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私人信函的史料价值.docx

谈私人信函的史料价值齐世荣2013-05-16 11:00:13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期内容提要：在私人信函中，写信人所谈自己的境遇、思想、心情以及对人对 事的看法，往往是在公开的文字中看不到的其中有关论学的内容，有些也是在 已发表的著作中所无的治史者应尽可能扩大史料范围，私人信函是应当利用的 一种史料关键词：私人信函史料政治人物文化人物作者简介：齐世荣，男，河北南皮县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本文所讨论者为私人信函，公牍除外在私人信函中，写信人所谈自己的境 遇、思想、心情等及对人对事的看法，往往是在公开的文字中看不到的，故在相 当程度上能透露历史的真相有关论学的内容，有些是在已发表的著作中没有谈 到或谈得不充分的，也可作为公开著作的补充治史者应尽可能扩大史料范围， 以便全面深入地了解历史，私人信函是应当利用的一种史料以下分政界、文化 界两类人物的信函，各择数例以说明之政治人物的私人信函1. 曾国藩关于淮军会剿金陵事致弟曾国荃书湘军和淮军是清廷赖以绞杀太平天国和捻军的两支主要部队淮军主帅李鸿 章原系曾国藩的部下，自领一军后势力日大，湘、淮两军的矛盾于是产生。

曾国 荃自同治元年四月（1862年5月）围天京后，久攻不克清廷连下上谕，催李助 剿曾国藩表面上欢迎淮军助剿，实则不欲他人分功他在致其弟曾国荃的几封 信中反复衡量淮军会剿的利弊，反映出这位宦场老手多么工于心计同治三年四月二十日（1864年5月25日）曾国藩致曾国荃书：“金陵之克， 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关于大名，吝之惜 之，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 一等大名之意弟前岁初进金陵，余屡信多危悚儆戒之辞，亦深知大名不可强求 今少荃二年以来屡立奇功，肃清全苏，吾兄弟名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 家门之福老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辞，大局无他变，即是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 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养身却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 [1]（pp.1113〜 1114）同治三年四月廿日夜（1864年5月25日）曾国藩致曾国荃书：“沅弟左右： 廿夜接十七夜来信，不忍卒读，心血亏损，如此愈持久，则病愈久愈深……余意 欲奏请李少荃来金陵会剿，而可者两端，不可者两端可者，一则渠处炸炮最多 而熟，可望速克；一则渠占一半汛地，弟省一半心血不可者，少荃近日气焰颇 大，恐言语意态以无礼加之于弟，愈增肝气，一也；淮勇骚扰骄傲，平日恐欺侮 湘勇，克城时恐抢夺不堪，二也。

有此二者，故余不愿请来与弟共事然弟心肝 两处之病已深，能早息肩一日，乃可早痊一日，非得一强有力之人前来相助，则 此后军事恐有变症，病情亦虑变症也特此飞商，弟愿请少荃来共事否？……弟若情愿一人苦撑苦支，不愿外人来搅乱局面，则飞速复函余不得弟复信，断不 轻奏先报①同治三年五月十六日(1864年6月19日)函：“夜来又细思少荃会剿金陵， 好处甚多，其不好处不过分占美名而已后之论者，曰：润克鄂省，迪克九江， 沅克安庆，少荃克苏州，季高克杭州，金陵一城沅与荃各克其半而已，此亦非甚 坏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少荃将 到之时，余亦必赶到金陵会剿，一看热闹也 [1](p.1124)同治三年五月十七日(1864年6月20日)函：“今日命纪泽赴金陵省视老弟 余于六月初间亦必往，兄弟畅叙届时少荃若到，余即在彼，不遽回皖如少荃 不到，余即坐轮船速归总之，弟以保身为主无论少荃与余会剿与否，于弟威 名微减，而弟之才德品望毫无损也 [1](p.1125)李鸿章当然了解曾氏兄弟的心理，一再表白绝不染指他在同治三年四月二 十四日(1864年5月29日)上曾国藩书中说：“前廷旨有令敝军会攻之说。

