权力范围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从兴学办学到公共卫生,从道路水利到农工商务,从整顿集市到筹集款项,几乎无所不包,士绅实际上还是 19 世纪的晚清帝国整个乡村社会的稳定的重心(the center of society),所以胡林翼说:“自寇乱以来,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有为”[10]33。

二、 晚清科举之废与士绅的侵蚀化从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遭遇了一连串来自西方日益严重的冲击,传统社会遭遇到了“千古未有之奇变”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冲击了与传统遥相呼应的社会结构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清廷令“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停止”,沿袭数千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科举废除后,通向上层特权的对流途径被彻底切断;新学堂的兴起,不仅使受教育者大为增加,还加速了士绅阶层的分化进程在社会进步的压力下,各省“数万举贡、数万生员”不得不放弃曾经追逐的功名之途,转向能够捞取新社会资格的新学1907 年,即科举制度废除后两年,新式学生数即达 1024988 人此后仍每年净增 30 万,至 1909 年时竟达 1638884 人[11]67人心、世风、观念,乃至社会生活模式都发生了极大变化慈禧临死前曾大动肝火称:“乃比年以来,士习颇见浇漓或侮辱官师,或抗违教令,悖弃圣教,擅改课程,变曷衣冠以致无知愚民随声附和,奸徒游匪藉端煸惑,大为世道、人心之害[12]59新式学校在鼓噪一时的清末“新政”中经历了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旧学校被迫关门解散,新式学堂先城市、后乡村纷纷建立。

但新式学堂不但数量极少,而且学费高昂,许多穷人子弟因之不能顺利入学就读农村中比较有志力的分子不断地向城市跑,外县的向省会跑,外省的向首都与通商大埠跑”[13]238更为重要的是,地主不断通过租佃、商品关系和债务将大量财富抽往城市,资本也流出了广阔的乡村因此,费孝通、吴晗等人认为,正是新学教育发展加速了乡村士绅外流趋势,使得乡村社会受到前所未有的“侵蚀”,就像田纳西河谷在水利工程建成前的水土流失一样受到侵蚀的乡村日益贫困和衰落,一点生气也没有,可以说已经死了一多半,这正是城乡分离日趋扩大的明证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最早发生近代裂变的是官民之间的中介群体“士绅”中国传统社会约有 90%的士绅居于乡间大多数从政或游学的离乡士子,都将他们设在通都大邑的寓居视做人生驿站,最后都要返归故里而留居乡村的知识分子亦多设馆授徒,耕读教化乡里,稳守乡村社会重心科举废除中断了千年以来传统士绅阶层的常规继替,堵塞了由绅而官的便捷桥梁,乡间精英为寻找新出路不断外流,“轻去其乡的现象已一天比一天流行”[14]371海宁硖石镇的张宗祥,毕业后就不愿回乡,而去周边桐乡、嘉兴的学堂任教就某种意义而言,乡村传统领袖被分流到了城市而转化为新市民,而新学知识分子又无法与乡村社会水乳交融,士绅与乡村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在城市巨大黑洞吸附下开始被逐渐侵蚀化。

20 世纪初的乡村中国,其政权结构最大变革就是科举废除所引发的士绅阶层的衰落与蜕变科举在传统社会的确担负着承上启下的对流中介作用,其上及官方政教,下系士人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而科举之废不仅动摇了清王朝上层政治体制,也波及辐射到民国底层乡村社会结构随着那些有文化、能适应社会变化的士绅向城市的流动和新式知识分子在城市的滞留,使得一向把持基层政权的士绅阶层失去了基本的力量补充,从而使乡村政治的管理基础在不断冲刷过程中悄悄流失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指出:“当无论是城市精英,还是地方精英,都纷纷放弃基层农村的时候,那里便成为了革命的温床所有隐匿的豪杰、不法商人、匪盗之徒以及诸如此类人物都从地下冒了出来,填补目前统治者倒台所产生的真空”[15]176乡村破产在优秀人才流失和士绅素质趋恶中加剧,实际上形成了不可转逆的恶性循环近代与传统社会的一个明显不同,就是财富取向开始取代身份等级,固有“士农工商”的社会体系开始在晚清以后被“绅商”集团所逐步打破1900—1912 年间,随着乡村不断侵蚀化过程中民国政权的建立,士绅虽仍是乡村权力结构的主体,但此时士绅阶层构成的来源和出身却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向。

美国学者玛丽•兰钦在考察了晚清时期湖州南浔、青镇等市镇社会变迁中沈、庞、蒋等地方望族行为特征后发现,这些家族组织具有稳定性与变化性的双重性格他们在致力于举业功名的同时开始专注于商业活动,新商人与旧士绅在合作双赢中共同控制了地方社会事务萧邦奇的研究表明,到 20 世纪初,杭嘉湖地区的士绅们已大多拥有了商业利益当逐渐卷入商务领域后,富商无论有无顶戴,都可依凭功名之士履行绅士的功能……传统社会分界变得模糊不清,在语源学上表现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绅商’的命名”[16]60美国学者罗兹曼认为,直到科举废除前,晚清保持中央与地方之间平衡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那些受过为民效力理想教育的地方士绅但新学教育兴起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新式生活方式、活动范围以及西方理念的影响,都使得他们越来越远离乡村社会,并对所有农村和农业所急需解决的紧迫矛盾视而不见精英分子几乎全部远走高飞,剩下的或老病孱弱或能力低下一些能勉强维持家道不衰的,也因为对西学既难适应,而被指为抱残守缺的老朽之辈士绅的无能、迂腐和堕落一旦暴露,其在乡民面前树立起来的表率榜样形象就会顷刻间土崩瓦解传统时代基于文化、身份之差而形成的乡民对于士绅的敬畏,蜕变为基于权力压榨而形成的对“劣绅”集团的社会性忿恨。

农村矛盾的激化普遍以“绅民冲突”为内容展开,士绅“劣绅”化成为民国初期社会的一个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