鄙意 苦战日久，宜略休息，且沅丈劳苦累年，经营此战，一篑未竟，不但洋将、常胜 军不可分彼功利，即苏军亦需缓议是以常州奏捷后，不敢轻言越俎疽'[2](p.310)以上数函透露了湘、淮两集团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 内情，颇具史料价值2. 郭嵩焘论洋务书郭嵩焘，字筠仙，是清朝洋务派中最有见识的人顽固守旧派对他百般诋毁， 斥之为“汉奸”光绪元年八月八日（1875年9月7日），清廷下诏命郭嵩焘出 任使英大臣兹择郭氏使英前后书札数通，以见其洋务见解及遭顽固派围攻的情 况郭嵩焘于光绪二年十月十八日（1876年12月3日）自上海启程赴英履任行 前曾致两江总督沈葆桢二函二年正月初十（1876年2月4日）一函云：“京师 士大夫务为虚骄，横生议论，不一考求事理，视前二十年之见解无以易也又 云：“彼土人才，实胜中国，为能养之而使尽其学，用之而使尽其职也 [3]（pp.246〜247）同年十月初五（1876年11月20日）即将出发前，又致沈一函， 内云：“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 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英使且以谢过为辞，陵逼百端衰年颠沛，乃至此极， 公将何以教之？” [3]（p.247）郭嵩焘抵伦敦后，于光绪三年二月杪（1877年3月）致李鸿章一长函，盛赞 英国政教风俗，并痛斥中国士大夫吸食鸦片，甘心陷溺，恬不为悔。

郭氏力陈铁 路、电报之利，应急图内治以安富强之基：“此间政教风俗，气象日新推求其 立国本末，其始君民争政，交相屠戮，大乱数十百年，全若尔日（George）而后定， 初非有全德善教累积之久也百余年来，其官民相与讲求国政，白其君行之，蒸 蒸日臻于上理至今君主以贤明称人心风俗，进而益善 “窃谓中国人心有 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 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 耻，耗竭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 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 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 公愤者曾劼刚以家讳，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是 甘心承人之害以使腹吾之膏脂，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 “窃 以为方今治国之要，其应行者多端，而莫切于急图内治以立富强之基如此二者 （指铁路、电报一一笔者），可以立国千年而不敝其为利之远且大者不具论也， 其浅而易见者有二利：中国幅员逾万里，邮传远者数十日乃达，声气常苦隔绝 二者行万里犹庭户也，骤有水旱盗贼，朝发夕闻，则无虑有奸民窃发称乱者，此 一利也。

中国官民之势，悬隔太甚，又益相与掩蔽朝廷耳目，以便其私，是以民 气常郁结不得上达二者行，官民皆得自效，以供国家之用，即群怀踊跃之心， 而道路所径，如人身血脉自然流通，政治美恶无能自掩，则无虑有贪吏遏抑民气 为奸利者，此又一利也 “论者徒谓洋人机器所全，有害地方风水其说大谬 修造铁路、电报，必于驿道，皆平地而为之，无所凿毁往与宝相（即宝鋆 一一笔者）论今时洋务，中堂（指李鸿章一一笔者）能见其大，丁禹生（即丁日昌一 一笔者）能致其精，沈幼丹（即沈葆桢一一笔者）能尽其实，其余在位诸公，竟无 知者宝相笑谓嵩焘既精且大嵩焘答言：岂惟不敢望精且大，生平学问皆在虚 处，无致实之功，其距幼丹尚远虽然，考古证今，知其大要，由汉、唐推之三 代经国怀远之略，与今日所以异同损益之宜，独有以知其深窃以为南宋以来， 此义绝于天下者七百余年，此则区区所独自信而无敢多让者也 [4]（pp.188〜 195）光绪三年九月初五（1877年10月11日），郭嵩焘自伦敦寄朱克敬（香荪）一 函，亦论及洋务：“往常论近日考求洋务三人合肥伯相（李鸿章）能见其大，沈 尚书（沈葆桢）能得其实，丁中丞（丁日昌）能致其精吾于合肥及幼丹、禹生诸君 无能为役。

精神才力，穷极推求，亦万不能逮独所及见透顶第一义，则亦有诸 公所未及者……自谓考诸三王而不谬，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于悠悠之毁誉何有 哉！然其所以犯骂讥笑侮而不悔者，求有益国家也，非无端自取其声名而毁灭之 以为快也 [5](pp.68〜69)统观以上数函，有可注意者三事其一，郭嵩焘在信中称赞英国“人才实胜 中国”，“政教风俗，气象日新”他不仅在私人信件中这样说，而且在《使西 纪程》中公开写出类似看法这是顽固守旧的士大夫所最不能容忍的他们认为 西方国家除“船坚炮利”一点外，其他方面都远不如中国，终究是没有教化的“夷 狄之邦”其二，顽固派昏庸到连轮船、火车、电报都不能容忍的程度，胡说什 么机器有害地方风水来自顽固派的阻力很大，这一点可于光绪三年六月初一日 夜（1877年7月11日）李鸿章复郭嵩焘信中看出信中说：“自同治十三年海防 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 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文祥）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 凤、于莲舫独痛诋之曾记是年冬底赴京叩谒梓宫，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 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

复请其乘间 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6]（p.75）其三， 郭氏认为举朝通洋务者不过三人：李鸿章、沈葆桢和丁日昌李见其大，沈得其 实，丁致其精他虽自谦不如以上三人，但又自信地说自己独知其深，所见透顶 第一义则是他们所不及的这并非狂妄自大之词，因为他能认识到西洋国家政治 教化修明，自有其立国之本这不仅是顽固派所绝对不承认的，即使是其他洋务 派人士也只认可西学可以为用，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和文明这个“体”则是不可动 摇的根本3. 樊增祥致张之洞密札樊增祥致张之洞密札，作于光绪十六年九月十三日（1890年10月26日）， 即将出京以知县赴陕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樊在密札中详述他在津通过张佩纶 （已为李鸿章婿）疏通李鸿章与张之洞之间关系的情节，以邀宠于张这一部分内 容，今天看来史料价值不大但密札中还谈到京师官场中贿赂公行和纵情观剧的 腐败情况，可供后之治史者参考，不失为光绪朝之良史料也兹节录有关内容如 下：“受业樊增祥谨禀，夫子大人钧座：敬禀者……都门近事，江河日下，枢府 唯以观剧为乐，酒醴笙簧，月必数数相会南城士大夫，借一题目，即音尊召客， 自枢王以下，相率赴饮，长夜将半，则于筵次入朝。

贿赂公行，不知纪极，投金 暮夜，亦有等差近有一人引见来京，馈大圣六百（大圣见面不道谢），相王半之 （道谢不见面），汶长二百（见面道谢），北池一百（见面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 则了不过问矣，时人以为得法然近来政府仍推相王为政，大圣则左右赞襄之， 其余唯诺而已高阳与北池缔姻，居然演剧三日，习俗移人，贤者不免，仍今信 之祥与比邻，不堪其扰 [7]（pp.383〜389）密札中之大圣指孙毓汶，相王指礼亲王世铎，汶长指许庚身，北池指张之万， 腰系战裙者指额勒和布，时均为军机大臣孙、许甚得那拉氏信任，孙尤掌权， 故行贿者馈金数目以孙为最多，世铎次之，庚身又次之，之万为殿额勒和布廉 洁自守，故行贿者未登门此札还道出清朝枢府唯以观剧为乐，置政务于不顾的腐败情况当时正是皮 黄、秦腔全盛之时，那拉氏尤嗜皮黄，上行下效李鸿藻（即札中所称之高阳） 号称清流领袖，因与张之万缔姻，亦演剧三日按：清末王公大臣酷嗜京剧，有 人且能登台一试身手如军咨府大臣（约相当于参谋总长）贝勒载涛曾从京剧名家 学演《贵妃醉酒》的杨玉环、《芦花荡》的张飞和《安天会》的孙悟空，一身兼 习花旦、花脸和武生三种角色入民国后，名武生李万春的《安天会》一戏系由 载涛所授，可见载涛当年在京剧上下了多大功夫。

如是，他又如何能有时间专心履行其军事职责呢？ [8](p.253, p.245)仅从贿赂公行和日以观剧为乐、纵情为长夜之饮两个方面，。